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外 - not only -

也是轉自楊照書舖。最近在迷董橋，看到這篇寫得不錯所以轉一下。楊照這篇照他自己的理路，應該也可以算是某種知識散文吧。先前在聯副，偶而也會看到楊照利用古今掌故，透過說故事談時事的雜文，不過相形之下，針砭諷世的意味終究還是太強，看多有點枯燥。道學氣對我來說是文藝大忌，看楊照評《格列佛遊記》或《大師與瑪格利特》的時候拼命強調諷喻，反而覺得搔不到癢處。

然而，前幾天讀了夏目漱石《二百十日‧野分》高喊理想主義，攻擊有錢人的情節卻很貼心，讓人感傷。這或許就和雖然我不喜歡谷崎潤一郎太過現實的寫法，卻覺得《細雪》別有滋味相似，我總是會想，這裡面的矛盾在哪裡。

董橋的散文讀起來很特別，因為他真的很不一樣。

雖然寫的是中文，不過董橋文章的文類傳承，是英語文學世界裡的essay。董橋的文章和五四以降白話文學裡的散文主流，始終保持了相當的距離。雖然大體用的也是現代白話文，可是董橋行文中刻意保留了大量的古文結構、古文字詞，還添加了許多老式老派的英文穿插其間。

這兩項因素，使得讀慣一般散文的讀者，乍遇董橋時不容易習慣。這兩項因素，從另一個角度看，也奠定了董橋在文學史上，邊緣卻獨特的位置。

Essay這個字，甚至沒有個固定、專屬的中文翻譯。不管作「評論」、「短文」、「小品」，感覺上都是借來敷衍著用的。光是這點，我們就可理解雖然在西方文學傳統裡如此重要、曾經大放異彩，essay這個文類，在中文世界裡多麼陌生、多麼格格不入。

稍稍比較準確些的對應，大概是《蒙田隨筆》的「隨筆」吧。而蒙田（Montaigne）確實也是這個文類最重要的奠基者。Essay之所以成立，西方讀者對這種形式的基本概念、印象，最常溯至蒙田。

蒙田隨筆最大的特色，一是親切親密的語氣，二是不拘形式的自由，三是高度主觀的判斷，四是熱鬧活潑上天下地的知識內容。要定義「隨筆」是什麼，很難。如果改用負面表列消去法，也許比較容易可以勾勒出「隨筆」的文類輪廓出來。

「隨筆」不是有明確主旨、目的的論文。「隨筆」不是客觀忠實的報導。「隨筆」也不是正經八百的文告或傷心悲慟的〈與妻訣別書〉。

不過「隨筆」也不是可以撰造角色、想像情節的小說。「隨筆」通常也不會有太多悲秩或憶故懷舊的充沛感情。「隨筆」一般不多議論，不擺出非要說服別人、非要別人接受相信的強硬態度。

「隨筆」可以說是西方個人主義興起中的時代產物。「隨筆」同時也是西方知識開始大爆炸時期的一種對應形式。因為「隨筆」的基本精神，就是「個人化的主觀知識」。

從蒙田到二十世紀，「隨筆」當然經歷了很多變化，然而不變的是「隨筆」作者的強烈自信與高度好奇心。「隨筆」處理的是知識而不是情感，或者應該說，即使在處理情感時，「隨筆」的基本態度也是將情感知識化，直接發抒自己的情緒與感觸，不是「隨筆」，然而探討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緒與感觸，古往今來其他人在同樣境遇中會有什麼樣的情緒、感觸，就成了標準的「隨筆」題裁了。

可是「隨筆」用一種很隨性的方式，接近知識、挖掘知識及呈現知識。「隨筆」寫的是「對這件事，我知道了什麼」，而不是「對這件事，我應該知道什麼」。「隨筆」不會有野心去窮究關係這個主題的文獻資料；「隨筆」也不會有耐心去比對校戡訊息資料的代表性與正確性。所以「隨筆」作者，一定得是個高度自信，甚至高度自我中心的。在落筆前，他已經先預想預設了，「我所知道的，值得一記值得一讀」。

因為隨性，「隨筆」裡處理的知識，很容易會有錯誤。不過錯誤不必然損及「隨筆」的價值，比較重要的是錯的方法。愚蠢的錯誤、偶然的錯誤，與刻意的錯誤、精心設計的錯誤、反覆同樣風格的錯誤，在「隨筆」文類中，有著非常不一樣的價值。

