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的恩怨情仇NON NON

六四事件20週年 天安門廣場封鎖 【6/3 23:05】

〔中央社〕1989年「六四事件」屆臨20週年，當年發生軍隊鎮壓的北京天安門廣場，今晚如臨大敵，實施封鎖。

晚間約9時30分，在天安門廣場附近所見到的是，廣場全部被封鎖，從長安街以南，人民大會堂側以東，中國國家博物館側以西，正陽門以北的天安門廣場，除了南端前門地鐵站外，全部管制不允許進入。

廣場上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以及廣場外圍路旁的人行道，有不少公安人員及車輛，也有武警和便衣，透著一股不尋常的氣氛。

不過，儘管天安門廣場被封鎖，週邊馬路及人行道還是能通行，一些不得其門進入廣場的民眾在附近乘涼或拍夜景。

多半是為了「六四事件」20週年來臨，中國加強了對網路的封鎖，近年來在大陸已經能看得到的少數台灣媒體的網站，自上週起就無法進入觀看。

雖然外國媒體很關心這個紀念日，紛紛在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提出問題，但是悉數無法見於該部網站記者會實錄，更不用說出現在大陸媒體。

知名的64民運人士吾爾開希，今天下午搭乘長榮班機前往澳門，準備返回中國大陸自首，結果在澳門遭到拒絕入境，澳門當局決定予以遣返，但他拒絕登機，今晚將在澳門機場過夜。

中國民主黨香港黨部今天則發表宣言，要求平反「六四事件」，建設民主中國。

凡此種種均顯示，中國當局對「六四事件」仍如臨深淵，不願正視。

同時，執掌中國政府權力的中共，也堅持一黨專政體制，拒絕接受三權分立及多黨制的民主改革，並且一心維持馬列主義的思想主導地位。

1989年春，中國大陸發生大規模的爭取民主運動，在北京，學生和各界人士在天安門廣場進行長時間的抗議及絕食行動。之後，中國當局在北京實施戒嚴，調動軍隊進駐北京，並在六月三日晚間至四日清晨出動坦克鎮壓，造成震驚全球的「六四事件」。

事件發生後，中共展開大規模逮捕及整肅行動，學生民運領袖受到通緝而被捕或流亡海外，整個事件至今未能平反，成為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最大的痛。

http://iservice.libertytimes.com.tw/liveNews/news.php?no=223657&type=%E5%9C%8B%E9%9A%9B


港紀念六四 流浪的孩子上映

民視 (2009-06-04 16:55) Ads by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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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天安門事件屆滿20年，相較於消息封閉的中國，香港民眾為了六四這一天，從1個星期前就開始進行許多紀念活動，其中1部以流亡海外的民運領袖為主題的紀錄片「流浪的孩子」，也正式上演。六四屆滿20週年的前1個星期，香港上映了紀錄片，「流浪的孩子」，這部紀錄片是描述六四民運領袖在事件發生後，流亡世界各國，有家歸不得，卻思念故鄉老邁雙親的沈痛心情，由香港民運界元老朱耀明牧師籌拍，仔細記錄這20年來，民運領袖臉上的風霜。

流亡美國的民運領袖項小吉，一字一句都是為人子女的痛，中國政府要求海外民運人士，想回國，就得承認當年是錯，誰又願意扭曲心中的真理，轉眼間20年過去，在中國刻意封鎖資訊下，年輕一輩，幾乎不知道這段悲壯歷史曾經發生過，只剩下香港大學為據點的紀念活動，年年舉行，2009年在香港大學，舉行了一場中國和香港學生對於天安門事件的辯論，令人意外中國學生的想法。

似是而非的言論，惹得香港學生群起攻之，歷史的真相也開始清晰，然而只要一回到中國，「六四」依然是禁忌話題，就連這陣子國際媒體，也感受到消息封鎖之嚴重，中國政府無所不用其極，要掩滅這段歷史，但歷史的真相絕對無法掩滅。(民視新聞崔立潔綜合報導)


六四20年/馬肯定中國 綠批「道德退卻」

【聯合晚報╱記者黃國樑、林修全/台北報導】 2009.06.04 02:54 pm

六四二十周年前夕，中國當局封鎖天安門廣場，嚴禁紀念活動。4日有民眾圍觀廣場升旗，但軍警在周遭嚴密部署，防止生事。(美聯社)

馬英九總統對六四事件20周年的感言全文，上午公布在總統府網站，馬英九在感言對中共喊話，他說，六四事件這段傷痛的歷史，必須勇敢面對，不能刻意迴避。政府是為人民而存在，流血衝突造成的怨恨與恐懼，不會隨時間消逝，握有公權力的政府，永遠有責任虛心檢討，設法癒合傷口。

他對中共近年的一些人權作為表達肯定，並以台灣的228事件與白色恐怖為例，對後來台灣的處理方式，簡略闡述，似乎在表達希望中共以台灣處理228事件與白色恐怖的作法為借鏡，對六四進行平反。

他說， 任何一個政府，面對不幸的歷史，要就事論事；面對沈痛的家屬，要將心比心。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悲劇重演。

他指出，最近10年，大陸當局比過去更為注意人權議題，除了簽署了聯合國的「政治與公民權利國際公約」與批准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外，多次提出「人權白皮書」，今年4月也正式公布「國家人權行動計畫」。他說，儘管國際社會對此褒貶不一，這些作為顯示，大陸當局已經願意直接面對這個議題，展現與過去完全不同的開放與自信。

民進黨文宣部主任鄭文燦則表示，中國官方將改革開放成果，當成是歷史錯誤的遮羞布，不願承認錯誤，馬總統的講法，與中國沒什麼差別，過去平反六四的言論，更不復見，是道德上的懦弱和退卻。

鄭文燦說，當全世界都以「平反六四」作為紀念六四20 周年的主要議題時，馬總統發表的專文聲明，肯定中國改革開放、甚至已注意到人權，卻絲毫未提到平反六四、公布真相與道歉等要求，以肯定中共方式，為對岸解除壓力，等於是在六四傷口上灑鹽，為了與對岸協商，不惜犧牲自己的原則和立場，與中國官方說法沒有不同。

新聞局：總統人權標準始終一致

【記者唐孝民、林修全/台北報導】

外界質疑馬英九總統在選前選後，對六四人權議題相關回應轉趨低調。新聞局長蘇俊賓上午回應媒體提問時表示，不論選前選後，馬總統對人權標準、關心人權、希望人權改善的立場，始終一致，從未動搖改變。

【2009/06/04 聯合晚報】@ http://udn.com/

永遠不該被遺忘的六四
http://skygene.blogspot.com/2009/06/64.html

留言被刪，一點都不意外，因為你們就是一個很小的圈子，不想再留下自己的想法，你們就這樣玩下去吧，只要自己高興就好了。

hello, 謝謝指教.

你說我的留言要刪.是因為不想留下自己的想法.

