OJ‧教我寫詩的地方

智慧的灰廟不必由我們建造給
發病的年月，從這裡開始，不必
戴著眼淚或是灰塵，然而這悲哀的嘲弄
思緒，是時刻的逼迫嗎？
──渥雷‧索因卡(Wole Soyinka)《獄中詩抄‧囚犯》

如果我說當兵的日子很像坐牢，曾在監獄度過一晚的你，會不會覺得太矯情了？事實上，很多台灣人民也都經驗過同樣的苦悶吧。因為歷史是那樣寫的，說我們曾經做過反攻大陸的春秋大夢，因此每個生長在這片土地上的男孩，必須被訓練成一支人人都能打仗的部隊。

回部隊的途中，握著你的獄中筆記，我在搖晃的車體裡感到一陣眩暈與疲累，不知是即將收假的苦悶症候作祟，還是那幾張寫滿了你前不久在香港抗議的心情，不過是幾張薄紙，握起來卻有如一世紀的歷史般的滾燙與沉重。而我所能想到的是，再過幾個小時就又要回到軍營裡了，每次公車門開啟的聲響，簡直就像嘆息一樣。

我在軍隊裡看到新聞報導，得知台灣學生也因為參與前往香港反WTO的抗議而遭到逮捕與起訴；後來又過了一個禮拜得知你也曾遭逮捕時，你早已回到台北。

這年頭，軍隊「進步」了許多。部隊裡重視人權的程度，足以消彌我閱讀白色恐怖歷史而來的被害妄想。後來進了後備學校受訓，課餘時我們竟也有機會觀賞影片。有趣的是，縱然國軍向來視共產黨為假想敵，主張共產思想的革命英雄格瓦拉卻一度成為國軍弟兄觀賞的電影主角。

在充滿拉丁式熱情的配樂中，阿兵哥們隨著剛從醫學院畢業的菜鳥醫生在旅途上的遭逢一起悲喜、憤怒、與憐憫。格瓦拉不戴手套與麻風病患握手的那幕，說電影造作也好，最起碼讓我們不會忘記這個世界曾經因為某種正面的人性而有過一點點希望。影片結束時，大家在三千公尺慢跑場上討論了起來，「麻風病怎麼傳染的？」「台灣有醫院嗎？」

有的，台灣跟一些古歐洲的電影裡演的一樣，曾經識麻風為骯髒至極的傳染病。在台北跟桃園的交界處，更準確的說，也就是新莊與迴龍之間的山坡上，那座從日治時期興建的樂生療養院，曾經就是人人畏之懼之的麻風村。

我在部隊裡，收到朋友傳來樂生療養院被定為暫定古蹟的消息。那晚，我埋在棉被裡望著手機簡訊無以入眠。麻風病院的存廢問題，從無人過問，到後來院民到日本去打贏了一場官司，並且幾乎將捷運工程阻擋下來，也許可以號稱是台灣的病友權益運動最重要的一役吧。

「要了解一個民族，不能只靠參觀天主教堂、當地的神廟、博物館或什麼聖母顯靈地，這些只停留在表面。醫院裡的病人、監獄或是警察局裡的犯人，憂心忡忡的路人身上，才能表現出一個民族的真正靈魂。」革命者的名言印在某電視台製作的節目海報上，這是如何巧合的事？樂生院事件與格瓦拉，彷彿同時跳入台灣媒體一向頹廢臃腫的記憶裡頭，頓然成為正義的象徵。

