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小心就四月了。關於四月，本身就已經是一首詩。T.S.Eliot都寫了，那麼驚心動魄的開頭。死亡的荒原。復活。玩笑。張國榮。

寫過一篇<四月殘酷美學>，不贅。  

上星期寫了一篇文章談巴黎示威浪潮，二千多三千字，刊在《明報》副刊。 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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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星期日副刊 2006-3-26 

當卡夫卡在巴黎吶喊， Pourquoi Pas？ 

撰文：塵翎 

        這陣子，每跟巴黎的朋友在網上聊天，話題總離不開席捲全國的示威浪潮，看法國電視台播出的畫面，拉丁區幾乎癱瘓。有一天晚上，大學生大舉衝進最具象徵意義的索邦大學(Sorbonne)校園。我在家裡看著網上的影像，那個我曾穿行而過的校舍，那個知識的殿堂，學生們推倒了圍欄砸壞了木門，聚在小廣場徹夜不散，與警察對峙著，情緒高漲著。他們說話時，氣呼呼吐出白煙──巴黎還是很冷。  

        回來香港以後，我時常記掛著半途擱著的課業、老師和同學，同學V說：就算你現在回來，也是無課可上的。最初，有些課轉到另一個校園繼續，後來那邊也關起來了。到處都是圍欄，一邊是學生，一邊是警察，等待時局的推進。 

        有一家電影院在辦奇斯洛夫斯基的影展(今年是這位波蘭導演逝世十周年)，唸哲學的P說，電影院外那條大道有大遊行，時不時傳來抗議的聲音，那天她在等候進場看電影的隊伍之中，其實有點不安。我說，如果換著是我，我大概也是會先進場看電影，然後再走上街頭。如果換著是奇斯洛夫斯基，他大概二話不說，拿起攝錄影就跑到街上的人群裡，用鏡頭記錄群眾的激情。 

「如果一件事物未被描述過，沒有任何紀錄存在，那麼你就不可能討論它。」奇斯洛夫斯基說。(見《奇士勞斯基論奇士勞斯基》，頁103。按：奇士勞斯基為台譯。)

示威者砸了聖米榭爾大道上的麥當奴、再遠一點的索邦廣場上的GAP，那些他們上下課之間走過的街道，現在成了他們思辯的講堂。

我有點緊張，心想，千萬別砸了那幾家書店，還有那些咖啡店，尤其是我最愛的V記。

(繼續閱讀...); ]]> http://blog.roodo.com/ningville/archives/1350389.html http://blog.roodo.com/ningville/archives/1350389.html 巴黎手記 Sat, 01 Apr 2006 23:10:19 +0800

想一想，我的城跟巴黎，其實也不是沒有相像的地方。比方說，我們都靠近流水。那裡叫塞納河，這裡叫維多利亞港。踱步到岸邊，還是可以找到個看水的地方，吹吹風。 

Rive Gauche。

現在我住的地方，樓下有一個熱鬧的市場。這讓我想起巴黎的房子(我漸漸開始記不住它了)，也是靠近一個小市場，每逢星期三和星期六早上才營業的。那時候，我就提著一個藍色環保袋，出門買菜去，也趁機跟菜販寒暄。我總是到那幾個相熟的檔子，買水果買胡蘿蔔，還有雞蛋，我總是拿出前一次買雞蛋留下的紙製盛蛋器，請老闆在裡面放滿雞蛋，不多不少，就六隻。他總是對我笑一笑，說：Bonne Journée(good day).

現在我每天出門辦事時總得走過樓下這個繁忙的市場，因為工作的關係，我少了時間在家做飯，由是少了買菜的機會。但時常，我買一束花，放在窗前。我對自己說：Bonne Journée.