你知道我請一家人刪除什麼留言嗎？
在他這篇文章薪火相傳
http://onefamily.no-ip.org/blog/#param=id_283

因為他的留言欄不能用HTML語法.　而我寫了。所以請他刪去這篇的留言如下~~~也就是你猜測不對的留言。


就如這晚的燭光　薪火相傳........
＜a href="http://groups.google.com/group/yotu/browse_thread/thread/5ff10e5769ef8337/1c08f536e2f9926f?show_docid=1c08f536e2f9926f&pli=1#"＞＜a href='http://groups.google.com/group/yotu/browse_thread/thread/5ff10e5769ef8337/1c08f536e2f9926f?show_docid=1c08f536e2f9926f&pli=1#＜/a＞' rel='nofollow'＞＜a href='http://groups.google.com/group/yotu/browse_thread/thread/5ff10e5769ef8337/1c08f536e2f9926f?show_docid=1c08f536e2f9926f&pli=1#＜/a＞

然後
我留了正確的連結

Hi,Dear NON NON :

妳一直在那個圈圈裏面,繞不出來,我想你最好不要再研究政治方面的事了,因為我覺淂你所接觸到政治的資料都不夠深入,轉貼一篇六四的文章給你看:


1989，中國社會必須翻過的一道門檻


寒竹/1989年是中國歷史上一道必須翻過的門檻，但是中國社會在翻過這個門檻時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今天是這場悲劇發生過後的第19個年頭，本文在此僅對發生在這一年的民眾抗爭運動的性質和悲劇的原因進行一些簡要分析和探討。本文提出以下幾個基本觀點。1989年中國各大城市爆發的街頭運動是各種不同政治力量聚集在反腐敗旗幟下的民眾抗爭運動，民眾抗爭的目標是要求清除腐敗，建立一個廉潔的政府。從這個意義上講，這場街頭抗爭可以理解為革命和反革命的對抗。但是革命的一方是被稱為反革命的街頭民眾，而反革命的一方則是以革命者自居的中國政府。這場街頭運動最終以大流血的殺戮告終，但是這場悲劇發生最根本的原因既不是由於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不妥協，也不是因為政府有預謀的屠殺，悲劇之所以無法避免的最根本原因在於執政黨的分裂。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政府要對1989年這場悲劇負根本性的責任。
1989年的民眾抗爭運動發端于學生對胡耀邦逝世的悼念，但胡耀邦的逝世只是一個導火線，用當時的學生領袖柴玲的話來說，是學生利用了胡耀邦逝世這個事件。今天多數人都同意，這場席捲全國各大城市的街頭抗爭運動背後有著更深刻的社會根源。我們把時間朝前推回一年，可以看到的事實是中國政府為了打破雙軌制的價格闖關失敗，兩位數的通貨膨脹引起了全國範圍內的搶購風和大多數城市居民的憤怒。這是一個較深一層的社會原因，但還不是最根本的原因。真正引起這場全國性街頭抗爭運動最深刻的根源是中國歷時十年的經濟改革進入了一個危險期。發端於1979年的經濟改革在經過了短暫的帕雷托改善效應之後，逐漸進入了重新分配社會的資源和財富，打破社會原有階級結構的痛苦階段。十年之後，中國的改革開始進入一個跟帕雷托改善相反的一個特別時期。在這個時期，社會各階層和各個不同政治派別都因不同的原因對社會改革的後果發出了怨言。這是社會改革最危險的階段，之所以危險，是因為社會各階層和各個不同政治派別因為對社會改革的反抗不自覺形成了反政府的統一戰線。在這個危險時期，改革很容易轉化為革命。
八十年代後期，曾經在改革初期揚眉吐氣的知識份子開始嘗到了早期市場化帶來的失落感和痛苦。由於市場化首先從經濟體制的邊緣開始，賣茶葉蛋的收入必然在一開始會超過研究原子彈的，街頭修鞋匠的收入會超過鞋子的設計師。在市場化的初期，教育界，知識界，藝術界的知識份子和街頭商販的收入發生了對立面的轉化。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觀念受到嚴重挑戰。知識份子的主流意見由對政府的衷心擁護轉化為強烈的不滿。從1984年“小平，你好！”的標語到1989年“小平下臺”的口號是這個轉變的標誌，時間只有短短的五年。
曾經在1976年以後翹首盼望鄧小平複出的大批中共幹部，特別是老幹部在官復原職、彈冠相慶後逐漸發現，鄧小平進行的經濟改革並不是要恢復他們最懷念的文革前十七年的社會狀態。鄧小平正如毛澤東所預言那樣，要在中國搞資本主義。這批共產主義原教旨主義幹部開始感到憤怒。當改革以年齡為由強迫這些本來以為可以終身掌權的共產黨幹部離開權力崗位時，維護個人和家庭利益的私心和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懷念畸形地結合在一起形成對改革的反抗。這些人跟中國歷代王朝權力鬥爭中的失敗者一樣，對當權者有著最大的仇恨，這種仇恨遠遠超過了庶民百姓對當權者的仇恨。
普通的機關幹部和政府文職人員從改革初期政府各種機構正規化的興奮中慢慢清醒過來。改革的市場化正在讓過去的一些無業遊民，刑滿釋放人員獲得了越來越多的財富，而國家機關幹部正在慢慢變成契科夫所描寫的“小公務員”。這些小公務員既不願意放棄國家俸祿到商海裏冒險一搏，但又對經商至富的賤民感到難以容忍。這些“小公務員”們一方面對賤民中的暴發戶感到眼紅，同時又對自己經濟上的窘困感到憤怒。“小公務員”們儘管位卑言輕，但數量龐大。如果一起發聲，音量也實在不小。
工人在歡呼了改革初期的生產獎勵制度後很快發現，鄧小平的經濟改革並不是要他們真正做中國的領導階級。改革每前進一步，工人階級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就下降一級。越是以前條件優厚的國營大企業，工人的失落感越強。想到中國的經濟改革就是讓國家的領導階級轉變成為自由出賣勞動力的商品，許多工人對改革前的企業全包的鐵飯碗又開始懷念起來。
在政治上的左翼人士看來，鄧小平複出掌權就是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的開始。中國改革的每一步都是對對馬克思主義的背叛，都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摧毀。如果不象毛澤東所講那樣，每隔七八年來一次文化大革命，中國社會難逃資本主義化的命運。用一切可能的力量來阻止鄧小平搞的資本主義復辟成了左派最根本的任務，盼望新文化大革命的到來成了他們最大的期望。
在政治上右翼的自由派看來，中國的經濟改革只是半截子改革，四項基本原則象緊箍咒束縛了中國的發展。自由派堅持認為，離開了政治改革的經濟改革只能導致官僚資本主義。在八十年代後期，自由派把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作為中國政治改革的目標，而前蘇聯的戈巴契夫則是共產黨國家進行這種政治改革的楷模。到了1989年，自由派認為中國現存的政治制度必須徹底改革，因為中國的改革已經到了不進行政治改革就無法持續下去的階段。