初進大學時，在書店購得一本傳記，紅色封面是留著滿臉落腮鬍，雙眸炯炯閃耀著革命氣息的頭象，作者的前言是這樣寫的：「對被壓迫大眾的關懷，在台灣的人醫生是一種驕傲的施捨；為被壓迫者去搞革命，在台灣人的心目中是瘋子。」我曾在某個捷運出口見過這位作者，他叫楊碧川，頭髮蓬散留著山羊鬍，是位自學的歷史學者，著作量可觀，據說以前是因為政治事件而坐牢。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對關於「獄中日記」這類的文字，有種浪漫的想像。譬如德國神學家潘霍華、捷克總統哈維爾寫給妻子的信箋，譬如台灣的高俊明牧師或是奈及利亞的索因卡，他們充滿信仰力量的禱詞與詩句。當然我不會忘記抵抗日本殖民的醫生作家賴和，那句「誰知到處人爭看，反似沙場戰勝歸」的豪情，簡直如號角般召喚著我的靈魂回到那段風起雲湧的過往。

曾也經歷牢獄，如今在東台灣耕耘的散文家陳列卻這樣寫下他的無怨無悔，「生命裡的某些東西已經中止或完全死去，勢必隨感受而來的自憐情緒常會把人擊垮，對牆內的生存造成力量的損失，唯有使自己的心境進入心理學家所說的最後的妥協期，接納事實並調整自己後，才不致於發狂或活的很苦」。也許，一個人在被全然隔絕，與外界的時間突然斷裂後，才得以在生命的種種牽掛中的裂隙，提煉純淨的自由意志吧。

我想起的還有麻風病人。他們被制度強制隔離，被群眾厭惡排斥。心理學者說，面對疾病，一開始是傷心痛苦、再來是氣憤，然後討價還價，最後終於妥協。但你可知道，那其實是種粗操的理論。

如果讀過意義治療大師維克多‧法蘭可在集中營的著作，就不會同意妥協這種心情。他在集中營裡無時無刻地觀察，並且保持著將來要將他所見過最暴烈、最齷齪，還有最光明的人性寫成書的小小的希望。他將見聞與啟示寫在小紙片上，即便赤身露體慘遭毒打也要用盡一切手段來保存。後來寫成《意義的追尋》一書，影響了千千萬萬嚮往自由的青年。我想，法蘭可從來就沒有妥協過吧？賴和說，「是！我們都是精神病者，所以要和世間隔離，需住到監獄中去」，這豈是單單向命運妥協就能恍然了悟的心情？那麼，樂生院的院民呢？

W，你可知道我自從開始當兵以來，每天都是在憤恨裡度過？一開始是教育班長對新兵的怒言相向，後來是上級長官的冗長講話。新訓同梯弟兄說，每當背著步槍前往遠處打靶，穿過軍營大門的鐵蒺藜，內心會湧起無限自由的感動。而我總是無法不在乎在軍中所見的各種矛盾，尤其是黨國時代的權力與意識的殘跡，以及至今已經昧於事實的矯情口號。

你說，在香港監獄裡頭，你見識到韓國人民如何神色自若地將監獄當做早已習慣出入的旅社。一個人的力量是很小的，但是他們面對監禁，從容地利用衣物與行李，鋪成可以隨地躺臥的臨時枕頭。他們輪番而有序的各自搖動鐵柵、沉思與睡覺。對他們來說，抵抗不是一種狂暴的行動，不是傲岸的道德光環，而是一種樸實的生命哲學。

W，我想你一定是和我一樣，無法忘懷那年我們在南投的營地裡，起草一份鼓勵青年學子們出來投票的宣言吧。當時，作為學生，力量微薄的我們究竟要如何跟一股集體的虛無對抗呢？即使當時，族群意識被政客煽動得瀕臨瘋狂，若我們都還感受得到歷史的餘溫，我們就能同理，那樣的瘋狂，豈不是無力者被權力有形無形的殘跡給逼迫而生的嗎？

每天清晨，當天還是暗的，我們在集合令的前一小時猛然驚醒，開始慌張地折棉被。輕鐵製成的上下舖床架被我們急促又魯莽的軀體搖晃著、碰撞著，發出聲響彷彿囚室之間的欄杆。我們被迫沉默，在那些疾言厲色的威嚇下，沒有人敢從軍隊中那種粗魯又自稱雄壯威武的沙豬文化中突圍。最後，我們只能私下抱怨，你一句我一句地，「他媽的真機巴」，「幹！」