想一想，我現在住的地區，就像我在巴黎住的地區，說來亦是左岸。 

遂貼這篇舊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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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城》2005年10月號

城市：巴黎 

撰文：塵翎 

左岸 

最初是偶然，後來是習慣，習慣久了就成癖，非此不可。為甚麼必得是左岸？其實一時也說不清楚，然而每趟從右岸回到左岸，心神自然安定下來，不用多說甚麼，這裡就是讓人感覺舒適。 

        塞納河從巴黎東往西流，人在河中面向西，左邊便是左岸，右邊則成右岸，簡單不過的地理常識。又不關乎政治立場，或者左右腦哪一邊比較發達，慣用左手或右手，親臉時先親左或右……但為甚麼左岸就得有點不一樣？ 

        城市發展步伐是差不多的，左岸有左岸的繁華，右岸也有右岸的盛景。老佛爺和春天在右岸歌劇院區，但左岸也有最老最優雅的“好商佳”(Bon Marché)。右岸有羅浮宮，左岸有奧塞。右岸有香榭麗舍大道，左岸有聖日爾曼大道。右岸有蒙馬特，左岸也有蒙帕納斯。就像一面鏡子，左右岸互相倒影重疊，要比較誰也沒有比輸。 

        找房子之初也沒指定要哪一區，到處問到處看折騰了一番住了下來，才意識到啊原來在左岸呢。每天出門，因不愛搭乘地鐵或巴士，總是走很多的路，從左岸踱至右岸再回返也不是甚麼難事，久了即成習慣。及至後來每逢過河到了右岸竟開始有點緊張，老覺得車多人多樓房太擠迫，把人唬得心慌，趕快辦完要辦的事便打道回府，甚至那迷人的蒙馬特山丘和那趣意盎然的瑪黑區也漸漸留不住我了。還是寧願回到左岸，在拉丁區的街巷之間穿梭行走，在書店門前的舊書堆裡尋寶，偶爾抬頭看看老樓房露台上的盆栽，放慢腳步。 

        或者可以說說左岸的迷思，拉丁區的書香，花神與雙叟的存在主義，蒙帕納斯的巴黎畫派和左岸劇場，這些空氣成分使“左岸”的意義溢於地理名詞之外。可是，假若我再為這些事情添加色彩，無疑是順勢延續左岸的神話，而實在，左岸並不是甚麼神話。 

左岸只是一個真實的生活場景，不聖潔不完美。左鄰右里會有態度傲慢的巴黎人提醒著這國家的階級差距有多大，四周會有很醜的現代建築物顯示法蘭西的壞品味，超級市場裡會有眼神冷漠的店員讓你很想問他們生活是否很艱難再也笑不出來。 

但左岸有一種自以為是的矜持，以及對文化的自重。這氣質使很多東西變得順理成章，不造作。在咖啡館談文說藝跟在市場買菜一樣自然，有時前者較後者更天經地義。 

並且，左岸適宜於居住，街道親近卻不壓迫，有充足的樹蔭。在喧鬧之中，總有一抹安靜。這樣說吧，右岸彷彿是前院是客廳，整天繽紛演出，久了可是叫人累。左岸卻更像是後院是書房，前台的戲照演可也，後台還是有著可讓人躲起來嘆一口氣的空間。 

一定是這樣，所以高達《斷了氣》裡的痞子，在右岸香榭麗舍大道耍賴耍花樣夠了，最後還是要回到左岸，在蒙帕納斯附近那條長長的街，帶著受傷的心奔向死亡街角，躺倒地上把心愛的人兒看個最後一眼，才終於斷了氣。那些美麗的黑白影像早就遠去了，最先躺倒在蒙帕納斯墓園裡的，卻是那個可愛的美國女孩珍西寶。左岸，是安息之地。 

        可能只是因為習慣了，習慣了這裡的生活氣息，人們走路的速度，街角麵包店老闆娘的臉。像穿鞋子，我總是先穿左腳，不假思索的。如果真要停下來想一想，我想我還是會選擇，在左岸。

]]> http://blog.roodo.com/ningville/archives/1110922.html http://blog.roodo.com/ningville/archives/1110922.html 巴黎手記 Sat, 11 Feb 2006 22:23:36 +0800