綜上所述，經過了十年改革後，儘管社會的進步巨大，人們也都從改革中獲得了各種不同的好處，但社會中的不同階層、不同政治派別仍從各自的立場出發對中國政府發出了嚴重的不滿。毫無疑問，這些不同階層和政治集團有著相互衝突的利益和政治觀點，但是，這種衝突在當時遠沒達到社會分化的地步。社會民眾對政府的不滿遠遠超過了他們之間內部的分歧。到了1989年，政府的貪污腐敗和物價急劇上漲這兩大因素把這些完全不同的人們聚集在一起，反官倒成了民眾最大的共識。在這種社會背景下，4月15日胡耀邦去世的消息正好成為一根導火線，街頭運動在中國各大城市開始蔓延開來，形成了中國改革必須要翻過一個門檻。從歷史上看，任何社會改革都會經歷一個危險時期，在這個危險時期，尚未分化的社會各階層和各政治力量很容易因為改革帶來的利益受損聚集在一起形成聯合陣線向政府抗爭，從而把改革轉化為革命。但翻過這個門檻，中國社會將會徹底分化。而分化了的中國社會將會形成界限分明，利益相互衝突的不同階層，形成政治上尖銳對立的左中右各派。在一個已經徹底分化了的社會，政府的反對力量很難再形成一種統一戰線聚集在共同的旗幟下發動革命，局部性的量變模式將會成為社會改革的基本形態。因此，從改革的發展趨勢看，翻過了1989年這個門檻，中國的循序漸進的改革將成為一種無法阻擋的社會趨勢。但是，問題在於中國社會怎麼翻過1989年這個門檻，是要流血，還是不流血？
從當時的中國社會條件看，1989年這個門檻還是有可能和平地翻過去。儘管社會各階層和政治派別都站在了政府的對立面，但畢竟中共還有七千萬黨員，中共党的組織還控制著國家政權的各個樞紐，全黨服從中央仍然還是中共組織內部的鐵律。從力量對比上看，反政府力量在1989年雖然陣容強大，但還不足以動搖掌握了國家機器的執政黨。但是，中國的改革要想和平翻過1989年門檻有一個基本的前提條件，這就是執政黨和政府不能夠發生分裂。如果執政黨發生分裂，民眾在街頭對政府的抗爭運動將會跟黨內的派系鬥爭結合在一起，最後演化為一種對國家權力的爭奪。對整個社會而言，這將是一場巨大的災難。
不幸的是，中國執政黨在1989年恰恰處於一種內部嚴重分裂的狀態。從李鵬接替趙紫陽擔任國務院總理後，兩人的矛盾已非常尖銳。趙紫陽領導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和李鵬主管的國務院實際上形成兩個並立的經濟決策圈。趙李二人各自在政府內擁有自己的親信和謀士。由於這些謀士的推波助瀾，趙李二人在公開場合已經對這種矛盾不加掩飾。中共黨內的這種派系鬥爭給原本就十分尖銳的社會矛盾和衝突起了一種強烈的毒化作用。如果我們對1989年四五月間的民眾抗爭運動的基本軌跡進行分析，可以看到這場運動形成後很快就被中共黨內的派系鬥爭所牽制和引導。下面是這場運動的幾個關鍵轉折之點。
5月初，持續了半個多月的罷課和遊行原本已趨於平靜，北京市內的大多數學生已回到校園。但到五月十三日，學生運動突然升級，學生開始佔據天安門廣場進行絕食抗爭。其中的原因至今沒有人能講得很清楚。在天安門廣場的絕食行動把整個抗爭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同時也把整個社會捲入了抗爭運動。數十萬北京市民（實際上是包括了各行各業的民眾，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共產黨幹部）開始遊行聲援學生。這是1989年中國街頭抗爭運動的第一個轉捩點，標誌著學生運動開始轉化為全社會（不包括農村）對政府的抗爭運動。
五月十六日，趙紫陽在會見戈巴契夫時向各國媒體公開了中國的大政方針是由鄧小平掌舵。這標誌著中共黨內的分裂公開化。這一消息的透露使得趙紫陽從民眾鬥爭的浪潮中全身而退，民眾中幾乎無人再指責趙紫陽打高爾夫球和兒子搞官倒。一個月之前，當學生反腐敗運動剛開始時，趙紫陽在學生的批評浪潮中是首當其衝。但五月十六日後，民眾鬥爭的矛頭開始集中在鄧小平和李鵬身上。五月十七日，嚴家其等人起草的《知識份子五一七宣言》明確提出“老人政治必須結束！獨裁者必須辭職！”。五月中旬的這幾件事標誌著，民眾街頭抗爭運動已經不可能自然平息。抗爭的民眾覺得這場鬥爭得到共產黨總書記的支持而信心大增。至此，一場由民眾以反腐敗為宗旨的抗爭運動開時轉化為民眾和中共黨內的開明派聯手和黨內保守派的鬥爭，鬥爭的目標是要鬥倒保守派，確立黨內開明派的權力中心。一場普通的街頭抗爭運動開始走上了跟文化大革命相同的軌跡。
在趙紫陽公開透露鄧小平是中共黨內掌舵人的第二天，鄧小平和黨內其他元老開會決定在北京戒嚴，但這一決定並未向社會公開宣佈。究竟由誰來宣佈戒嚴令對廣場上的學生和市民有著重要意義。如果趙紫陽公開出面支持戒嚴令，則意味著中共仍是鐵板一塊。民眾審時度勢，可能會遵循戒嚴令而停止廣場上的割據。但是，五月二十日，趙紫陽沒有出席宣佈戒嚴令的大會，進一步使中共黨內的分裂公開化。大多數民眾一方面對趙紫陽的處境感到同情，同時也因為趙紫陽在黨內反對戒嚴而倍受鼓舞。民眾有了更大的信心拒絕服從戒嚴令。廣場上的學生和民眾相信，中共的老人政府將會在戒嚴令無法實施的形式下崩潰。由於這個錯誤判斷，在六月四日悲劇發生之前，絕大多數的學生和市民都不相信軍隊會開槍強行推進到在天安門廣場進行清場。
五月二十日後，中國政府派出的戒嚴部隊在進入市區的路上受阻是1989年這場街頭抗爭運動最後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轉捩點。戒嚴令受阻使中國政府面臨著中共建政以來最大的危機。如果政府的戒嚴令因民眾的反抗而無法實施，這就意味著已經失去了對社會實行組織控制和員警控制的中國政府將失去管轄中國社會的最後能力。對於中共政府來說，要麼用武力對廣場上的抗爭民眾進行鎮壓，要麼自己崩潰，除此之外已經沒有更多的選擇。從五月二十日到六月四日，中國各級政府已經基本上處於一種半癱瘓狀態。
另一方面，由於趙紫陽把中共內部的分裂向社會公開，使得黨內的鄧小平和李鵬等人認為趙紫陽是要借體制外的力量來解決體制內的權力鬥爭，這樣，一場本來是民眾和政府因社會問題引起的街頭抗爭直接和黨內的權力鬥爭糾纏在一起。對鄧小平等中共元老來說，最危險的敵人已經不是廣場上的學生，而是學生背後的政治力量。軍隊戒嚴必須強制實行以恢復政府的權威，同時大量野戰部隊進入京畿地區已經不僅僅是為了在北京地區恢復秩序，而且也是為了防止黨內發生大規模分裂而引起內亂。對於鄧小平和其他中共元老來說，六月四日用武力強行在北京恢復秩序不僅是把各種反政府力量徹底鎮壓下去，而且也是用武力統一黨內意志的必要手段。在這麼一種形式下，流血的悲劇終於發生。
1989年6月4日，中國社會痛苦地翻過了十年改革來不得不翻的門檻。但是，無論是執政黨還是民眾都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上千人在這場悲劇中遭到殺戮。對這場悲劇進行反思，我們不能把責任簡單地歸咎于學生。把六四的流血悲劇歸結為學生的不妥協實際上是掩蓋了中共內部權力鬥爭造成的禍害。實際上，廣場上學生的不妥協只是一個表面現象。到六四前夕，學生已經成了各路政治野心家的工具。廣場上的學生已經對運動失去了主動權，無人可以控制事態的發展。從一個多月的事態發生看，六四悲劇最大的責任還是在政府一方。執政黨的分裂造成了中國政府在1989年的四五月間處於一種半癱瘓狀態，一場本來可以和平解決的街頭抗爭運動最後演化為民眾和戒嚴部隊激烈的街壘衝突，最終導致上千民眾為中國社會的發展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中國終於翻過了1989年的門檻，但翻得是如此痛苦，如此艱難。


