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J．候診室

這陣子喜憨兒事件引發了不少討論。還不熟悉這件事的，這裡先做個前情提要，就是說，台北市議員陳永德、陳義洲、歐陽龍、陳惠敏上午召開聯合記者會，指控喜憨兒基金會每年營業額900多萬元，而喜憨兒卻只領基本工資最低時薪66元。議員們批評基金會把喜憨兒當成廉價勞工，以公益名義行圖利之實。而許多媒體也粗操地直接以「剝削」來報導此事。

而事情演變的相當快，喜憨兒基金會這幾天陸續接到客戶取消訂單、捐款人止付，影響片甚鉅。今天喜憨兒福利社會基金會董事長蕭淑珍忍痛宣布，即日起關閉新竹5個庇護工作站，明年4月將關閉北市府工作站，基金會十年來的耕耘如今面臨最大的危機。而這也意味著，數百位喜憨兒可能就此頓失生機。

ROACH寫了一篇《時薪66元的喜憨兒，被剝削了嗎？》，其中的論點是認為在這個事件底下，不應該以勞資的關係來看待「庇護商店」。其他有些討論則針對在資本主義社會底下，able/disable被定義與被期待的矛盾。Timo在討論裡提出兩個選項：「一，因為他們是disable，所以大家用一種施捨贊助的心態來賣來買。二，認為他們不完全是disable，所以，他們也可以拿出該當的勞動力成果出來賣。」我想這些討論並不至於衝突，問題出在我們應該循著什麼脈絡來談？存乎著怎樣的期待來談？

其實，這些議員的動作，豈不仍是台灣社會烏煙瘴氣的政治秀罷了？自命為正義之士憑藉著貧乏的公義想像，到處「踢爆」，幾乎是台灣民意代表的標準動作。但真正令人無奈的是，許多重要的公共議題，都只能透過這些滑稽的政治秀才獲得重視。然後，常常又因為政治人物的過頭作秀，使得嚴肅的公共哲學與政策問題的討論，在一開始就被帶向難以收拾的一團爛仗。

這次，很諷刺也很慚愧，竟然是這樣政治烏龍，才讓迫使我自己去思索身心障礙者在able與disable的看待之間，所應該被定位的「人的價值」。如果我們一開始就將身心障礙者視為disable，而必須透過慈善救助來實踐社會正義的話，那麼類似喜憨兒基金會這樣的組織，或是其庇護商店，或許沒有存在的必要。相反的，如果我們真的也很嚴肅認真地反省，認為不應該以施捨同情，而必須看待他們與一般人相同，是為能夠付出勞力的勞動者話，或許也可以理直氣壯地要求讓他們擁有「公平」的勞動條件。

就是因為這中間的認定是如此不單純；因為身心障礙者的身分，被夾在不那麼able也不那麼disable中間，因此才有庇護商店的存在。庇護商店的存在，意味著身心障礙者是處在"to be able"的位置，既不是完全沒有社會功能而需要社會的憐憫與救助，也不完全是倚靠勞力換取薪資的勞方。可以確定的是，我們的社會面對身心障礙者，雖然有不同程度的認知，不過在政策上，距離一個人人享有平等的工作權的社會，仍有漫漫長路。更何況，除非是身心障礙者本身或家屬，以及比較有sense的工作者；處在資本主義邏輯益發理所當然的社會裡的一般民眾，仍因為身心障礙者的低產能，而較易傾向將其拒於門外。

而我們應該怎麼看待這次的喜憨兒事件呢？對我自己來說，這個事件讓我進一步重新檢視自己過去對於弱勢者個想像，以及社會正義的理想構圖。我相信許多人對於如何定位弱勢者的問題，早就已經有相當深刻的研究與辯論。而我也相信這樣的思辯，也會成為提供給工作者的意見與反省。可是當我們處在資本主義排山倒海而來的社會底下，這些反省的聲音就格外顯得弱小，而某些時後甚至會覺得有點過於理想天真。

Judie在討論裡說，「絕對不可能釐清所有原則後再來工作。都是得在『做』中且戰且走。」也正因如此，這裡面帶出來的許多價值辯論，其實都格外的珍貴。我們所面對的並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而是正如易叡在討論中所提到他在精神科工作，日間病房的咖啡屋「被迫停業」的經驗；「好了，都不論這些病友是able還是disable，不管資源分配。那幾天真的很難過，你看著他們的愁容，怎樣跟他們解釋說，地方是怎麼沒的？怎麼跟他們解釋，沒關係我們可以東山再起？這種膠著便成了一種倫理的處境，一種沒辦法『治療』的脆弱景況。」

是的，這就是我們所面對的倫理困境。縱使我們背後有多麼高大的理想推動著我們的一切行動，或決定著我們的判準。當所有理想抱負在面對膠著的難題當下，變得英雄無用武之地，逼著我們同時激起各種與我們的認知相互矛盾的情緒時，我們到底該如何「讓事情變得更好」？

其實在這個事件裡，我們很難一下就確定喜憨兒有沒有問題，但問題更在於，縱使有問題，也應該是整個社會文化的問題。不過很明顯的，整個事件裡面，這些台北市議員給了社會最糟糕的示範。他們將倫理困境改成道德問題，一再複製這種無法解決問題的「踢爆文化」，最後被剝削的其實不是他們所「關心」的喜憨兒，而是脆弱的人性。他們習慣迫使社會裡其中一些角色俯首認罪，來成就自己作為正義化身，而脆弱的社會往往就是被這些自恃給擊倒。

也許我們應該鼓勵大家開始去習慣一個沒有答案的社會。這個社會已經有太多真真假假的專家與道德家，卻缺乏哲學家；因此當我們面對倫理難題時，並非缺乏知識和良心，而是缺乏整合問題的勇氣與冷靜回應的態度。所謂沒有答案的社會，不是鄉愿，也並非拒絕尋找問題的出路，而是先收斂起孰對孰錯的傲慢，然後讓這些不同的價值觀慢慢在謙卑的理性思維裡發酵，如此才能鍛鍊出更為堅強的社會體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