出於命運奇異的安排，我「暫時」離開了巴黎。說是「暫時」，因為心底知道，還是有機會可以回去的，如果自己覺得非如此不可。

跟曾經也在巴黎住了一段日子的B和L約定說，將來一起「回」巴黎，這樣那樣。我們用「回」這個字，因為在某個神秘的意義層面，巴黎是歸屬之地。

B時常笑眯眯的：不急不急，We will always have Paris. 他常說，要學海明威。

是的。不急不急。巴黎總在那裡。在我心裡。 

看過去一年替《書城》寫的巴黎隨筆，有說不出的想念。巴黎待我真的不薄，這些生活的片斷，即使已經過去了，仍然是美麗而溫柔的(或者正正因為已經過去了)。

* * * * *

《書城》2005年6月號

城市：巴黎 

撰文：塵翎 

侍應生 

有一天，我將會想念巴黎的咖啡店，為的是那些侍應生們。我多麼喜歡他們。假如咖啡店是一座劇院，我不過是一個普通的觀眾，以一杯黑咖啡的價錢(從1.5歐元到4歐元不等)，獲編配一個座位(最好是臨窗的，看得見陽光的影子)，觀看一場平凡但瑰麗的演出。 

在這裡，我親愛的鄰座客人，我們都只是觀眾而已，甚至乎，是舞台上的佈景板。一想到這裡，我深感榮幸，在精采的劇目裡，我願意當一塊佈景板，只要這裡有我的位置(最好是臨窗的，看得見陽光的影子)。 

他們才是主角。有時候，他們穿得莊重宛如在主持一場舞會，黑禮服，打蝴蝶結小領帶，腰繫一方白圍裙。如左岸的“花神”與“雙叟”，你想像，他們以這樣的裝束迎待那些風流人物，盤髮的波娃、愛美的巴特、煙不離手的沙特。咖啡、話語、思哲，川流不息於他們近似貴族的身影之側，而那一方白圍裙總是潔白如昔，是任憑歲月如何發黃也染不黃的白。 

他們知道你在看，有時不經意流露一點矜寵。沒有多餘的句子與動作。你點咖啡，他們把咖啡端來，同時放下賬單，搭訕可以，看看是誰，常客嗎(時間培養出來的君子之交)，見面來一個親臉儀式，留一張常坐的桌子。你喜歡他們端咖啡的手勢，不由自主走到他們身邊。“小姐，請問有甚麼需要呢？”“請問洗手間在哪裡？”他們溫柔地笑了，“從這裡登上二樓，轉左就是了。” 

另一些時候，他們更喜歡擔當自己的形象設計師，有意識地顛倒眾生。譬如，在萬神殿旁邊那個，分明是個拉丁情人，端咖啡來，先玩一點小魔術，或拿著淺綠色小煙灰缸跳一支短舞才願意把它擱到你桌上。觀眾給逗得樂不可支，還想再來一回時，他又不想耍寶了，回到他原來的角落，不苟言笑地繼續泡他的咖啡。下班後，你看著他騎摩托車離去，臨走時遠遠的拋給依依不捨的觀眾一個飛吻。在“向日葵”那個，俊美得像個明星。大家都是來看他的，他的髮型(簡直是千變萬化)，他走路的姿態(像時裝表演台上的模特兒)，他的衣飾(街頭的個性)。你和同伴有一陣子挺迷他，跟別人說起街角那家咖啡店，就說“那個可愛的男生”。 

然而，有一次，你竟在地鐵遇見“那個可愛的男生”，想是剛下班，臉容有點疲憊，坐在角落，在人群裡害羞地垂下頭。他看見你，知道你認出了他，頭於是垂得更低了，那模樣跟在咖啡店是多麼不同。你明白，再好的演員，也需要一個舞台。那些迷人的侍應生，離開了咖啡店，走在路上，在茫茫人海裡，就變成路人甲乙丙。 

可是你依然會記得這些路人甲、乙、丙。如學校對面那個男孩，最初看見你推門進來，總用日語向你打招呼說“午安”，等到他學會用中文說“謝謝”，你已不大路過那條街了。他稚嫰的表情每每教你想起某個中學男同學，曾經坐在你旁邊問你借練習簿，一臉不好意思的樣子。又如瑪黑區那位大叔，整天扳著臉，你向他要一張餐牌，他給你一杯水。但你看見他讓路過的途人借用店內供給顧客使用的洗手間，你知道他的心腸是軟的。 