From: http://blog.dwnews.com/?p=38106

再轉貼一篇:


換個角度看六四——紀實文學《莫斯科落日》讀後感

北方人

最近在讀一本書，書名叫《莫斯科落日》，書的作者是一名留蘇女博士。當時正在莫斯科讀書的她親眼見證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戈爾巴喬夫任蘇共總書記後進行政治改革，倡導「多元性」和「開放性」，直到民運人士葉利欽上台，蘇共解散，60年的紅色帝國解體這樣一段驚心動魄的歷史。

此書成書時間為1995年，對這段歷史可謂是近距離觀察，在當時形勢混沌不明的情況下，作者只是在紀實，並沒有更多的表達立場的評論，這對於後人客觀認識這段歷史 ，好處多多。

關於蘇聯解體的原因，研究已經很多了，經濟原因、政治原因、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和對外政策方面的原因等等，一般認為經濟因素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科技、工業畸形發展， 人民生活提高較慢，糧食長期供應不足，依賴進口，而進口的外匯主要依賴於石油的輸出。

同時，外部原因也不可忽視。長期西方勢力的滲透，使掌控國家機器的精英階層與普通民眾之間發生了巨大思想分歧。1991年5月美國機構在蘇聯的歐洲部分進行的一次民意測驗表明，普通民眾有70%贊成各種形式的社會主義包括瑞典的社會主義，但當時的蘇共上層精英，卻有76.7%贊成資本主義。

當民運人士葉利欽獲得政權遇到政治經濟危機時，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不失時機地給與道義和經濟的援助，使他度過了一個又一個難關，沒有這些國家的支持，葉利欽是不會最終取得勝利的。

不過，葉利欽絕沒有想到，他的最終勝利卻孕育了他最大失敗。他毀壞了那個紅色大廈，卻沒有能力建起一個新的大廈。他強行推行私有化，把蘇聯國有企業分為有價債券分發給蘇聯人民，但當時的通貨膨脹率達每年3、4位數，分得的這些有價證券很快就變成了廢紙，盧布嚴重貶值,從原來的約0.65盧布兌1美元貶值到5000-6000盧布兌1美元，許多人轉眼就失去了原有的福利和工作，變成赤貧，連戈爾巴喬夫享有的總統最高退休金也僅僅有4000盧布，他拍廣告片，到世界各地演講，不然他就要喝西北風了，普通民衆度日的艱難，就可想而知了。

一個曾經在1980年還達美國國力百分之六十的超級大國悄然消失了，變成了不折不扣的二流國家，他的國民生產總值一度甚至落後於廣東一個省的國民生產總值，這是何等觸目驚心。

曾經長期與蘇聯進行冷戰、進行軍備競賽的美國和西方陣營笑了，堡壘從內部攻破了，顏色革命成功了。但深深陷入痛苦的是普通民眾。前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在他的《大國悲劇：蘇聯解體的前因後果》一書中沉痛地寫道：人們終於明白，原來第一撥「 民主派」 是厚顏無恥地欺騙了他們。那些傢夥曾許諾很快就會過上天堂般的日子，而這些玫瑰色的甜言蜜語現已猶如朝霧般消散。

直到2000年普京上台後，俄國國勢才漸漸恢複，老百姓的日子才一天比一天好起來，但普京的鐵腕風格，又讓某些人極不適應，西方主流輿論和俄國的親西方自由派都驚呼「普京正帶領俄國重走專制之路」，但普京在國內的支持率卻居高不下。要葉利欽還是要普京，百姓心中還是有數的。

回過頭來看二十年前的六四事件，其實本質上和蘇聯解體一樣，也屬於西方推行的顏色革命的一部分。學生對政府不滿，高呼反腐敗反官倒的口號走上街頭，本來是很正當的愛國行為。但事情逐漸演變成明的暗的外部勢力大力介入出錢出力給予支持的時候，當代表美國價值觀的自由女神像高高豎立在天安門廣場的時候，當BBC、VOA整天喋喋不休煽風點火的時候。就註定了這不是一場普普通通的民意宣洩了。

我有時想，如果1989年那次顔色革命真的成功了，會是什麽樣呢？也許會真的爆發內戰？也許國家會分崩離析？也許自由女神像真的成爲新社會的圖騰？也許投票選擧和政黨惡鬥真的成爲身邊的常態？但這些也許之外，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中國的重新崛起之路會被徹底斷送，以中國的經濟基礎和民衆素養，中國動亂的結果比前蘇聯肯定會更慘，中國人會重新陷入百年沉淪之中。

變了顔色的中國將和解了體的蘇聯一樣，在西方國家眼裏永遠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北約東擴欺負到俄羅斯的家門口了，封鎖中國三個島鏈將永遠把中國捆得牢牢的。

誠然，中國的社會至今還充斥著諸多不公不義之事，貪汙腐敗、貧富懸殊，權力缺乏制衡，正義得不到伸張。但這些，靠六四那樣的激進革命之路改變，將讓社會付出不可承受的代價。

昨天傳來消息，網友關心的「鄧玉嬌案」已偵查終結，公安機關認為鄧玉嬌致人死傷的行為屬於「防衛過當」。 這件事又一次説明，當民意在社會中逐漸成爲不可忽視的力量時，就能改變我們這個社會，當然，這是一個長期的、漸進的過程，但這又是唯一可行之路。

2006年，戈爾巴喬夫對當年自己草率的推動民主化運動表示了深深的後悔，他說:「我給中國朋友的忠告是: 不要搞什麼民主化,那樣不會有好結果! 千萬不要讓局勢混亂,穩定是第一位的。」還說：「我們在沒有做好準備的情況下, 使蘇聯社會大開放。在殘酷的國際競爭下, 國內工業受到了致命打擊。極少數人一夜暴富, 斂財數額之巨僅次於美國的大亨,而赤貧的人數卻遠遠超過了蘇聯時期。在這個方面,中國處理得很好。」就是這個戈爾巴喬夫，至今得不到多數俄羅斯國民的諒解，人們把他當成國家災難的罪魁禍首，他曾經被憤怒的選民重重地扇過一記耳光，也曾被人兜頭蓋腦潑過一臉水。