即使制度宣稱著一個自由民主的太平盛世，卻無法粉飾埋藏在歷史碎片底下的沉悶與恐懼。因此被壓迫的人民，在長期被掠奪了一切可以發言的力量後，只能殘存最粗操的語言。

W，你的日記寫的大多是被逮捕的過程。你們被辣椒水與棍棒攻擊，在「觀塘法院拘留所」，被搜身並且取走了眼鏡與水。甚且，你們理應具備的幾項權利，譬如要求通知領事館或親友被羈留的情事、提供食物及茶點、水、律師名單等等，在那寒冷的一夜完全被漠視了。

說了這麼多苦悶與困惑之後，我無法還能唐而皇之地告訴你，是否終有一天我們可以突破監禁。但我想起一部無厘頭的英式喜劇電影。故事是這樣的：英國農村的一介小民，住家因政府興建公路而被迫拆除；正當他躺臥在怪手前以肉身抵抗暴政時，一個朋友跑來告訴他，別在乎這件小事了，因為再過幾分鐘，地球將被毀滅，因為地球正位在星際軌道的預訂路線上。

我們就是如此被層層的監牢所圍困著，就像樂生院的存廢問題，在社運的圈子裏再怎麼被建構出一個道德正確，也無力扳回整個城市向「拼經濟」這種集體無意識的傾斜。又假若國家統獨的爭辯最後終於理出一條通往「和平」的康莊大道，全球化底下的貧富不均也許更令民生無以為繼。

但我們終究無須過於傷悲。即使我們被歷史囚禁著，最重要的一點仍是，我們知道我們被囚禁著。知道自己被關著，換句話說，就是知道這個世界猶然存在著一個更快樂的圖像。我們對那個圖像的奢望，是穿過囚室欄杆的隙縫照射進來的幽幽微光。

當我們在層層的圍困裡稍微掙脫了一小步，也許是手銬鬆了，腳鏈解開了，我們可能享受著一時的欣喜。但又因為我們知道這個世界的層層鐵幕的真相，以致於我們也無須太過驕傲。

我們凝視囚牢的角落，看到到許多的不公不義，也感受著伴隨著它們的憤懣悲傷。但使我們有力量的，是一點點作為生者的恩典，作為行動者的存在感，而那也就足夠了。就像你在手記中提到的，「因此我決定跟台灣多個工運團體一起到香港發出我們的聲音，一種卑微但不卑下的聲音，因為這些卑微的聲音累積起來的能量是巨大的！」

W，這個世界不停地前進，我們的生命也從生下的那一刻起，就奮力地向死亡奔去。此刻的你我，都是終將被遺忘的歷史。但你在香港告士打道上受的傷，或是我們曾在凱達格蘭大道上的吶喊，還有更多朋友們向戰爭發出的怒吼，是否會讓多一點人有了生存的喜悅？

因此，這個世界會不會因為我們的短暫參與而稍微改變了它運行的方向，似乎並不是那麼重要了。我們的聲嘶力竭，痠疼的臂膀與雙腿、傷痕與淚水，給了我們的，是一種繼續以卑微的姿態容身的真實。

也正因為那樣，即使我們永遠置身在歷史的監牢裡，我們仍有理由相信一個自由之境的到來。而事實上，即使我們的肉身被鐐銬著，即便層層牢籠不可能被一一打開，也能任憑思緒穿過高牆，飛向無邊的太平之洋。只要我們存著一股率真的相信，自由之鐘便悄然地在灰暗的角落響起，永恆不歇，泰然迴盪。

註：
今天得知獲台北文學獎，將此文貼出。文章是以東吳大學的朋友晟瑋為對象所寫的書信體。去年冬天一場在台北的讀書會，拿到晟瑋寫到香港抗議WTO被捕的日記，有感而發寫了這篇文章。
照片：樂生院(攝影A-KA)

（收錄於2006台北文學獎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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