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的恩怨情仇NON NON

我只有八歲

我是盧安達的一個小孩，我只有八歲。

我們盧安達不是個有錢的國家，可是我運氣很好，過去一直過得很愉快。爸爸是位小學老師，我就在這所小學唸書，家附近有樹林，也有一條河。我大概五歲起就會游泳了，在我們這些小孩子中，我不僅游得最好，也跑得最快。

因為是鄉下，我們附近有不少的動物，我最喜歡看的是老鷹，牠們飛的姿態真優雅。可是我也很怕老鷹，因為牠們常常俯衝下來抓小動物，有一次，有一隻小山貓被一隻大老鷹活活抓走。有一次我問媽媽，「媽媽，大老鷹會不會把小孩抓走 ？」媽媽說：「傻孩子，小孩子旁總有大人在旁邊的，老鷹不敢抓小孩，因為牠們知道大人一定會保護小孩子的。」我懂了，所以我永遠不敢離開家太遠，我怕老鷹把我抓走。

今年，我開始讀報了，看到報上名人的照片，我老是想，有一天我的照片能上報多好。我的親戚朋友們都說我是個漂亮小孩，也許有一天我會像邁克傑克遜一樣地有名，報上常常登我的照片。

三星期前，爸爸忽然告訴我們，我們的總統遇難了，他認為事態嚴重，因為有心政客可能乘機將事情越搞越糟。就在那天晚上，一群不知道那兒來的士兵進入了我們的村子，我睡著了，什麼都不知道。第二天早上才知道村子裡所有的男人都被打死了，爸爸也不例外。媽媽居然還有能力將爸爸埋葬了，當天下午我們開始流亡。現在回想起來，媽媽平時是一位很軟弱的人，這次忽然顯得非常剛強，唯一的理由是因為她要將我送到安全地帶去。媽媽在路上，一再地叮嚀我，有人非常恨我們，因此如果發現有壞人來了，可能來不及跑，可是我是小孩子，跑得飛快，一定要拚老命地逃走。媽媽也一再叫我找一棵樹，或者一塊大石頭，以便躲起來，讓壞人看不到。

就在逃亡的第二天，壞人來了，媽媽叫我趕快逃，她自己反而不走，我找到了一棵大樹，躲在樹後面，可是我看到了那些壞人殺人的整個過程。媽媽當然也死了，這批士兵沒有留一個人，不像上次，上次他們只殺男人，這次沒有一個人能逃過。士兵走了以後，我才回去看我的媽媽。看到媽媽死了，我大哭了起來，因為天快暗了，我怎麼辦？我只有八歲 ！ 虧得還有一個大哥哥也活著，我猜他大概有十幾歲，是個又高又壯的年輕人，剛才他一定也躲了起來，他看我好可憐，來拉我走，他說我們一定要趕快 走，找到另一個逃亡的團體，人不能落了單。

我和這位大哥哥相依為命，也找到了一批逃亡的人，好幾次有救濟團體給我們東西吃，雖然很少，可是都虧得這位大哥哥，替我弄到食物吃，如果不是他的話，我早就餓死了，因為小孩子是很難拿到食物的。

由於我們都大半處於飢餓狀態，我們都越來越瘦，這位大哥哥也不是壯漢了。有一天，他說他要去一條河邊喝水，我告訴他最好忍一下，因為河裡都有過死屍，他說他渴得吃不消，一定要去冒一下險。當天大哥哥就大吐特吐起來，而且虛弱得走不動了。他要休息，然後勸我不要管他，和其他大人一起繼續得逃亡。這次我堅決不肯，決定陪他，他到後來連跟我吵架的力氣都沒有了。我偷偷地摸了他的額頭，發現他額頭好燙。大哥哥昏睡以後，我也睡著了。等我醒過來，我知道他已永遠的離開我了。我和大哥哥說了再見以後，走回了大路，不知道什麼原因，我從此沒有看到流亡的難民。

我只有一片麵包，二天內，我只吃了這一片麵包，我己越來越走不動了。就在這時候，我發現一頭大老鷹在跟著我，它原來在天上飛，後來發現我越走越慢，索性飛到了地面，我走牠也走，我停牠也停。雖然沒有見到任何逃亡潮，卻看到了一部吉普車開過來，我高與極了，以為他們會救我一命，可是吉普車沒有停，我心裡難過到了極點。

吉普車開過去以後，忽然停了下來，車上有人走下來，我的希望又來了。可是那位先生並沒有來救我，他拿起一架配有望遠鏡頭的照相機對著我拍照，當時那位大老鷹站在我附近。照完以後，吉普車又走了。我這才想起這位先生一定是一位記者，他要趕回 去，讓全世界報紙都會登到這一張照片，老鷹在等著小孩 過世。明天早上，你們在吃豐盛早飯的時候，就會在報紙上看到 我的照片，我不是很希望能上報嗎？這次果真如了願。你們看到的是一個瘦得皮包骨的小孩，已經不能動了。可是我過去曾是個快樂、漂亮而又強壯的小孩，我曾經也有父母親隨時陪在我的身旁，使老鷹不敢接近我。我曾經全身充滿了精力，每天在河裡游泳。現在，我只有一個願望，在老鷹來啄我的時候， 希望我已不會感到痛苦。 (李家同)

凱文·卡特

在非洲工作的西方記者的困惑

因為凱文‧卡特無法承受來自外界的壓力，連他的母親都指責他沒有救那個孩子。或許卡特選擇自殺有些偏激，但在貧困國家工作的西方記者們都面臨著同樣的難題———“救，還是不救？”