有一天，我將會想念他們的演出，並樂意給予他們一個普通觀眾所能給予的最大掌聲。

舞、舞、舞。

一年到晚，停不了的節慶，停不了的舞動，在街上。巴黎音樂節之後，又有同志大巡遊，光是“趁墟”都疲於奔命，累昏了。

Pina Bausch。
翩娜‧包殊。是誰想出這麼絕妙的譯名，一看就知道是個跳舞的，翩娜比包殊好聽(總比叫布殊好)。
上周到歌劇院看她編的《Orphée et Eurydice》，1975年的舊作，這次跟歌劇院芭蕾舞團合作重搬上舞台。歌劇院的大型演出，早一年票都訂光了，像翩娜這樣的大師，更是全院滿座的。好不容易弄得的票，還是日本朋友H替我弄的。H是個狂熱的翩娜迷，因為她而跑去學跳舞。
非常精采，廣東話有句說“拍爛手掌”，是真的，謝幕也謝了好久。看完後，趕快發電郵告訴在香港的舞迷W，他羨慕之餘，也有點意外我對這齣早期作品評價那麼高。少作有甚麼不好啊，有人是一出道就已經鋒芒畢露，成熟飽滿了。尤其這次巴黎的演出，唱與跳俱出色。

我記得的牆。有柏林圍牆，那個夏天，在前東德，找到一小段「遺跡」，從它的破落裡，很難想像它曾經是如此堅不可摧。有吳哥窟的城牆，亦已頹敗。

原來，毀滅是如此輕易。

貼「微小生活」是為了要貼「牆上的名字」，因為如不懂得微小生活的可貴，大抵也無從理解失去之痛。


《書城》３月號
城市：巴黎

牆上的名字

　　白的牆，密麻麻的黑字。是名字，而不是數字。這面牆，就叫“名字的牆”。名字成千上萬，因為它們的存在，牆便有了生命，有了意義。
        牆立在瑪黑區的“大屠殺紀念館”，一幢樸素的灰白色建築物。說實在，這名字有點語病，大屠殺當然不是甚麼光采的事致使我們必得“紀念”它，因而真正的“紀念”，其實是念記在這場巨大命運旋渦裡無聲消逝的人。一個、兩個、一萬、十萬、一百萬、六百萬。關於這場滅族的大運動，普世的印象往往聚焦於某一個特定數字，彷彿必得借助一個嚇人的數字才能證明它的存在與毀滅性。
        由是我在這面牆前，久久無語，靜靜感受它的力量(那是說，我其實無法承受它的重量)，那力量在於把數字拆解拆解再拆解，還原至一個個真實的生命，盡管生命何其微小，何其脆弱。你必須知道並懂得，在鐵絲網的另一邊、牆的背後，名字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串數字，一個代號，以及隨之而來的新身份新境遇(將要被滅絕的族群)。從名字被消滅的那一天起，回家的路便給封死。
        這幢剛建成的紀念館據說是全歐洲規模最大的大屠殺紀念館暨資料館，開幕日選在奧斯威辛集中營解放六十周年紀念日。白茫茫的厚厚積雪覆蓋著奧斯威辛，使這個地獄場景呈現出近似天堂的顏色：但願所有失去名字的靈魂都得到安息。巴黎那天也飄了一場小雪，我在一列安靜的人龍裡排隊等候進館。你不是猶太人吧。不是。你來，是想看歷史？不是“看”歷史”，我是想看你們怎樣“面對”歷史。
　　不，區分我們和你們其實並不必要。在某一個臨界點上，所有人的命運，都是共同/通的。所有人。
　　於是，我來到牆的面前。
        我默唸上面的名字。人們在我身邊來來回回走動，有些人放下花束，有些人尋找他們家族的名字，光是一個熟悉的姓氏，牽動一條或隱或現或深或淺的血緣臍帶，隨即觸動了他們的情感系統，叫他們淚流不止。可是，流淚已經於事無補，沒甚麼可以挽回(時代的車輪不斷前行)，因此我看見他們很快把淚擦乾，竭力讓情緒平伏下來，回身轉到室內的展廳看歷史如何再現眼前。你要知道數字嗎？好的，這是從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間，從法國給送去集中營的，七萬六千人的名字。這裡面，有一萬一千個小孩。數字又說，最後只有二千五百人倖存下來。他們大多死在奧斯威辛，死時無名無姓。歷史書說，戰爭快結束前，這部龐大的殺人機器把大部份檔案毀滅，以致人們永遠不知道死者之中究竟誰是誰，到底“確實”有多少個人。
        紀念行為的意義，也許就是一種“反抗”。以今時的記憶來對抗從前的被迫遺忘。重要的是，記憶的態度與方法。殺人機器啟動，目的是消滅人、消滅族，把所有存在的痕跡抹去，好像這些人與事從未出現過。六十年後，紀念的前提，即是把這些被意圖抹去的人與事重新找回、補上，絕不放過任何細節。能夠找回、補上、修復的細節有多麼微細繁複，直接反映當年把它們抹去的上層力量有多麼強大、可怕。
        在燈光昏暗的展廳裡，我看到最微小的細節：一條纏腕的手帶，一根湯匙，一封家書，幾筆素描，一張舊照片。日常的生活多麼瑣碎，驟看起來多麼沒有意義，可是當不能再過平常日子的時候，這些瑣碎的家常的平凡的生活細節卻又多麼遙遠，教人多麼嚮往。這些仔細收集起來的細節、這些倖存的細節，絮絮在說，不管那道摧毀的力量多麼驚人，它仍是無能把所有痕跡完全抹去。就像黑暗隧道盡頭一線微弱的光，折射出一種或許可稱作“希望”的東西。當數字還原成名字的時候。

