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J．候診室

（本文跟Harry和寫）
旅英期間，拜訪了蘭大弼醫生(Ｄr. David Landsborough)。蘭醫生父子在台灣從事醫療傳道的故事廣為周知，然而以往只能在彰基舉辦的大型場面見其本人，或是在歷史文獻裡風聞有他，求學時偶與蘭醫生通信，能體會他關心後輩的熱心，這次拜訪才領教他說話的風趣。我們在附近的超商買了一些食材，做好一鍋海鮮粥後，佐以台灣茶，就在餐桌上聊了起來。我們不經意問起了蘭醫生有關人民「創傷」(trauma)的經驗，但蘭醫師似乎沒有聽懂問題的箇中內涵，卻想起了二次戰末的往事。

那是在1945年左右的一個晴天，蘭醫生還在福建泉州服務，有一天看見一個「莊腳囝仔」仰頭望天，其餘路人也不禁仰頭觀望；當時蘭醫生也「有樣看樣」跟著抬頭看，竟看到了幾隻白鳥排成整齊的隊伍緩緩東飛，原來那是從中國西南基地起飛的美軍B-29轟炸機。「彼時因為飛ka真高，聽boe到引擎e聲音」，蘭醫生當時的心情真是百感交集。「我一面歡喜，因為想到戰爭就要結束，但是因往東西邊飛，就是要去炸台灣，」蘭醫生說，「hit時想到佇台灣e朋友，我小漢鬥陣e囝仔，kap阮老爸鬥陣作工e朋友攏佇彼(hia)......」；講到這裡，蘭醫生竟然難過得說不出話來。當下我確定了一件事，那是老人家因為「愛」而激動哽咽。

許多研究醫學史的有心人們，開始以有別於教會自己寫史的方式，查考文獻或記錄口述不遺餘力，漸漸為台灣現代醫療拼補出更多元的史觀。譬如在傅大為教授著作《亞細亞的新身體》裡，也記載馬偕如何在他的回憶錄裡鄙夷台灣茅塞未開的人民，如何一舉拿下欺侮自己的「萬惡之都艋岬」。晚近的醫學史觀，受到以傅科思想為主的論述影響，因而殖民帝國的行徑一經揭露，許多曾被我們以「愛」來詮釋的行動，幾乎也能以另外一種價值觀來批駁，這無疑值得為教會做傳者加以參考。

我們以無條件的認同為前提，往往會誇大某些史蹟。譬如老蘭醫生「切膚之愛」的故事(1928)，彰化基督教的網頁上說：「這種手術在一九二八年代的世界醫上，還是一件罕見手術」，但「罕見」的客觀標準為何？這個在古印度就曾施行的手術，在十七到十九世紀在歐洲也有不少醫師嘗試，其實並不像彰基院史所記載的，老蘭醫生所說：「這種移植補皮的手術，只是書本上的理論而已。」（當然，直到1943年才發現免疫系統導致了皮膚移植的排斥作用）「切膚之愛」的故事，最後造就了病童周金耀成為長老會重要的牧者，並成了醫院所倚重的傳道圖像跟精神象徵，這則往事的意義，絕對遠比「東方的身體被西方醫學的手術刀切割」這樣的結論還要深切（切膚之愛的切，其實借自成語「切身之痛」，此處的「切」，意思是切近，而並非切割。此外，此例被「切」的身體卻是自願挨刀的蘭醫生媽啊！）。

蘭醫生說，他原本不是要在台灣工作的。原先他是受教會差派在被稱作「自由中國」的地區服務，直到被共產黨趕出福建才來到台灣，所以這也豈不也是被迫「播遷來台」而非如彰基院史館寫「不約而同成為醫療宣教師，都選擇到彰化來」？但論者以帝國殖民主義來討論西方醫學如何傳入台灣，自然是一種合理的詮釋，然而對醫療傳道者本身，當時可有帝國主義者的自識(insight)與反省？種種看似意外的事件，在流轉的過程當中，如何被接受，被移轉，被抵抗，而成為一種新的泛式，這顯然需要更細膩的分析討論，否則，在我們大舉以話語、論述建構歷史意義的同時，極有可能忽略了醫學與宗教好意的初衷，跟濟世的本質。

「驕傲」的馬偕最後還是認同了台灣。他以<最後的居所>一詩表達對台灣難捨的情感，如此心境轉變看似複雜，但耶穌「要愛鄰舍如同自己」的誡命也足以說明了一切。而在Smitham微雨的午後，蘭醫生因為那段1945年的往事而哽咽無語。我們一開始慌張地想，要如何回應蘭醫生的老淚，但在那靜默的時刻，拜訪的聽者同時也溼潤了眼眶。同樣的靜默無語，同感同哭，那何只是回應一位老者，更涓滴地回應著遠去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