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訊傳播的新世界

Herbst, Susan (1994) “History, Philosophy and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 in M. Levy and M. Gurevitch Defining Media Stud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文重點與感想：

現在傳播學術中對民意研究的主流論述，多集中在民眾意見與態度的集合，不太重視大理論的建構、政治哲學與基準對話等，以調查方法作為研究途徑，對此也相當有信心。作者想要再次依循Lazaesfeld的主張：對於民意研究不應該忽略了古典傳統，應該是重要的大理論架構，是智慧的歷史，公民與政府關係的演變。由政治哲學、歷史所產生的。民意的概念應該更去包含更多不同的概念與創新的研究途徑。

古典民意研究的三個面向

三個面向：根植於政治哲學，強調歷史議題，以及包含基準的辯論。首先，哲學家想知道在人類的基本面向上，民意的真實與可塑性。Tarder的「傳播與社會影響」(1969)、Tocqueville的「美國的民主」(1969)這兩本重要著作，藉由十八世紀巴黎的宮廷談話、沙龍與報紙等，敘述了民意的形成。再者，歷史學者提供了大眾經驗案例，像是美國與法國革命中民意的運動，更關切到該時空中像制度、公眾理想、社會面向等週遭環境的重要。第三是基準的政治與社會行為，好比盧梭主張除了一般概念，還有政治生活的重要；Tonnies關切從禮俗社會到法理社會後，民意的進展，以及Habermas的宏觀民意理論架構。現今民意學者多避免去進行基準的辯論，怕會影響到研究的「科學性」。古典理論學者較悲觀、批判的看法，儘管這些對民意的理論化是很重要的。

為何現今傳播的民意研究多是這種樣貌與途徑？

民意研究不只關於歷史、建構重大理論或答覆哲學家的問題，現在許多相關文章更關切媒介與民意形成間的關係，以調查法程序來測量公眾態度，作者在此提出為何現今傳播研究多是這些類型的原因：統計學的霸權、學科間缺乏真誠對話、出版物的選擇。統計科學的精進帶動了民意研究的量化途徑，傳播學者想讓研究看起來更「科學」，很少去質疑統計調查方法，另外這有其不能測量公眾態度的小面向，與意見強度的侷限，相較於傳播學者，政治、社會與人類學家，企圖用更創新、不同的研究途徑去了解公眾態度。而學科間也缺乏理性對談、多是應酬話，作者建議應該跨越學科界線，可同時包含各學科間的範疇，使用彼此的概念 、工具或分析單位。現在的傳播學子多太狹隘的只吸收自己學門內的知識。最後則是對於研究結果的發表，傳播學者多只在傳播期刊上刊登，應該多投稿其他學門的類似刊物，避免閉門造車。

結論與建議

的確，Pierre Bourdieu曾對量化方式的民意調查提出嚴厲批評，認為過度史勇的統計方式並不能真正的代表民意，因為其中忽略掉民眾是否有了解發表意見的能力、問題有限、各人的社經地位與力量不同等重要因素，民意根本可能不存在。故目前首要之務是發展重大理論架構的程序來取代這些假設，來繼續帶領民意研究產生新的途徑。更嚴謹的去加入歷史的思考，了解民意隨時代改變的原因，以及社會結構的轉化，剖析制度發展與民意概念的關係。而且民意應該要發展到國家的層次，而非僅在個體的態度上打轉。以及更多建設性的對話，光靠調查法來了解民意是貧乏不足、且偏頗侷限的。
傳理作業94/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