我20年前也曾熱血沸騰，但今天換個角度回顧六四的時候，雖然對當年的死難者仍然表示深深的同情和哀悼，雖然仍把當年的流血事件看成是一場沉痛的民族災難。但看到前蘇聯的前車之鑒，我對盲目草率的讓中國走西化之路的做法，仍然很難贊同。

http://www.nownews.com/2009/06/03/142-2459269.htm

謝謝你補充的資料

這是我的 "感覺"~~

我從六四見識到中國共產黨的心狠手辣
我從住在中國
開始感到生在台灣的榮幸

雖然不懂政治
但是仍可以體會自由國度的可貴
與公理正義的必然

歷史的悲劇以資借鏡
台灣不必向中共看齊靠攏或被收伏
這是我淺薄的認知
卻也是衷心的企求

Pale Blue Dot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uAteAz3WQ0

假考察真賣淫
http://www.flickr.com/photos/26009897@N00/3597989415/sizes/o/

http://tw.myblog.yahoo.com/jw!w1R0wBCfBQWzVPj9RUGRjg--/article?mid=21373

中國死雞早安

http://www.flickr.com/photos/26009897@N00/3597523214/sizes/o/

http://www.flickr.com/photos/26009897@N00/

香港六四20周年「薪火相傳」燭光晚會參加悼念群眾人數破20年來紀錄，主辦單位稱達15萬。(官方稱6萬2千8百，不過在官方數字來說也是破歷年紀錄，不知官方怎麼能夠估算至百位那樣精準)

to 江湖人
所引兩篇文章不礙是說：
若當年六四民運不被鎮壓，民運會升級為顏色革命，革命會帶來中國百年沉淪。
讀歷史是想當年看今天展望將來，並不是單看當年形勢並作諸多是或非是的簡單化假設來解釋一個錯誤的結果。
我們更要看的是今天和將來。
請告訴我，今天的共產黨為甚麼不可以讓六四平反？是不可行還是永遠不想行？
請問，中國下一個必須翻過的門檻又是甚麼？又該如何翻過？

天怒中國？興邦難止 遍地成災
http://blog.roodo.com/gamy543/archives/9174953.html

血路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vLTmciSz8

http://www.alliance.org.hk/index_hka.html

歷史的傷口 Wound of History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g1XhlVEs24

七月1日起 中國全面監管個人電腦
http://non2006.pixnet.net/blog/post/28204166

毋忘六四 - 血染的風采
（詞：陳哲 /曲：蘇越 /演唱：梅艷芳）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HusFlwVIjU

也許我告別，將不再回來，妳是否理解？妳是否明白？
也許我倒下，將不再起來，妳是否還要永久的期待？
如果是這樣，妳不要悲哀，共和國的旗幟上有我們血染的風采。

也許我的眼睛，再不能睜開，妳是否理解我沉默的情懷？
也許我長眠，再不能醒來，妳是否相信我化做了山脈？
如果是這樣，妳不要悲哀，共和國的土壤裡有我們付出的愛。

歌曲說明

http://www.wretch.cc/blog/skyfire/25714068

一個晚上募到九百多萬 香港六四燭光晚會所見所聞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jun/10/today-o8.htm

To David：


以下文章摘錄自『遞進民主』，王力雄著，大塊文化出版

中共堅稱中國絕不搞多黨制，一方面是出於自己把持權力的目的，同時也有對中國陷入「政黨亂局」的擔心。多黨制是西方民主制的核心，只要政治改革走西式民主的道路，多黨制無論如何繞不過去，最終一定要面對。而中共堅決拒絕多黨制，其主導的政治改革就不可能走西式民主的道路。
　在西方民主制下會為中國帶來相當長的社會動盪，內耗增加，經濟哀退。當代轉型的國家幾乎無一不經過這個階段，類似情況在大陸只會更加嚴重。臺灣民主化前有過幾十年的縣市選舉，今日臺灣政治仍被臺灣人自己評價為「惡質民主」。大陸迄今只有十幾年村級選舉經歷，未來的民主狀況只會更糟。所以肯定不會大陸一民主，臺灣就興高采烈地接受統一。除非等到大陸的民主水準和經濟水準都超過（至少是趕上）臺灣，才可能對臺灣民眾產生吸引力。然而那一天還未在視野裏出現，統一的願望因此也只是一廂情願。
政黨因為處於同一競爭層面，仍然會具有趨於極端的性質。所謂「處於同一競爭層面」，典型狀態就是新組建的政黨大都將以取代中共執政為目標。為達到這一目的，它們不僅要和中共爭奪選票，彼此也要競爭。競爭方式往往是比賽揭發中共執政的黑幕，同選民許諾越來越嚴厲的追究和懲辦，鼓動種種與中共鬥爭的社會運動。凡是想與中共維持良性互動的政黨，都會被更激烈的政黨超越。如果這種開放黨禁是中共做的讓步，我不懷疑它會再度鎮壓，回到一黨專制。當然中共不會做出這種讓步。它一直宣稱「絕不搞多黨制」，無疑是早看到了這種前景。
　即使不考慮中共因素，「民主的發作」使中國進入了真正自由的政黨政治環境，黨爭也會導致社會出現分裂與動亂。政黨競爭是民主政治分割資源的主要方式，這種機制激勵政黨衝突而非合作。在民主制度悠久而完善的社會，政黨政治都無法避免醜陋的一面。
中國既喪失了傳統道德、也未學到西方的政治文明，未來黨爭可能達到的程度，「海外民運」是提前所做的演示（這是其價值所在）。那是中國受過最好教育、最瞭解西方民主的人群，爭奪的尚不是國家政權，都會落到如此地步。未來中國的黨爭將會何等不堪，以及會把社會帶向怎樣的分裂，足以讓人今天就十分警惕。
　有人希望這樣一種前景可以吸引中共　即由中共自己主導政治改革，採納西方民主制，由此獲得民眾擁護，從而在西式民主的政黨競爭格局中能壓倒其他黨派，並利用其積累和壟斷的實力，實現在民主條件下的長期執政，如同日本自民黨那樣成為多黨政治中的實際一黨統治。這樣，中共既能完成順應世界潮流的民主轉型，又不會喪失執政，豈不是兩全其美？
　然而雖有國民黨自我轉型後仍在臺灣暫時贏得選舉的先例，共產黨卻不能相比。因為西方民主制是國民黨從建黨就確立的目標（至少理論上是），只是因為特殊歷史情況才停留於軍政和訓政階段（至少可以如此解釋），因此國民黨實行西方民主制，不意味其以前是錯的，反而是證明其兌現諾言，帶領社會進入憲政階段（至少邏輯是通的）。而中共從建黨宣稱的就是要消滅資本主義，實現共產主義，自始至終把西方民主制視為敵對制，因此中共採納西方民主制將被視為承認失敗，同畢生的敵人投降。這無論在感情上，還是顏面上，都是不能為中共所接受的。更重要的是，認輸並未完事。承認失敗等於承認以往所做皆是錯的，而那些錯誤導致那麼多災難、死亡和冤案，牽扯方方面面，豈是認輸就能既往不咎、從頭開始的？錯了就要負責，就要賠償和追究，怎麼還能繼續執政？
從這個角度，那種認為只要共產黨改個名就可以適應變化並被社會接受的看法是不實際的。共產黨的道統和法統不會因為改名而改變來源，它的歷史也不會就此一筆勾銷。鄧小平之所以不許批判毛澤東，不在於他要捍衛宅個人，而是要捍衛中共和他自己。他的治國路線儘管與毛完全相反，但他和毛依然只能足唇亡齒寒的關係。
　必須看到這一點，中共與西方民主制之間沒有共存的可能，也沒有轉換的邏輯，只有你死我活、誰勝誰負的關係。中共不會因為主動實行西方民主制就可以如魚得水，成為贏家。西方民主制即使不反過來審判中共，也一定會將其遺棄。這是兩種制度已經定型的歷史關係所決定的。
　以「六四」為例說明這一點：
　在中國搞西方民主制的政治改革，無論從哪個方面著手，「六四」都是繞不過去的一關。「六四」是專制權力對民眾運動的流血鎮壓，平反「六四」早成為世界公認的是非和中國政改的試金石。不解決「六四」問題，政治改革不可能邁出實質步伐。然而只要為「六四」平反，政治改革的主角就將不再是中共，因為．「六四」的旗幟不是在中共手中，而是在「六四」被鎮壓者手中。「天安門一代」、「天安門母親」、異議人士、持不同政見者、海外民運等，都將隨「六四」平反進入舞臺中心。對於西方民主制，他們會被認為是「正宗」。民主世界的輿論會支持他們。他們自然有較高的道德位置，對政府的要求也永遠會比中共步伐更快。因此不管中共怎麼做，展現的形象也只能是跟在他們後面亦步亦趨，顯得被動、僵化，以及凸顯歷史的累累欠債。中共推行政改將不但無功，反而只能加速垮臺。這一點　中共無法在西式民主的政治改革中得到主動權　決定了中共不可能按照西方民主制的模式進行改革。
近年憲政話題在中國加溫。同樣的口號，而是應該反省一下為何轉了百年又回到起點?
制定憲法容易，實行憲政困難。
很多國家可以很快炮製出一部充滿西方詞彙的憲法，但是在西方社會以外能夠完好實現西方民主制的國家卻不多。杭廷頓認為現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產物，它的諸多要素歷經了西方土壤千年培育──「這些要素也許可以在其他文明中找到其中的一二，但是作為總體，它們僅存在於西方之中。」
　中國自二十世紀初就有了憲法，但從來沒有憲政，只有強權對憲法的玩弄踐踏。應該說憲政的最好保證是公民對憲法的尊重與捍衛，以及對違憲當權者的集體不服從。但這首先需要法律對人民具有神聖性，中國卻是多數人從未建立起對法律的信任和尊重。
這種狀況過去如此，現在同樣，未來也難指望短期內可以改變。
　我同意民主因素是在西方文明土壤中長出，但我不認為民主不能在其他文明的土壤扎根。西式民主之所以在中國總是變形，關鍵是沒有循序漸進的過程與時間。西方民主制除了有幾百年的發展時間，還有一個從小到大、從初級到高級的過程，如法律逐步確立，選舉逐步擴大範圍，政黨經過多年淘汰……，如同從種籽長成大樹。這種過程經歷風風雨雨，扎下深入根系，與文化土壤的緊密結合獲得了旺盛生命力和抵禦外界破壞的能力。當西方民主的大樹已經長成，顯示出美麗和強大之後，引起了其他文明的羨慕。
然而那些社會卻不能從種籽開始，而是需要把民主的大樹直接移植過來。移植的大樹看似速成且壯觀，生命力和抗病力卻要大打折扣。
　循序漸進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只有當憲法以活的機制而非死的規定存在時，才會成為憲政。活的機制是一種自動運行功能，需要長期培育。英國於此是典型，其所以能夠無憲法而有憲政，就是因為長年漸進積累的習俗、慣例、單行法規、法院判決和政治行為等組合出一種自動運行機制。在這種機制中，沒有哪個人或哪種力量能夠單獨操縱政治，只能按照歷史賦予的角色，以及歷史形成的規則進行互動。政治就是在這種互動中獲得穩定、制約與平衡的。如果沒有這種活的機制，僅有文字規定的制度和機構設置，狀況就將因人而異。
　舉例說，立法、司法、行政分立被認為是憲政的保證，這在理論上沒錯，但即使三權分立了，法治也不會自動實現，因為法治歸根結底要靠人執行。在一個沒有法治傳統並陷入整體性精神靡爛的社會，三權相互勾結交易的可能性會大於相互制衡。各種強勢集團在壓制民眾方面也會放棄分歧進行共謀。眼下看到的菁英勾結、法官腐敗、警匪同流、律師貪婪等現象，那時可能更加放大。


