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29日
台北時間與格林威治時間
前陣子他問了我在英國的地址,並囑咐一定要儘快傳簡訊告訴他,因為他有點語焉不詳,也沒有說明為什麼向我要地址,我一直沒有料到會在11月中旬讀到他捎來的信息。
「你喜歡的他出了新專輯,想念國語嗎?」向陽麥子在信尾寫下了這段話,並附了一張唱片給我。
向陽麥子是唯一還親手寫信的友人,在這個時代幾乎是僅存的。在前往校區的雙層巴士上,那近40分鐘的車程,我讀了他的信件一次又一次,頓時整個人都安靜了下來。
我始終覺得,我那群在台灣的朋友正以各種方式與我產生連結。
資訊技術上的交流
從事資訊工作的Silence突然接獲一項新的專案,他必須加入一個團隊,並且開發電子商務專用的付款閘道(payment)。這對Silence來說有些陌生,他依稀記得我好像做過類似的研究報告,就決定坐在電腦前,靜候我的名字出現在他的MSN上,雖然雙方分處於格林威治時間及台北時間,但我們在線上交談的方式卻像是同處於一個城市,不讓距離的因素減低半分熟絡。
接著我們開始漫無目的地閒聊彼此近況,他一邊下載著我給他的文件,我一邊翻著厚重的商管書籍,有一搭沒一搭地談著。直到Silence考量到明天必須早起上班,才離開電腦,正式屈服於不斷流逝的台北時間。
交換對職棒的看法
在台中地區進行職棒球隊總冠軍賽的那個星期,一些原本不常聯繫的朋友突然頻密地交談了起來,我們用平時看球慣用的語言,在MSN上交換棒球心得。由於時間允許,我撥了一個小時和一群朋友同時觀看由中華職棒全球資訊網提供的網路轉播,那些以前一起看球嘶吼吶喊的日子,似乎沒有因為距離而損失半分。
之後話題延續到第一屆亞洲職棒大賽,即使在異地,我們一樣為台灣球隊戰敗而感到惋惜。
出生在日本千葉的清水雅子,也關注著千葉羅德隊與台灣球隊比賽的消息。身處英國的我們,雖然不能親臨比賽現場,但是卻找到了共通的頻道,彼此交換對雙方球隊的看法。
來自台灣的食物
在台中的胞妹,擔心我不適應英國的食物,準備了一些方便料理的台灣食物,例如素肉鬆、泡麵、湯包、營養品等,再加上一封親手寫的信,囑咐那些營養品的服用方式及頻率,以及家中的現況。她擔心用海運郵寄的時間過久,還分裝成兩箱,將營養品先用航空包裹寄來。
那是一箱漂洋過海的掛念,有條不紊地塞進了箱子,親人無遠弗屆的關愛,價值早超過那些營養品本身。
還有那位在上市公司人資部門日理萬機的友人,不知道從哪裡抽出了時間,居然不約而同也寄了台灣的食物過來。友人顯然更心急,選擇了FedEx聯邦快訊。我在週五獲知寄出包裹的消息,週一就收到了,而且包裹裡的內容都是我珍愛的食物,彷若我親往超市挑選一樣。
一起深夜讀書的朋友
有幾次在深夜讀書,睡意漸濃,視線有些模糊了。直到疲憊地似乎再也無法繼續時,時間卻巧妙地像是整點的鐘擺一樣,正巧連接上台北的清晨,正準備出門上班的友人透過網路打電話進電腦來,耐心地聽我說說話,發發牢騷。
這是一種很奇妙的感受,就像一個孤獨的行者在雙腿疲憊不堪的時候,居然抵達了驛站,在那裡儲備下一趟的遠行。
另一位在政治大學攻讀新聞研究所的友人,我在台北的時候,雖然兩人的住所距離不遠,但由於友人慣於深夜讀書,而且往往一讀就讀到清晨,幾乎甚少在網路上與她遇上。到英國之後,卻巧妙因為時差的關係,每當我在深夜讀書時,她成了台灣地區唯一上線的友人,我們為彼此緊張的課業壓力互相打氣;哪個人倦了,就趕緊喊一下對方,就像一起上圖書館讀書的夥伴一樣。
更還有在阿姆斯特丹攻讀學位的友人,我們總是在線上討論生活及功課上的問題,由於阿姆斯特丹與格林威治只有一小時的時差,於是友人也成了深夜時唯一在Skype線上的朋友。
越洋接受採訪
那位在雜誌社工作的朋友,突然有天來了電子郵件。信中簡單說了自己的近況,再提及最近正在執行一個有趣的專題,並抱怨一直苦無適當的受訪者。
他說,也許是受到某種慣性的箝制,竟然忘了我就是最恰當的受訪人選。附件中夾帶了一份文件檔案,打開來之後,竟然是完整的採訪稿,記者友人揣摩了我的意思就兀自為我發聲,先完成了一份採訪草稿。
報導中呈現一種獨特的寫作況味,特別是描述受訪者心境感受的部分,居然拼貼出近似我平時寫作的味道,讓我也不得不佩服他的觀察力。
在週末抽了半小時的時間瀏覽及修改,完成的採訪稿幾乎就是我自己的陳述。
雜誌出刊的那天,理想主義的記者朋友很迅速地寄來了雜誌,還有我屬意的聯合文學、一份台灣報紙,以及一個印上祝福話語的磁鐵。
台灣的朋友正以各種方式與我產生連結
這是以前從來不曾發生的事情,時區及國度的界線變得非常模糊,網路讓一切事物變得簡單,我們還是如往昔一樣,被某一件事凝聚著彼此的精神、號召著彼此的共識。我彷若一個住在英國的台北人,雖然身居英國,卻以自己的方式營造出台北的生活印象,並且為這樣的生活模式深感著迷。
「他們擔心我對台灣感到失望,也擔心從不掛念什麼的我,就此留在歐洲。也許終年也見不到一次面,只能在零落的回憶裡拼湊對我的印象。」那些在台灣時熟識的友人,也許是為了這樣的原因,在台北的時候彼此各忙著生活,在我離開台灣之後,卻開始熱絡起來。雖然彼此都很忙碌,卻想盡辦法透過各種方式產生連結,用相同頻率的聲音彼此呼喚。
這是我的新生活,沒有任何不適應,反而比住在台北時,更能夠與熟悉的朋友互相呼應。我意識到他們更多的關心,和友人的關係像是用新的比例尺丈量過一樣,更深遠、更久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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