因為隨性，所以「隨筆」才有辦法去因應許多不同學科不同來歷的知識，將這些在別的地方涇渭分明、不隨便往來的東西，興味盎然地雜混在一起。

從歷史發展的程序看，也許因果要倒過來。因為在現代初期，突然之間在生活裡多了那麼多稀奇古怪的知識，看得人目炫神移，於是迫切需要一種文體，幫助自己幫助別人解除這種知識爆炸帶來的陌生與焦慮。「隨筆」的一大功能，的確就是把看來很奇怪、聽來很恐怕的事物，經過巧妙轉化，變得跟我們那麼親切，跟我們原本熟悉的事物，東拉西扯全帶上了關係。

再提個角度看，「隨筆」出現在理性知識開始擴張，然而學科壁壘尚未充份建立的特殊交錯過渡時期。在此之前，沒有那麼多理性去挖出來的學問，供人探頭探腦東問西問；在此之後，理性霸權建立，知識慢慢客體化，慢慢遠離了人，自成不容侵犯狎玩的系統。

只有在那個過渡時期，如此多元的知識可能性對人開放，允許東看看西望望，這裡涉獵一些那裡沾惹一些。

現代語言中留下了「文藝復興人」（Renaissance Man）這樣的說法。「文藝復興人」形容廣博多聞，而且是跨越學科壁壘，可以進出好幾門學問的人。為什麼這樣的人被稱為「文藝復興人」？藏在這個用法背後的，其實正是文藝復興那個時代的特色特性。在理性的協助下，人對世界的好奇心大大增加了，由觀察而分析而紀錄而猜測而建立解釋，這過程中步步是驚奇步步是精彩，人可以悠遊其間、穿梭來回，不受後來才發展出的知識門類界限所拘執。

「隨筆」是文藝復興時代的文類，「隨筆」也是「文藝復興人」用以進行其知識悠遊與呈示其好奇結果的最佳工具。

明瞭了「隨筆」在西方的這份特殊歷史、社會性格，我們進一步可以理解，為什麼這樣一種文類在近代中國白話文學的歷程裡，相對地只有低度發展。

楊牧編《中國近代散文選》（洪範版）時，在前言裡替近代散文分類：

「二十世紀初葉的散文家轉折崛起，波瀾壯闊，為近代散文建立了不可顛撲的典型品類。所謂散文，歸納起來，不過以下七類：一曰小品，周作人奠定其基礎；二曰記述，以夏丏尊為前驅；三曰寓言，許地山最稱淋漓盡致；四曰抒情，徐志摩為之宣洩無遺；五曰議論，趣味多得之於林語堂；六曰說理，故適文體影響至深；七曰雜文，魯迅摠其體例語氣及神情。」

楊牧分的類別，在散文史上的表現，其實有著清楚的勢力強弱、中心邊陲、主流偏支的差異。七類中影響最大、運用最廣的，首推胡適式的說理文章；其次當然就是以徐志摩為前鋒的抒情一派了。這兩類，約莫該當是通俗二主論中「理性／感性」的代表風格。

故適式的理性書寫，求其流暢、清晰，說服力是最主要的訴求目標。這類文家符合「啟蒙」精神之所需，帶有強烈的教化、宣傳使命感，大力地將現代種種知識態度，引介進中國。

至於徐志摩式的抒情文，則搭上中國近代「自我發現、自我表達」沛然難禦的思想、性格解放運動，而大放異彩、成績卓然。

「五四運動」的一個重要價值力量，來自於打倒傳統的束縛。打倒傳統，除了要代之以現代之外，更深層的渴望是要以自由取代原本的僵化拘執，要以自我的淋漓個性取代舊式蒼白單調的集體面孔。徐志摩之所以重要，在他開創了一種大剌剌、理直氣壯以「我」為中心、以「我」為對象，自戀地挖掘、發洩「我」的情感意念的語言腔調。這種腔調一出，全國披靡，大家於是紛紛跟著徐志摩的路子去尋找自我，表達自我。

事實上，有這種徐志摩式的自戀腔調，才讓許多人理解到、意識到可以有這樣的「自我」。流風所及，進而就變成了建立自我最恃麾最摩登又最快速的方式，就是學會那套抒情腔調，以抒情來肯證自我，以抒情來標誌自我。

浪漫主義式的抒情文，成為散文中的另一支主流，一點都不意外。相對於說理文、抒情文，其他散文次類，就被推擠到比較邊緣的位置上去了。

其中遭遇最是委屈的，當屬楊牧文中稱的「小品」，也是最接近西方「隨筆」的一類。這類文章，在周作人優秀作品的帶頭示範下，發展得很早。也編過《周作人文選》的楊牧形容周作人，「其人號稱『雜學』博通，中外學識掌故知之最詳，下筆閑散，餘味無窮」。換句話說，周作人剛好符合「文藝復興人」那種對於各類知識，淵博好奇的特性。