然而歷史不能照搬，即使明白循序漸進的重要，也不可能再從初級到高級，分步驟接受西方民主制。民主理念今天已如此廣為人知，民主轉型因此只能被要求一步到位；西方國家也把自身達到的高級民主視為要求其他國家的標準：高級民主一旦產生，就不會再提供低級民主合理性。最直接的例子是中國民主選舉若從「三十五歲以上、年收入十萬元以上的男性漢人」開始，儘管比沒有選舉進步，也是西方民主曾經有過的階段（如限制選民為「三十五歲以上、年收入五萬英鎊以上的男性白人」），卻只會引起舉世抨擊。
　應該保持這樣的清醒：西方民主制依賴的機制需要複雜的歷史演進形成，而中國不再有複製這種演進的可能，也就無法形成同樣的機制。從這一點而言，我同意西方民主制無法真正在中國扎根。也許我們該在另一個力向上進行探索，能不能找到一種新體制，既可實現西方民主制的理念，又無需複雜的歷史演進培育其運行機制，而是在實施同時就自動生成運行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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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章有談到六四平反的問題。


關於『中國下一個必須翻過的門檻又是甚麼？又該如何翻過？』之問題，請看下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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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鄧小平扳平天安門事件的機會

廣福人

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前夕，筆者從已經完成八萬字(約百分之八十)，書名暫定為【以一國兩制催生中華省國聯盟】的拙作之中摘錄了一些內容，趁機讓中國讀者了解筆者對於中國政治改革的看法。

過去所談到的一國兩制都是中國統一台灣的說辭，本文所談到的卻是有不同的意義與作用。如果大陸各省逐漸實施一國兩制的話，鄧小平可以更偉大。1978年他提出四個現代化的經濟建設口號之下，進而於1985年以「讓一些人先富起來」開放措施的對外國宣告開啟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新紀元，為今日中國和平崛起立下了堅實的基礎。同樣地，在他有生之年，他也可以一聲令下「讓一些人先自由起來」，從而啟動中國的政治改革。可惜的是，他錯失了使中國和平崛起更有利的政治改革千載難逢的機會，同時也錯失了變成更偉大的機會。

鄧小平沒有讓中國的「一些人先自由起來」，倒是提出可能使台灣人民更受到約束的一國兩制。其實，鄧小平只要在觀念上有個突破，一國兩制的確是個中國政治上最偉大的發明，其對中國現代化以及和平崛起將會有無可取代的貢獻。這個觀念上的突破就是把一國兩制應用在中國大陸各省，而不是針對台灣。

一國兩制受到台灣朝野的反對，在台灣可謂是毫無市場可言，其理由十分簡單，蓋因已經與中國完全不同制度的台灣實施一國兩制顯然只有「一國」的箝制，毫無「兩制」的加乘效果。

真正需要實施一國兩制的是中國大陸各省。這是個充滿突破性的新觀念。這新觀念是筆者想以近十萬言加以闡述，讓鄧小平的追隨者轉變他們對中國前途及中國統一的想法，使中國在民主化的政治改革能夠隨著經濟發展的腳步正式啟動，當然也有機會為鄧小平扳平鎮壓平天安門事件的負面印象。

從最基本的層面來說，大陸各省經濟發展的步調不一，各省理當有不同的政治改革進程。當某個省份達到基本的經濟發展要求之時，中央便受授于自治權「讓這省人先自由起來」，以便在政經方面充份自主以達到「亦省亦國」的「省國」境界，其政經制度自此有別於其他尚未自治的省份。中國各省的一國兩制於焉開始，一直到形成「中華省國聯盟」為止。

