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J．候診室

在國光號車站排隊候補上車，人龍從上車處連接至售票櫃台前方。一位中年男子走向前來，對著隊伍裡的人們出示證件，口中唸唸有詞。

輪到對我講話了。「先生我快死了，請你救救我。」這位男子面容不算憔悴，但表情木然。我問他：「你生病了嗎？」他出示了重大傷病卡，上面寫著「精神疾患」。我腦海裡許多過往的思考轟然炸開，心想，那麼多來的關心與討論，就用在這一刻了吧。

他說：「我快死了，請借我一些錢。」但我想到的是，這位先生不會死吧。他應該沒有什麼內外科上的，或系統上的疾病；他體內畢竟沒有任何一個器官正在腐爛著，或是多少細胞正在啃蝕著生命的中樞。於是我竟然脫口而出：「喔，你有這個問題，但應該不會死吧。」

他當然是有備而來，也正如我猜想的一樣，「我快自殺了。」然而對於曾經看過的，那些在病房裡曾經因為試圖結束生命，或默默計畫走向死亡的人來說，「自殺」畢竟不是這樣用來交換人們的憐憫的。

於是我問：「你有什麼困難嗎？有沒有去看醫生？有沒有社工幫忙你？」他說：「我有去看醫生，社工沒有幫忙我。請借我一些錢。」

「我也希望可以借你錢啊，但是我現在也沒有工作。你想自殺，有告訴你身邊的任何人嗎？你朋友？有告訴你的醫生嗎？你的醫生是誰？在哪個醫院？可以告訴我嗎？」

我想確定他是不是真的有就醫。至少確定在廣漠的世界裡面確實能有一絲細線，能夠拉住這個卑微的生命。縱使，他不會死，縱使他宣稱要自殺，只是為了能夠索取一兩張用以果腹的鈔票。我甚至很不客氣地想，有沒有可能，他的作法「賺」到的錢，比更多社會底層的有薪階層還多呢？

我沒有辦法想太多。候補車票的隊伍已經開始向前移動了。我知道在這個都會裡面，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的朋友超過十萬人，而像他一樣的慢性精神病患者也超過萬人。而我即將搭車回去的城市，那裡也有約六千名慢性精神病患，而卻只有不到五十名精神科專科醫師鎮守當地（但現在國內已開始指稱精神科醫師已經飽和了，住院醫師員額縮減），更遑論體制下殘缺的社區照護系統了。

「我可以借你一百塊。可是你要答應我，如果有想自殺的困難，一定要跟你的醫生講喔。」其實我知道，或許他的問題不在自殺，而是失業。精神障礙的標籤貼在身上，在這個社會裡，能獲得的照護或福利，遠遠來的比他們被「正常」社會狠狠拋棄的少得太多。

我沒有回頭看他，但我知道他一定繼續朝著隊伍裡的人出示證件，然後接受更多以「騙」字視之的拒絕，和零星而尷尬的施捨。在這個模糊的灰色地帶裡，說他騙錢太沈重，但這種近乎乞討與施捨的關係，更絕非解決問題的辦法。

我還記得他最後問我的話：「你也是精神科醫師嗎？」我說是。我也騙了他。我還只是個挨家挨戶乞求給我一個精神科住院醫師職位的待業人士。

而多少次，那些也曾挨家挨戶申請醫院的過來人們，告誡著千萬不可在應試過程中透露任何不利條件，尤其有精神科的就醫病史（即使是看睡眠障礙？）。

在回程的巴士上我想著早上應徵的過程。主治醫師問：「你覺得成為一名精神科醫師應該要有什麼條件與特質。」幾乎每個人都回答：「我很會傾聽別人，我很樂觀」。而對於自己如何陳述在醫途上掙扎而決心投入一個將來也不會怎麼樂觀的科別的心路歷程，事後想來不禁對自己的天真露出苦笑。

「吳醫師你好，我是XX醫院精神科的總醫師，謝謝你今天來應徵，可是很可惜我們只有兩個名額……」車子還沒回到家，我卻馬上做了下個週末仍必須四處乞求職位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