在周作人筆下，「小品」或「隨筆」立刻發展出了一個高潮。周作人涉獵的知識之廣博，在那個時代幾乎難以找到足可匹配者。他的廣博，在於跨好幾個不同的文明傳統，尤其是古典希臘羅馬歷史、以及日本的異俗故事，讓當時的人看得嘖嘖稱奇。他的廣博還表現在不忌小大、不分精麤，可以非常生活化、更不避諱寫極其瑣碎的事物。東拉西扯，上天下地，構成獨特的、無法模仿也無法取代的趣味。

周作人在「小品」、「隨筆」上的表現，當然刺激、引來了許多追隨著、仿效者。然而看周作人寫來如此喃喃叼叼、輕輕鬆鬆的文章，真正要模仿起來，哪有那麼簡單！

就像金庸在武俠小說上的驚人成就，阻卻了之後武俠小說的發展，周作人很快就成了「隨筆」這個文類裡，擋在路上跨不過去也繞不過去的一座高山。也像魯迅以一人之力幾幾乎窮究了雜文的變化可能。一樣，周作人也以一人之力，走遍了「隨筆」的有限版圖。這使得後來的人要模仿，格外困難。

再抄一段楊牧對周作人的評斷：

「模仿周作人的散文的，半世紀以來前仆後繼。有人學到他的苦澀，竟失去了清純的風味；有人學到他的淡漠，卻少了一份熾熱參與社會和關懷人生的心腸；有人學到了他的沈靜，殊不知他安祥中還有一份湧動的知識慾望；有人學到他雜學豐富，惟不免掉錯書袋之譏；有人學到他以文字語法委婉突兀所企及的幽默，卻誤會了那幽默背後的無奈和嘲諷，反而以戲謔取勝，更因為看到周作人所獨具的京華風采，乃將那種可貴的雍容文雅隨手惡化，以為順口的俗套歇後語之類，只要帶上北京和北京城郊的腔調，便可湊效－－其實五十年來許多嘻皮笑臉言不及義的雜文都因此而產生。」

有周作人這座高峰擋在前面，堵住了小品文發展所需的陽光，讓人東學西學總學不像樣，這已是災難；然而更大的災難還在周作人這座山後來因為政治、意識型態的因素，轟然崩倒。

周作人與日本佔領軍過從甚密，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污點，為此他六十高齡時還鎯鐺下獄，坐了三年的牢。為此他付出更高的代價是他的文章因此被蒙上了陰影，不只是「以人廢言」，甚至是「以人罪言」。

在救國、啟蒙兩股主要力量的推擠下，周作人的小品文、隨筆被視為他「叛國」的思想來源。這種文體一則閑散清談，表現不出高度民族主義激情；二則游移自由、無可無不可，沒有明確大是大非的中心思想；三則對各式各樣文明知識一般好奇，不作評斷；這三橋特色加在一起，就構成了周作人的罪狀。他的文筆證明了他是個沒有民族信念、沒有中心思想的人，與啟蒙、救國兩不相涉，難怪後來會成了漢奸－－最強悍、最尖刻的批評者如此論到周作人。

這種說法，當然不公平。最不公平的地方，在於這些人完全不瞭解、也完全不能領會小品文、隨筆的內在文類精神。隨筆對人類文明最大的貢獻，其實正在其開闊的態度，無可無不可的普遍好奇心，用隨筆的隨心隨散，打破了許多文明戒律堆砌出的壁壘。

不公平的說法，很不幸的，卻成了最流行的說法。從此，周作人躲進了文學史的牆角裡，小品文隨筆也被迫和他一起躲藏。

追溯這段隨筆沿革史，以便讓大家更能捕捉董橋之所以凸出不同的意義。換句話說，依我看來，董橋的不同，不只是一種個人創意創造力不同於流俗的發揮而已，更重要的，他的不同是建立在小品文隨筆在近代中文傳統的委屈與隱悔上的。

董橋的不同，第一是他刻意地耕耘開發「隨筆」這個文類傳統，十幾年前，董橋在台灣陸續出版的散文集《這一代的事》、《跟中國的夢賽跑》和《辯証法的黃昏》，他的文章還猶豫在「隨筆」與「知識散文」之間。學院的訓練顯然對他還有相當強大的拘束力量，雖然已經發展出一套深具個人風格的文字，用那套帶著「溫婉的犬儒態度」的文字來處理各式各樣的知識主題，不過他對筆下觸及的哲學文學歷史知識的系統框架，還保留了高度敬意（甚至是畏懼），以至於許多文章中規中矩依循著學科知識內的理路，不敢太出格不敢太放肆，只是用自己的語言自己的多姿方式轉述改寫。

