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J．候診室

在昨天的聯合副刊，讀到朱天心所寫的《捍衛一株血桐紀事》，內容大抵是說惡鄰居侵占防火巷，明目張膽地蓋起違建，甚至一棵年事已高的血桐也面臨慘遭砍伐的命運。這讓我想起我們家十幾年前遇過的往事，住在後面的鄰居為了一小塊地與四邊的鄰居爭執，而十多年過去了，屋主也遠走國外。

朱天心的這段文字寫得令人動容：「在我們空前焦慮自己是個沒故事、沒身世、沒歷史的酖酖民族？島嶼？國家？酖酖的此時此際，難道我們甘心註定永遠是個樹小牆新、沒有積累、沒有記憶，因此對這個地方也沒有什麼不可讓渡的感情的民族？島嶼？國家？」

不過文章裡面有幾處，幾個段落，在我閱讀的當下並無法完全理解其落筆的用意與立場。第一個部份是她寫到：「後來幸虧有文化局長龍應台推動通過的〈台北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條例規定受保護的樹木標準如下：1.樹胸高直徑0.8公尺以上者。2.樹胸圍2.5公尺以上者。3.樹高15公尺以上者。4.樹齡50年以上者。5.珍稀或具生態、生物、地理及區域人文歷史、文化代表性之樹木，包括群體樹林、綠籬、蔓藤等，並經主管機關認定者。......進步的法令並不使社會自動進步，在某些還為數頗眾的人眼裡，這同時意味著，凡不符上述規定的，皆可砍可刨。...我們的那株血桐，便正面臨著這樣的命運。」

文章的前後文對照之下，讓人無法了解究竟朱天心如何看待龍應台的文化政策。如果就她所羅列的樹木保護自治條例，顯然指出了這個政策的粗糙。朱天心也明文指出「在某些還為數頗眾的人眼裡，這同時意味著，凡不符上述規定的，皆可砍可刨。...我們的那株血桐，便正面臨著這樣的命運。」但為什麼卻又要聲稱這是個「進步的法令」呢？

朱天心這篇文章也許寫的不夠完整，也稍嫌矛盾。有些地方還有點流露了作為文人的某種傲岸，譬如文章指出「這其中，我們那事業有成、純粹只是抱著回饋社會做社區實踐的我台大歷史系同學里長張小苑，也在她能力所及之處幫忙奔走，我們不免感慨，我們這個可能是文人密度最高的興昌里（南方朔、劉克襄、朱德庸、蘇偉貞、司馬中原、朱天文、唐諾、劉慕沙、成英姝、王蘭芬……和曾經的楊翠、劉還月、心岱、《達文西密碼》譯者尤傳莉、蔣渭水女兒蔣碧玉、胡蘭成），遇到此事，有理，合法，仍完全莫可奈何。」這段文字似乎要告訴我們，即便這個社區住了許多「文人」，面對惡鄰居還是莫可奈何。

雖然文章突顯了一介文人面對日下世風的無奈，但有一句話是很值得玩味的：「進步的法令並不使社會自動進步」。這令我們不得不去想，究竟一個社會要進步，需要仰賴哪些條件？如果一個社區裡已經住滿了一大群文人，而城市裡又有「進步的法令」的加持保護，那麼還有什麼條件闕如，以致於社會停滯不前無法進步？

一個社會的公民性格的養成也許涉及了許多條件，無論是政治的、階級的、乃至於歷史文化的種種面向的觀感與價值，必須經過繁複的交相辯論與涵養。但很可惜這篇文章只把許多還沒有加以考究的原因設定成了無法進步的結果。在「惡鄰居的恐嚇信與冥紙」、「公權力(進步的政策法令？)」、「一堆文人」這些角色之間，究竟缺乏了何種更深入的理解？或者充斥著太多過度自信的傲慢？顯然，問題不光是只能歸罪在那個壞鄰居身上的。

當然，「恐嚇信與冥紙」這樣的暴力威脅絕對需要被加以批判並繩之以法，但是若是作為「文人」，或是作為對「文明」有高度想像的人，顯然對這個社會如何進步，需要怎樣的驅力，還必須具備更敏銳的洞察力，並卸下對這個社會的輕視與敵意，才會不會在面對社會亂象時有如此深沉的失落吧。

延伸閱讀：
「台北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的內容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