當然，以中國目前毫無政治自由的尺度而言，這種政治改革必定遭到無數的反對，尤其是目前掌權的共產黨政府更是可能在反對之外進一步替罪支持者羅織叛國的罪名。然而中國集權政府對中國人民掌控的能力一定會隨著人民經濟的改善而遞減，照目前經濟發展的腳步來看，集權政府對沿海省份的控制能力已經大不如前了。

簡單如氣球內的氣體分子在「較有錢」(在受熱之後內能、溫度增高)時「尚知」反抗(碰撞氣球內壁使壓力增高)，萬物之靈的人類那有在富裕之後還能夠像以前一樣乖乖地受到控制的道理？簡單的理想氣體分子模型就能夠讓我們知道，只顧一味地促進經濟成長而不願放鬆統治禁錮，將無異是埋藏著定時炸彈一般。

對於這一點，我們並不需要花什麼大功夫去求證，只要放眼過去看看目前大陸各地在經濟改善之後衍生的土地使用問題而引起的大小衝突便可得知。當然，土地使用的自由尚屬經濟層面與其他自由似乎較無直接關係，然而因為經濟改善而使個人活動力增加，連帶促成對於各種自由的強烈需求是無庸贅述的。因此，在鄧小平讓一些人先富起來之後二十餘年之後，「讓一些人先自由起來」已經成了中國刻不容緩、有待優先執行的項目。

以筆者拙見，人人皆知中國需要進行政治改革，因此不需要在此多費篇幅贅述。重要的是如何改革以及改革成何種「中國」。

●如何改革之理論基礎：活用鄧小平的一國兩制以及毛澤東早期主張

有了必須改革的理由，再來就是提出具有說服力的理論基礎，以期改革能夠在最小的阻力及最理性的情況之下順利進行。理論基礎當然是根據由中國領袖為主的名人的主張及其成功政策的事例為藍本，適度依世界潮流及將來的需要加以修改及擴充所得的模式最容易被全體國民接受，也較具改革成功的希望。有鑒於此，本書所提倡的「如何改革」的理論包括了把「改革導師」鄧小平的名言「讓一些人先富起來」修改成為「讓一些人先自由起來」以當作政治改革的起始點，以轉移應用鄧小平「一國兩制」主張為實施改革的過渡期，以「偉大的主席」毛澤東的早期主張－－「二十七個國」論類似的「中華省國聯盟」為改革目標。

根據 凌鋒 先生所著【中共風雨八十年】，被中共捧上神壇的毛澤東在 一九二○年九月三日 的長沙【大公報】上發表 過一篇「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該文中有紜：「既 然全國的總建設在一個時期內完全無望，那麼最好的辦法，是索性不謀總 建設，索性分裂，去謀各省的分建設，二十二個行省三特區兩藩地合共二 十七個地方，最好分為二十七個國。」可見當初毛澤東在想到全中國現代化之路遙不可及的時候就想到將全國分為二十七個國較易成功的「遠見」。雖然十個月之後毛澤東就改變了湖南共和國的說法，他的「二十七個國論」並未因此而降低其真實性，倒是突顯了毛澤東本人在抓住權力之後就無法鬆手的慾望與特質。

雖說毛澤東的二十七個國論與筆者提倡的省國聯盟都主張提昇各省至國家的地位，然而在其他方面則是大不相同。先就提出的背景來說，毛澤東當年是在幾乎絕望之下提出湖南共和國的主張，然而本書的中華省國聯盟則是在中華民族的整合出現一片曙光的背景之下提出的。湖南共和國必須自己摸索出一條可行的民主之路，今天的大陸各省卻有台灣走過的軌跡可循。省國聯盟有聯盟總部為各省國共屬之最高組織，「二十七個國」則未知有否如此組織。其實，以本文的觀點而言，有多少多大的區別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毛澤東在其英年提出這種主張，對省國聯盟的形成當降低不少的阻力。

●如何開始改革：中國的政治改革始於「讓一些人先自由起來」

中國自開放深圳特區以嘗試新經濟政策初期，由於成效良好，珠海與廈門也隨之被指定為經濟特區，以這三地作為開放的窗口，為開放改革的試點。日後中國各地及各種束縛經濟的政策逐漸開放，雖言欲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然而開放至今，除了土地政策不同以外，其他的制度大致上與資本主義無多大的區別。是不是資本主義不用多費口舌去強辯，重要的是經濟的開放使中國進入被普遍承認的初期崛起的狀態。有了這些由經濟特區擴充至全國的寶貴經驗與前例，現在是該慎重考慮以「政治自由特區」來擴充全國的政治自由的時候了。

中國的政治改革當然要從賦予人民政治自由開始。由於十三億人口的超級大國目前的發展程度非常不平均，發展程度較低的地方對政治自由的需求尚未如經濟開發那麼急切。因此，政治自由的授予也應該從一個試點開始。由較開發的某省當作一個起始的試點，「讓這省人先自由起來」開始進行類似經濟開放的政治改革。如此漸進式的政治改革除了較溫和之外，也容易突破及緩和目前執政的唯一共產黨對改革的抗拒與排斥的心理。

一個重要政策的推行的成功與否往往與宣傳口號的響亮度有關。「讓一些人先自由起來」雖是由名不見經傳的筆者所提出，然而以其呼應鄧小平的名言「讓一些人先富起來」以及家喻戶曉的「一國兩制」名句，還有毛澤東早期思想的支持，若經宣傳之後，遲早成為響亮的政治口號該非意想不到的事。如果中國統治者願意以政改為重而放下身段，響應這麼一個統治者以外阻力最小又能匹配已經獲得初步成功的經濟改革的政治改革，加上響亮的政治口號敦促之下，中國的崛起將可望突破最困難的關卡，一路往民族復興的道路邁進。

●改革如何實施：以逐省實施一國兩制為過渡期

依據中國政府官方的說法，目前的香港所實施的即為一國兩制。然而，較為正確的說法應該是目前的中國正在以一國兩制為過渡期，將來的中國回歸何種「一制」，則尚無定論。因此，理論上來講，目前的中國已經在 1997年踏入了筆者所在此大力推薦的「以一國兩制為過渡期」。既然現時的中國已經允許一部份的人民實施不同的制度，多一部份(一省)人口實施與香港相同的制度那又何妨？有何困難？如果有的話，那只是專制政府的統治者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反對罷了。

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之後就種下了中國政治必須改革的不可逆程序。經濟發展讓日漸窮於應付中國本身爆炸性增加的各種衝突，勢必無法長期壓抑香港人民的政治自由訴求。由目前狀況來看，香港人民的政治自由不達到人民普選特首的程度絕不可能輕言中止。因此，在短期的將來如果見到特別行政區香港搖身一變，形成自由民主的自治區，這就是以一國兩制來催生中華省國聯盟的開始。

自由民主的社會並非一蹴可的。進入民主初期的社會需要全民共同學習妥協之道，自由的媒體需要學習與全民進行較為正面的互動，在一次又一次的選舉的磨練，在一點一滴的經驗累積之下，民主就會逐漸成熟。因此，將來的香港將可以從台灣獲取一些寶貴的經驗，以期縮短民主的成熟期。