]]> http://blog.roodo.com/ningville/archives/164298.html http://blog.roodo.com/ningville/archives/164298.html 巴黎手記 Thu, 02 Jun 2005 20:35:39 +0800 　　前兩天下午，我在家裡忙著，忽聽見狗吠和孩子哭，便探頭到窗外看個究竟。
　　原來是一個父親帶了幾個孩子到公園，大概幾頭大狼狗把孩子嚇著了，其中一個小女孩嘩嘩啦啦的當場哭起來。那名怒氣沖沖的父親也跟流浪漢們吵起來，似要動手的樣子，一名路過的老婆婆急上前勸架，所有途人停下來，附近的住客也像我一樣，探頭出來看戲：三角公園忽然變成了一個小舞台。
　　不久，警察來了。父親推著嬰兒車，帶著孩子離開公園。警察走向流浪漢們，跟他們不知說了甚麼。後來，流浪漢們替他們的狗繫上狗鏈，背起裝載著全部家當的大背囊，也離開了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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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浪漢走後，父親又把孩子帶回來。剛才試圖勸架的老婆婆又再跑去跟他說話，只聽見那父親大聲回話：「太太，我有工作，我當然有權使用這公園，我不是他們……」聲音反覆迴盪於小三角公園上空。
我們=有工作=有權，他們=沒有工作=沒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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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家超級市場門前的人行道，常坐著一個流浪漢，超市晚上關門後，他就在那裡睡覺，那小角落已是他的「家」了。大白天，兩個要到超市購物的老太太遠遠看見他，忙繞路走到另一邊去，流浪漢便大聲喊道：「太太，你們為甚麼要繞路呢，我又不是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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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的流浪漢好多。在地鐵裡，公園裡，暗角裡。 ]]> http://blog.roodo.com/ningville/archives/153999.html http://blog.roodo.com/ningville/archives/153999.html 巴黎手記 Sat, 28 May 2005 19:57:46 +0800 貼舊文。大概兩、三個月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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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城》
城市：巴黎
 撰文：塵翎

