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J．候診室

和M很興奮地討論她做的一個惡夢。她說夢中，發生了一個人人視而不見的事件。一群人在聚會中照常談笑嘻鬧，彷彿什麼事都不曾發生。直到有人問起身旁的朋友：「你剛剛過來別墅這邊的時候，有沒有看見什麼？」

夢裡的背景音樂嘎然停止，所有人一致看著那人，等候答案。那人答道：「沒有……」一陣長長的沉默後，有人開始憶起，「當時好像有個小男孩」；「恩…我好像也有看到一個男孩，看起來正要過馬路的樣子。」另一個男人說：「那個時候後面有輛車開得很快……」後來一個女人說：「不，不是……」，「他快要到達另一端的時候，卻不小心被東西絆倒，整個人往後跌……」

夢的尾端氣氛詭譎，瀰漫著恐怖的心情，一位中年男人卻說：「我以為那不是真的……」

彷彿是一個情境倫理的討論題材。一件事情的發生，究竟為什麼要刻意視而不見，還是大肆渲染？而它們各自的目的又是什麼？這兩種極端，在我們的世界裡比比皆是。

一向對於二二八歷史耿耿於懷的我，自然頗為激動的回應。如果對照著人類歷史，這個夢，幾乎直接指涉著有關談屠殺/戰爭的見證。然而，一個歷史事件在每個人的心中，究竟以怎樣的「真實」來呈現，顯然不是簡單訴諸一個「真相調查」就能輕鬆結案的。

一部記錄著三一九總統槍擊案以及總統大選後，支持泛藍政黨的群眾在廣場集結的激情時刻的紀錄片──《景福門日記》上映了。導演李家驊這麼說：「我無從判斷槍擊案的是非，但寧願相信是真的，也相信泛綠陣營有以此事件操作選舉。」

縱然每個人對當時的社會局面都有所定見，但導演的「寧可信其有」，以及鏡頭下奮力抗爭的阿伯阿姨們的神情，卻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需要被理解的心理狀態。

我永遠記得還在高雄讀書時，有一次突然興起「回去」父親口中鹽埕老家的念頭。父親總是回憶，當初與他們相鄰不遠的，有音樂家蕭泰然，有寫「台灣自救宣言」的彭明敏。從來沒有見過父親口中那棟小小六坪住著十個人的老家的我，在電話中與父親確認過地址後，終於忍著心頭的翻騰，凝視這棟記憶著家族故事的矮屋。

這段「尋根」的過程並不困難，沿著日漸沒落的鹽埕五福老路，經過那些仍保有日文招牌的紀念品店以及酒吧，不禁會想像起日本商人與美國大兵往來於此的盛況。

然後走到了光榮街，轉進小巷，樸舊的街屋在晚風裡顯得蒼涼。老家則坐落在光榮街裡，必須再穿越一個因森穿廊後的隱密之處。

這個穿廊的建築主體，竟然是一棟國民黨的老黨部。瞬時間，我感覺置身在一個與自己身體難以勾連的時空。從來沒想到，在長輩口述中一家窮苦度日的老屋，竟然與現實的理解中，這個充滿迂腐與權力墮落的基地，如此緊緊相挨。

而張貼在黨部穿廊牆上的，是密密麻麻，由黨部發行有關總統槍擊案真相調查的報紙。在夜色底下，這些字已經過於細小而難以辨識，但整個身體卻圍繞著一股深厚的信仰，也就是相信槍擊暗作假，必須起而抗爭為中華民國圖存而戰的氛圍。

坦白說，這樣的衝擊，是極其令人難受的。然而，我突然意識到，整個台灣社會，何嘗不是充滿著無以量計的信仰衝突。誰真誰假？誰對誰錯？如此的辯論充斥著我們的閱讀平面與生活空間。而事實是，真正的加害者與受害者，已經隨著時間而飄遠了。這個時代縱有立場之分，也早已很少有人有意圖傷害之嫌了吧。

有部在台灣僅僅透過小型影展上映的電影，是艾騰．伊格言（Atom Egoyan）執導的"Ararat"。Ararat是亞美尼亞人心目中的聖山；艾騰．伊格言作為亞美尼亞人，將電影以「劇中劇」的巧妙呈現，訴說土耳其人屠殺壓美尼亞人的歷史，以及兩族的後代見證歷史的反省與困境。

電影裡演的其實是一個「拍攝電影的過程」，其中扮演凶惡土耳其人的演員，作為加害者的後裔，向一位亞美尼亞後裔(再片中飾演一位紀錄片拍攝者)說，「讓我們忘了這一切，好好的生活下去吧。」而亞美尼亞青年則說：「你可知道當年希特勒如何說服他們屠殺猶太人嗎？他說：『有誰會記得亞美尼亞人呢？』」

我們不得不佩服艾騰．伊格言的反省深度，因為片中除了陳述兩族後代的原罪與仇恨，導演安排了亞美尼亞青年遠赴亞美尼亞人逃難前的歷史之境，回程進入機場海關的橋段，為他所看待的歷史下了註解。

在青年的回程中，被當地人託付幫忙帶回「影片膠捲」。入關時，年老將退的海關警察對青年展開他這輩子最後的盤問。青年很激動的向警察訴說他前往歷史現場的動機，而老警察基於他掌握了青年的繼妹有販毒前科而懷疑那些被人託付帶回的膠捲，其實是海洛因。

他們在案室裡打開片盒，老警察問：「你為什麼還相信這是底片？」青年回答說：「因為你沒有開燈。」

即使到了最後一刻，老警察終於查出片盒裡裝的是海洛因，但他仍然讓青年入關。他一輩子在懷疑別人，卻在值勤最後一天，諒解了(或者該說「感動」呢)他人心目中堅定不移的「相信」；即便那個「相信」是錯誤的。

Ararat這部電影，在台灣翻譯叫做《A級控訴》。而這樣的翻譯，也突顯了我們整個社會在面對歷史問題時的笨拙，也大大扭曲了導演的原意。

對照著記憶，對照著M的夢境，對照著電影，也對照著台灣的歷史。我們不禁要覺得，我們把「真相」看的過於簡單，把人性看的過於堅強。總是在「不可遺忘歷史」的聲聲呼喚中，我們失去了同理他人信仰的可能。我們仗恃著歷史的正義，卻無視於人性在真理之前相對的極其脆弱。

記憶留給了我們原罪。而記憶伴隨未曾淘洗過的仇恨，並且也一面喪失著人與人之間的理解，變成難以搖撼的信仰。於是每個人都宣稱擁抱社會公義，卻失去同理他人信仰著另一種真理的複雜過程。最後正義無從伸張，卻只能干戈相向，自取滅亡。

延伸閱讀：
打開心門，讓對立的空氣對流--《景福門日記》觀後(bich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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