平心而論，現階段的台灣民主還是未臻成熟的階段，民主之道一路走來頗為崎嶇難行。其中主要原因除了身為華人第一先鋒民主政體摸索期較長以外，台灣所特有的情況如不合時宜的憲法、複雜的選民背景等，都使台灣需要面臨許多無謂的困擾，平添實施民主的困難。目前的中華民國憲法制定於國民黨統治中國大陸的時代，其不合時宜自不待多言，然而影響最大的還是因其造成許多法律無法徹底執行，影響政府的行政能力以及公信力，當然也影響到台灣民主化的推行，由此衍生的社會亂象也是層出不窮。另外，縣級以下的民意代表候選人的素質普遍偏低，其與地方上黑金及黑社會掛鉤的情形並非少見。

以上所言為目前台灣民主社會呈現出來，顯而易見的弊病。然而，由此而遽下台灣民主不值得模仿的結論乃是大錯特錯。放眼世界各國，除了西方世界民主化已久的國家之外，比台灣民主成熟的國家並不多見。以亞洲的菲律賓和印度而言，其民主制度的歷史都比台灣長，然而每次選舉所牽涉到的暴力事件都遠較台灣為多，由此可見台灣的民主制度雖然時間不長，但其成熟度已經超越許多實施較久的國家。假以時日，台灣媒體的素質增高而能緊守分寸，以及再經歷一次政黨輪替，民主的成熟度就可望接近西方國家的水準。近日來，台灣的法治因總統女婿趙建銘涉及台開內線交易案遭收押偵辦後往前挪進了一大步，真正的法治已經使台灣成為不折不扣的民主法治社會。

香港的民主化過程雖然可能遭遇到各種困難，然而可以想像得到的是將與台灣的困難不盡相同。雖說如此，台灣點點滴滴的民主化經歷還是有許多細節可供香港學習的。至於目前的中國政府及受到政府宣傳影響的百姓常以台灣民主議會發生打架事件就一味地否定台灣民主化的成就，難免是一種幼稚無知的看法，實不足掛齒。

有了香港的民主制度，中國內部自此擁有集權與民主兩制並存，名副其實的一國兩制於焉上路！自此，其他省份肯直接模仿台灣也好，為了顧及共產黨的面子模仿香港更合乎中國政府恥於模仿台灣的心態，可以一省接一省逐步進入民主化的自治狀態，直至所有省份都改制完成，中華省國聯盟自此誕生！

這種由已經實施不同制度的香港為啟起始，集權與實質的自治並存，由一省接著一省逐步進行的過渡方式，其間集權的勢力隨著自治自治省份的增加而逐步縮減的過程即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逐漸由中央集權轉型為各個省國能自立民主進程的中華省國聯盟。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過渡期結束後則自然成為聯盟總部。當然，各省在轉型為省國地位之後其與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過渡期間的詳細關係，以及人民共和國轉型聯盟總部所牽涉到的法律應由中國的法律專家集思廣益，制定出最完善的相關法律，以確保有個平順的過渡期。

●政改最後目標：成立「毛澤東也無理由反對的中華省國聯盟」

以鄧小平提倡的一國兩制為政治改革的過渡期，待「毛澤東也無理由反對」的各省國逐漸成立之後，多國一制的中華民族開始昂然岐立於世界上。

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為了它的永續發展，民族與國家的關係不能被限制在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古老觀念的廄巢裡。在新時代的觀念中，國家雖然可大可小，然而以目前小國當道的世局中，硬是要把十幾億人口的中華民族塞進一個國家裡，不但會嚴重地限制中華民族的前途與發展，更委屈了這麼一個偉大民族的存在與地位。

為了維護前途與發展，中華民族應該被定位為高於國家的組織，例如是一個多國聯盟或是一個由兩個以上的國家所形成的「國家系統」。中華省國聯盟的成立，正是符合了這一個原則，也使得中華民族在非常少有的限制(比如說使用中文)之下，充份發展成人類最優秀民族之一。

此時的香港，也應該將原有的基本法提昇為自治憲法，合併澳門而成為港澳省國。如此可以化解澳門的尷尬地位，同時使港澳省國的人口較接近其他省國。台灣則可以依民意決定加入省國聯盟的時間與條件，待加入之後，中華民族以民主方式整合的理想便大功告成。由於這一連串的政治改革是以台灣民主現有的基礎，適當地改革香港的政治制度以當作實施一國兩制的開始，以組成省國聯盟為終。聯盟中各成員都是類似台灣，因此可謂中華民族的前途在於「大陸各省台灣化」。

筆者在此誠摯呼籲中南海的高官們體認到，在中國經濟因部份人先富起來的政策而得到二十餘年的高速發展之後的現在，應該是讓一些人先自由起來，以進行政治改革的不可錯過的時刻。政改所牽涉到的三個階段--讓一些人先自由起來、一國兩制以及中華省國聯盟都包含有您們偉大的導師鄧小平以及偉大的主席毛澤東的思想、主張、功績在內。當然，他們要是地下有知的話，也一定會為這中華民族千秋大業的改革背書的。各位所要作的僅僅是轉個腦筋，如本書第一章所提到的－－活用鄧小平的一國兩制以及毛澤東早期主張，政改的大業便大有希望在諸公手下完成。改革的時機窗口並不寬大，一但錯過，經改不但無法持續下去，經改所獲得的初期成就也可能是助長中國進入不穩定狀態的重要因素，切莫循一黨之私而至情況失控之時方思改革，鑄造為時已晚的大錯！

PS1: 多謝主編為廣福人設置特區。不過恕本人或因脫離台灣社會太久，至今尚不知「科普」代表何種文章，請勿見笑。

PS2: 以本人學工程的背景寫主題為一國兩制這種老掉牙的書是否還有人想看是一個大問題。然而，筆者尚有有點期待的是，書中的構想大部份是關於中華民族前途新的方向，也許對中國政治的改革會有適當的刺激也說不定。

PS3: 近日來，台灣政界因總統駙馬貪污違法的事件而熱鬧滾滾。有些人緊張兮兮，以為台灣就要完蛋了，如東森論壇就有人寫「壓垮台灣的最後一根稻草」。在筆者印象之中，南韓的歷任總統幾乎沒有一個沒有問題的。然而，南韓國勢在近幾年來大幅擴張。台灣正在進步，自己要有信心！

PS4: 以筆者長居美國以及觀察美國近年來對伊拉克及對台灣的態度所得，實在是對美國人口中所謂的維護民主的決心日感懷疑，為了中東石油倒是比較真實。因此，台灣在兩岸的角力之中，不應該過度依賴美國，而應該努力使中國改變集權及一黨專政的政府。以其人「一國兩制」之道還制其身是筆者寫書的最大目的。

http://www.nownews.com/2006/06/05/301-1949717.htm

給江湖人：

你說：

>>PS3: 近日來，台灣政界因總統駙馬貪污違法的事件而熱鬧滾滾。有些人緊張兮兮，以為台灣就要完蛋了，如東森論壇就有人寫「壓垮台灣的最後一根稻草」。在筆者印象之中，南韓的歷任總統幾乎沒有一個沒有問題的。然而，南韓國勢在近幾年來大幅擴張。台灣正在進步，自己要有信心！


您為何會有如此不合邏輯的比較？

台灣跟南韓能夠比擬嗎？南韓人沒有一個人不認同南韓為自己的國家，台灣呢？一大堆不認同台灣為國家的人........

如果您不了解台灣，麻煩別再用專家口氣討論台灣事務......過時的書本，也無法完全呈現台灣當下現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