有一種姿勢叫乞

　　我時常不懂得回應這一種姿勢。坐地鐵時，走路時，這些手掌就如花朵一一盛開在我面前，叫人很難假裝看不見它們，即使它們的主人總是極力把自己的臉掩埋起來。在巴黎，他們是那麼的多，像自然定律一樣的相對論，有多少陽光就有多少暗影。
　　大抵是很叫人為難的姿勢，就算真是山窮水盡迫不得已，他們之中許多人還是希望把事情做得漂亮一點、優雅一點。最常見的場景是在地鐵裡，他們嘗試表演一點甚麼，唱歌或跳舞，那些唱跳出色的，神情看起來就舒坦得多了，把破舊小錢包伸出去收集零錢時也理直氣壯得多，似乎因此跟其他同路人有所區分：他是乞，我是討(生活)。如此微小的分別，對他們來說多麼重要。
　　巴黎地鐵公司為這些討生活的人，發出了通行證，不過名額有限，賣藝者統統要經過面試，水準相當的才准予營生，這樣就更壁壘分明了。有牌者與無牌者之間，最大的區別或許不是賣藝的水準，而是尊嚴。這讓人想起路邊的流浪者，明明已無家可歸，還是試圖用破爛的紙箱把自己圍攏起來，搭建一個似是疑非的“家”。這一點殘餘的執著是他們最後的精神堡壘，若連這方矮牆也坍塌了，就意味著終極的離棄，徹底自我放逐於社會之外。
　　只是，既然來到不得不擺這個姿勢的地步，不論他們如何努力顯出不同，卻還是掩飾不了更多的相像。比如，他們看來都累透了，眼神又總是躲閃著、迴避著。我想，“看”，真是難。行人不好意思看他們，彷彿這樣會添加他們的難堪，同時深知看了也是無能為力，不如不看，反正日子久了，人就麻木了。他們也不好意思看，害怕在行人的眼眸中看見自己狼狽的存在，一旦看見了，就再沒有勇氣把手伸出去、攤開手掌。於是，到最後就只剩下了惘然的眼神，沒有焦點，也沒有未來。
　　我說到麻木，其實就像一種寄生蔓藤，緩慢地爬上心頭，搾取養份，直至人心枯死。有一陣子，我疑心我終於練成了巴黎人慣有的漠然。
　　有一天，坐地鐵到城的另一端看朋友，車程不長，大概不到半小時。小小的車廂卻先後出現了好幾個組合的賣藝者，有牌或無牌的，可乘客竟罕有地大致維持著同一批，沒甚麼人再願竟掏出零錢打賞了。於是，這些賣藝者在搖晃的車廂內分別拉奏完手風琴、表演完布偶劇、唱完亂七八糟的流行歌後，只好把仍舊空空如也的小錢包收好，趁著列車停站的空檔，趕緊跑到另一個車卡再碰運氣。這些模樣幾乎一式一樣的黑色小錢包不知經過我的面前多少次，我和其他人一樣，漸漸無動於衷。後來，有一個男人上車，他沒帶樂器，也沒帶任何表演道具。待車門關上了，他開始說話：“各位先生太太，抱歉在這個下雨天打擾大家……”大意是說由於一宗意外，他腦部受傷，已經動了兩次手術，還必須再動第三次手術，但沒有錢。不知是因為大家真的同情他的際遇，還是因為他演說的內容有點“新意”，還是因為下雨天的關係，當他拿著小錢包在座椅之間走了一圈，我看見裡面裝滿了零錢。
　　我忽然想，人們不是無動於衷，而是必需要一個背景故事、一個可以想像的情境(即使也許是假的)，才願意施捨。乞的人那麼多，怎樣才能搏得最大宗的同情？
　　走在街上，看見母親帶著孩子、老男人帶著狗頹坐街角，常會有人因為孩子的關係，因為狗的關係，而停下來，放下零錢，摸摸狗或孩子。那孩子的母親，那狗的主人，由始至終木無表情地坐著，坐成了一塊布景板，好讓所有視線看得見他們，卻又能繞過他們。

(刊於2004年12月19日香港《明報》)
巴黎，流動的街，流動的人

　　是這樣的，班雅明想必不是為了要建構甚麼文化理論而出門去逛街，他定必是先給街吸引了，其後鎮日流連忘返。
　　何況那是巴黎的街。

　　西西在她的長篇小說《候鳥》裡塑造的小女孩素素，每天下課後回家的路上，總是要在街上蹓躂好久，一家店子挨一家店子的仔細看個夠，看人家怎樣賣麵賣餅，像看新奇玩意兒般看個透徹。這樣的童年，這樣的街頭，七彩繽紛且又極富生趣。後來戰爭來了，街上靜了，這些充滿庶民生命力的營生不得已沉寂下來，素素不能再跑到街上去。時代如此悄悄易換場景，最先是從街頭開始的。
　　我在巴黎，也常耗費許多時間在街上蹓躂。學校在拉丁區，離家不遠，走路可達，於是上下課的時候，總挑不同的路徑，用走的，一步一步把巴黎的街記認下來。在半路上又往往輕易給甚麼事甚麼人吸引住，駐足細看，像童年的素素那樣稍不為意即迷墮於平凡而趣意盎然的街頭氛圍裡，待回過神來，方覺時光倏逝，天已黑下來，街燈亮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