那樣的「知識散文」已經非常迷人了，那樣的「知識散文」已經大體突破了中文散文強大的「浪漫自我中心」主流，別闢蹊徑，令人視野大開。

董橋的散文知識多感觸少、寫到知識時講究用文字的整理省約凸現風格重點，寫到感觸時，多下價值判斷少談空泛喜怒哀樂，因而展示出高度理性化與高度風格化、以理性建構風格、以風格推動理性的獨到魅力。

這種獨到魅力主體不變，然而晚近幾年外在客觀環境的條件，卻讓原本介於「隨筆」與「知識散文」間的董式風格，更朝「隨筆」傾斜。

那就是董橋接任了《蘋果日報》的副社長、社長職務，開始固定在報紙上每天寫只有一千字左右的專欄。字數限制使得董橋不可能再中規中矩、也使得董橋不可能周全照顧，他必須有不同的策略來對付這一千字，既守住自己的原則，又給予讀者足夠的閱讀內容。

這一千字的篇幅設計，是很「香港」的輕薄短小。然而背負沈重中西知識傳統，「文人氣」很深很醇很厚的董橋，其實是輕不來也薄不來的。於是他半自覺半強迫地，走上了「隨筆」、「小品文」的路子，大量向西方的essay傳統，以及中國到周作人軋然中止的小品文寫作，汲取養分。

幾年寫下來，董橋式的新隨筆體，悄悄地誕生了，而且悄悄地卓然昂立。我們追索這幾年內的董橋散文，可以發現一些變化衍繹的脈絡。例如剛開始時，董橋比較小心比較謹慎，守著用小篇幅談小題目的原則，而且優先選擇自己涵養其中，深潤熟悉的題裁。所以我們會看到他講古今中外文人的掌故、講他自己的收藏品，以及講中文該怎麼寫、英文又該怎麼寫得漂亮。

這裡透顯出來的，是一種極自意思的東方化了的snobishness。snob、snobish在中文裡很難翻，因為這字背後含藏的貴族品味意義很難用三言兩語表達清楚。snob當然很驕傲、也表現出高傲，可是他的驕傲單純來自他的品味判斷與抉擇。他懂得後所不能懂得的某種事物內在的美學或哲學或文化上的品級高下差異。他因為掌握了這種神秘評判標準，所以才驕傲。勉強用中文說，snob表現了一份「我識貨後卻不識貨」的差別心，以「我識貨而後不識貨」的態度鄙視、睥睨其他人。

所以西方，尤其是英國式的snobs、snobishness，最吸引人的地方在其內在的強烈矛盾。他們那麼臭屁那麼趾高氣昂，讓人看了就討厭；可是他們之所以臭屁之所以趾高氣昂，背後的文明理由、知識品味，卻又讓人不敢否認、不敢拒絕。一邊是強大的拉力、一邊是同樣的強大推力，一拉一推之間，藏著這種文化的雙重樂趣。

董橋的散文，尤其是觸及品味的部份，顯然深得英式snob的精髓。不過他有意地對之進行了東方轉化，磨掉了很多英國貴族紳士的尖酸稜角，補上了中國士人的溫雅保留。他不把話說盡說滿，事實上一千字的空間也不夠他把話說滿說盡，於是在文章中，他雖然還是對自己的品味自信十足，但批評起不會品味的異類時，卻是溫溫吞吞地欲言又止，才言已止。

更晚近的董橋專欄，慢慢地視野擴大了，董橋的筆也漸漸放肆起來了。最大的變化，就是董橋開始不避忌地讓時事政經消息進入文章裡。時事政經人名地名越來越多，不過始終董橋寫的就不是新聞評論。時事政經消息只是他拿來逕引、連絡出其他掌故知識、故人舊時代的動機而已。然而時事與掌故的差別，前瞻與懷舊的雜混，卻給了這個時期的董橋作品，意外寬闊的格局。

也使得董橋散文，更接近文藝復興時代的隨筆，更接近周作人的小品文。靠著董橋的筆，長期陌生乾涸的隨筆文類之流，終於灌注入了新的水源；而也靠著隨筆這種文類的包容庇護，董橋得以盡情的開發、涵養他那既華麗而又高貴的偏見，不致於淪為固執尖刻。

隨筆與董橋，相遇相合而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