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訊傳播的新世界

Thompson, J. B. (1995). The theory of the public sphere. In O. Boyd-Barrett & C. Newbold (Eds.), Approaches to media : A reader (pp.252-259). London: E. Arnold.

本文重點與感想：

「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一書針對過去公民生活形式的轉變進行歷史的描繪，一方面提出對前現代時期的歐洲政治文化之敏銳的歷史性詮釋；另一方面以犀利的批判觀點檢視在當前社會中公民生活之衰退。本篇作者經由主要四點的分析與拼評，重新思考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概念：

一、 以歷史的觀點來討論，哈氏用了足夠與可信的觀點與論證布爾喬亞公共領域在早期現代歐洲的出現，但其適切性與解釋性招到許多質疑，事實上17至19世紀的歐洲，存在著不同形式的公民論述與活動，他們並非布爾喬亞社會之一環，甚至被排斥於其外。哈氏對於大眾社會與政治運動只用概要的方式來描繪其特性，不夠瞭解布爾喬亞公共領域的自由模式的變化，後來哈氏也承認要用更有彈性的方式去瞭解大眾社會運動與大眾文化。

二、 布爾喬亞公共領域之模式，是哈氏用理想化的歷史過程完成，雖然布爾喬亞領域的基本方針是普遍近用，但是實際上限制在於教育程度與經濟能力，以及性別，Landes以為，布爾喬亞公共領域的排除女性，絕非歷史的偶然，實為其特定意圖所構成。

三、 布爾喬亞公共領域的衰退，哈氏認為辯論的居民已經在破碎的世界裡瓦解了，顧客被媒體科技所操控的媒體景象所迷惑了，然而媒體是否使公共領域再封建化？作者從兩點來說明，第一，對於媒體產品的接收者被視為被迷惑與操控的消費者相當懷疑。第二，哈氏關注公共領域的再封建化。

四、 Habermas探討如何將鑲嵌在布爾喬亞公共領域中的民主理論型式，發展並應用於當前社會情境。其中有兩個平行的主張：第一，哈試圖藉由一個理性辯論的程序，去顯示一個意志推論結構的概念，這個概念形成一個民主中心論述理論的核心，道德實際特質的問題可以用理性的方式解決，可是這並沒有得到多數的贊成。第二為哈氏大量修訂後社會與系統、日常生活的理論後的溝通行動理論，他承認政治與經濟會去系統性的組織行動的場域，而我們現今的認為，就是經由日常生活的實踐行動來戰勝它，不過哈氏近年來過於強調此，(作者認為)反而失去了哈式早期探討對傳媒介與其構造化對社會與政治生活的影響。

哈氏的公共領域，實質上是個對話的概念，個體可以平等、自主的面對面參與與他人對話，交換意見。定期的討論出版有助於布爾喬亞公共領域的形成與發展。哈氏也討論到現今的廣播與電視媒體影響到公共領域，因為媒體工業大量的商業化、私有化，並非個體可自由自主的對話，雖然說電視創造了一些公共領域的形式，像是談論節目，但不能和布爾喬亞的公共領域相比，這種對話是被管理的。

不過學生以為，媒介科技的形式不斷的再進步，現今公共領域的真實面貌與定義，哈氏的論述可能略顯不足，且布爾喬亞式的公共領域並非全民共同參與，其中也隱含了精英式的民主方式。我們應該去重新思考，如何利用媒介與科技，去創造出更多的新公共領域與延伸公共領域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