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J．候診室

疾病診斷，是件需要小心翼翼的事，因為除了顧及生理問題，也需要瞭解症狀背後社會心理層面。小範圍者譬如家庭暴力的虐待，大範圍的就如工業社會的職業傷害；我們不再只是探究個體的病理變化，而需要檢驗暴力結構的不當對待。對於精神科醫師而言，疾病診斷也不單單呈現個體的精神病理狀態，而需要探究疾病背後的社心壓力。比如說，我們會擔心，一個受虐婦女如果只是被下了憂鬱症的診斷而無其他記錄，疾病反而會成為一個施暴者用以合理化其行徑的擋箭牌。而這樣的問題，似乎也存在於媒體橫行下，許多人性闕如的報導中。

在台灣社會裡，我們常遇見許多憂鬱症的患者被迫接受治療，卻難以介入導致個案發病背後複雜的社會關係。由於我們對精神疾患的瞭解常常僅限於標籤式的理解，自然就無法指出，當陳幸妤小姐被周刊揭露尋求精神科幫助的背後，其實有一個更加病態的暴力結構，正藉以合理化其行為模式。講白一點，媒體獵奇般的心態，刻意放大陳小姐「失控」的情緒，事實上是，媒體本身的失控在先，對一位身心正常的平民百姓進行精神虐待，卻見獵心喜地將受害者抹為病者。

台灣媒體向來就習慣在調查尚未明朗前，先選擇標定善惡，依其好惡塑造聖人與罪人。近來由於陳水扁幾乎成為社會公敵，媒體甚至完全放棄了曾經追求的自律準則，毫無節制地醜化個人。身為台灣公民，已然難以藉由現存的主流媒體去理性瞭解公共領域的議題。電子媒體的發達雖然聲稱捍衛群眾知的權利，實際上，觀眾卻被媒體所掌握即時的控制權給推往更邊緣的沈寂角落。我們只能無奈地著看著媒體吹捧其塑造出來的明星，或鞭笞被刻意扭曲形象的丑角。

媒體刻意拼貼陳幸妤小姐在螢幕前的激動形象，並塑造其病人的角色，這和光會指責受虐者生病的加害人心態，其實是有異曲同工之處的。令人擔心的是，當所有情緒激動者都被輕易地被標定為需要治療的病人，這樣的報導，很可能會簡化個案是否需要接受治療的觀念，固化固有的暴力關係，並且讓加害者永遠有理由拒絕改變。我們不禁要說，請各位記者放手吧，該接受矯治的不是陳小姐，而是掌握鏡頭與麥克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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