背後的故事

在非洲鄉下的三兄妹，雙親因愛滋病過世後成為孤兒，在史瓦濟蘭的鄉間靠自己謀生。他們讓加拿大籍的記者史蒂芬妮‧洛蘭開始質疑「不對報導中遇到的人物伸出援手」這項古老的記者原則。

每天早上洛蘭遇見的孩子都只能穿上學校制服，站在家門外，看著其他的孩子去上學。因為沒有錢支付學費，他們不能跟去。年復一年看到這樣的場景，終於打動了洛蘭。在一個「無眠的夜晚」，她自己辯論說：「我不能這麼做。」但是到了早上，她走到自動提款機，提出美金150元，這個數目足夠讓3個孩子上一年的學。

幫與不幫的兩難

每天的記者生涯都會遇到許多兩難的困境，但被派到發展中國家的西方記者，往往面臨的都是同一個難題：只要拿出他們口袋中的零錢，有時候就可以餵飽 10或20個人。這樣的付出卻違背了基本的記者信條：觀察，不要介入。這是維持客觀中立的不二法門，但是西方記者通常會問自己：我到底應不應該伸出援手？

對洛蘭來說，在史瓦濟蘭的日子代表了一個轉戾點，即使她從未寫過這些孤兒的報導。她的新作法是：「沒有任何做法。」她在加拿大全球報擔任非洲特派記者7年，並贏得兩次加拿大全國新聞獎，相當於美國的普立茲獎。從她到史瓦濟蘭至今，她變得更將想幫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然而那並不代表，她違反「真正嚴格的記者原則」，如在採訪前提供受訪者金錢那樣的事。

匿名暗助受訪者

的確，西方記者和非洲世界的貧窮者之間有一道因為經濟差距分裂的巨大鴻溝，這種私下救濟的危險在於，受訪者會因為想要得到經濟上的好處，誤導記者或美化事實，這樣一來就會干擾記者工作最首要的目標：得到真相。

一名因為主題敏感性要求不具名的西方記者，回應發生在阿富汗一名男子身上的故事。2002年，這名男子正在辛勤重建因為戰爭遭到毀壞的泥屋，然而他就是沒有辦法弄到一些木頭柱子支撐屋頂。此外，他年幼的兒子正在醫院，苦於房子沒有重建好無法出院回家。「我從來不給任何向我要錢的人幫助，」這位記者說，但在某些特例中，她會這麼做。即使那時，「我也一再向他擔保這些錢不是直接來自於我。」在這個案例中，她把現金給了她的阿富汗籍翻譯，要他告訴那個男人說，這是一個聽了他故事的匿名人士捐的。

光明正大伸援手

但也有新聞倫理專家認為，在貧窮國家工作的記者不應該因為幫助人感覺不佳，也不需要這麼遮遮掩掩地幫助別人。佛羅里達州聖彼得堡一家新聞工作者訓練中心「波音特研究院」的倫理團體主席凱莉‧麥克布萊德說，在貧窮世界的脈絡下標準應當有所不同，她說：「在美國記者可以教導貧窮家庭如何申請食物票， 或是如何申請社會福利。」但「美國的安全網，對貧人中的貧人來說，遠比起在史瓦濟蘭安全的多。」

她說，記者應該有計畫地幫助人，甚至包括他們的預算有一部份可以做為捐款。在和編輯及記者討論過此議題後，她的結論是，記者應該「除了付錢給翻譯外，也該做出把金錢、食物、和其他物品留給相遇者的準備。」假如接受施予者也出現在記者的報導中，那麼文章中就應當提到捐款這事，讓報導透明化。

這個標準出現的主要原因在於：「假如真的按照嚴格界線行事，不讓記者幫助任何人，很容易會讓記者出現良知的危機，好的新聞工作者就會離開這個產業。」她補充說：「我不認為我們必須把作為記者的人性部分區分出來。」

「總比什麼都不給好」

在報導非洲最慘烈的內戰衝突多年後，凱文卡特1993年在蘇丹拍攝他那張有名的照片，之後遭到許多人強烈質疑他為何不幫助那個蘇丹孩子，終於在1994年自殺。「我們質疑他的是，為什麼他只尾隨在後拍攝那張照片。」另一名駐守在非洲、不願具名的西方記者表示：「很可能到最後他自己也這樣質疑自己。」為了這樣的原因，這位記者會在採訪結束後，買些食物或日常生活用品送給受訪者來幫助他們。之後假如他還想什麼沒問到的問題，他也不會再去找他們問了。他說：「我會把這個案子當成結案。」將專業和個人關係混合在一起的危險，他認為「太過尖銳了。」

然而，要和報社編輯討論他的工作方式，對他來說還是覺得勉強。「假如他們說：『別再這麼做。』我不知道接下來我要怎麼進行我的工作。」他補充說：「我可不想要尾隨在人們身後，眼睜睜看著他們死去。」

然而，任何一個資助過人的記者也知道這個風險：遠觀而言，這些錢並沒有被妥善運用，且不會造成長期改變，可能會造成他們對外國捐贈者和救援團體的永久依賴，同時也會在接受救助者中引來覬覦與嫉妒。基於以上種種原因，給予，也不代表解放他們的行動。

「送這些孩子去上學，我感覺不到任何因為幫助他人的喜悅，帶來的溫暖的玫瑰色光輝。」因為洛蘭知道他們的境況不會有任何戲劇化的改變。不過最終她還是認為，給他們一些錢「總比什麼都不給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