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塵翎

翩娜，請不要回頭

 翩娜走了。我給日本朋友英惠寫信，寫了這一句，就沒法寫下去。這四個字代表了一切，意味著，世界停頓，此後無話。

 我在巴黎認識英惠，她長得胖胖的，十分可愛，法語說得好，難得沒甚麼日本腔。來巴黎，竟是要學跳舞，到巴士底的跳舞學校報名，買黑色的跳舞緊身褲。日本女孩就是這樣，做甚麼都很認真。可是，上不了多少課，她就知道自己不是舞者的料子，頂多只能做舞團經理人。

 啟蒙英惠愛上現代舞的，是德國編舞家翩娜‧包殊(Pina Bausch)。翩娜到日本演出，她買票去看，還帶著對現代舞一竅不通的媽媽同去。她說，日本人啊，好迷戀翩娜呢。

 誰不喜歡翩娜呢。可是邁克與林奕華等君，年年去巴黎看她的舞團發表新作的年代，我趕不上。看了很久的錄像，才有機會看現場的。對於表演藝術，我總是堅持要看現場的，being present，在，是一種經驗，無可取代的觀感與記憶。與創作者同時空的交集，可一不可再，無可複製與交換的情感記號。

 那年夏天，翩娜的舞團重演早年經典舞碼。英惠很早就訂了票，滿心歡喜等待著。這些位置特佳的座票，通常一年前已賣光。巴黎藝文愛好者在舞季開始前，早已收到訂票通知，友儕間交換消息集體訂購，若有翩娜的場，例必事先張揚。我因不確定夏天去向，時常只能臨時撲飛。於是英惠自動請纓替我去排隊，我才第一次在巴黎歌劇院看到翩娜的《Orphee et Eurydice》(奧菲與尤莉狄絲)。德國作曲家Christopher W. Gluck這齣源自希臘神話的歌劇作品，給翩娜拿來編舞，讓歌唱者及舞者共同扮演情節敘述者，出人意表。舞作發表於1975年，那年，翩娜三十五歲，編舞工作起步不久，已經為舞壇帶來新意念，引起廣泛注意。

 奧菲的故事，是一個關於「回頭」的故事。奧菲失去愛妻，千辛萬苦追至冥府，懇求冥王准許他把尤莉狄絲帶回家。冥王答允他，條件是路上他絕不能回頭，否則尤莉狄絲將變成鹽柱，永不能還陽。就差那麼一點點，奧菲最終忍不住回頭……

 法國鬼才Jean Cocteau曾經把奧菲的故事，重新編寫，加上了他的詮釋，讓奧菲的回頭變成一種非如此不可的選擇。奧菲故事的多種版本，還可以不斷加上名單。

 在翩娜的舞詩裡，這是一場偉大的情愛，跨越人間與冥府，超生越死，蕩氣迴腸。我在廂座裡，看到最末，在奧菲的歌聲與舞影裡，禁不住拭淚。坐在我前面的一對老夫婦，緊緊牽著手。那一刻，我深信，藝術是世間最偉大的創造。

 後來我寫信給香港舞迷W，跟他說起翩娜這齣「少作」，他現場看過其後的劃時代經典如《穆勒咖啡館》、《藍鬍子》、《康乃馨》等等，不把少作看得太重要。這些經典舞碼我曉得，後來陸續看過一二，但更多是她?期被形容為「走下坡」的《熱情馬祖卡》、《滿月》等。 

 坦白說，我喜歡少作，或說，我把這齣少作看得如此重要，許是我在裡面看見創作者最新鮮最熱情的靈魂，她的技巧或許還不夠成熟，思想或許還不夠深刻冼煉，但那如火炬一般的熱愛，那股破舊立新的勇氣，確實灼熱耀眼，任何時期都不能企及：那是利劍出鞘的初始，那是能感動冥王的深情！

 翩娜死了，黎佩芬想找人寫一篇悼文，問了好幾個對現代舞熟門熟路的，都不願寫，再找一些聽說很喜歡翩娜的，也推掉了，竟都自認資格不夠。也許是太心痛所以不能寫。但千萬不要是「資格不夠」。翩娜聽見要皺眉的。

 前年在台北，看完舞再聽翩娜說話，現場有觀眾問她，某段舞是甚麼意思。翩娜皺了皺眉，沉默了一會，說，她到各地演出時，常遇到記者與觀眾問她，某段舞有甚麼意義，她有甚麼用意云云。藝術不是這樣的，翩娜答。創作者不該是詮釋與感受的權威，沒有人是權威，觀眾應該要問自己為何喜歡某段舞，這就足夠了，他們自己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句號。說到這裡，翩娜停住了，不再發言。那態度，清晰、倔強、誠實，卻是謙卑的。像她想盡快離場去抽一根煙，絕不掩飾自己的性情。

 於是我寫，不是因為夠資格，而是出於一種熱愛。她給我那麼多，而我僅能以碎片式的文字回應，她那憂傷的眼神。

 其後，我明白，不回頭是愛，回頭，卻也是因為愛。

 人間太苦，何必留戀。翩娜，舞舞舞吧，即使死亡到來。不要回頭。

於是，我又想貼出另一篇關於北京的文章，寫於5月。

那時自取標題：北京世紀初的華麗，原意是對照上一個世紀初另一個華麗的文化之都：巴黎。

巴黎不是本文主旨，只是作為文化城市氣質的對照而引用。該文刊出時給改成：感應舊巴黎。

Beijing Fantasia與 Persona是兩篇並讀並寫的文章，現把這篇也貼出來。「簡體生活」未能貼出<假面北京>。由是，可別忘記，所有的喧嘩，同時也提示著所有的靜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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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5.18

《明報》星期日生活‧

 撰文：塵翎

Beijing Fantasia

北京世紀初的華麗

引言：

我總是在一個城市，想起另一個城市。或者，在一個城市尋找另一個城市之可能。

1989年後二年，我第一次來北京。此後，每隔兩三年重返。每一次，城市都以它最新鮮奇特的面貌迎接我，告訴我，不論是城市還是旅人，莫不是風塵僕僕行色匆匆，如果說有甚麼不變，那便是一種恆久的on the road狀態。目的地在哪裡，無從預計無人知曉。

五月暮春，我在京城胡同與荒郊留連，時而歡逸時而疲累時而憂傷時而昏沉，隱約看見另一個城市的輪廓，似曾相識編織著專屬世紀初的狂喜與逸樂。

就差那麼一點，幾乎就可以。

內文：

        回頭看去，20世紀初的巴黎，是一代文化愛好者的夢土。20世紀現代藝術，說得出名字的，都曾經歷過這城市的洗禮。而僅僅是20年代的蒙帕納斯，已是黃金年代，一個小社區凝聚了四面八方而來最爆炸的創造力，影響持久不滅。

        多年以後，回頭看去，21世紀初的北京，不知會否也有幸，得到一部比擬海明威為巴黎撰寫的回憶錄《流動的饗宴》，重塑它的文化之都傳奇。北京，法文寫作Pékin，與巴黎Paris，於是在我的印象裡結合成雙P城對照記。

詩人廖偉棠數年前離開的北京城，還不是。那時候，要找一杯像樣的咖啡，仍只能到星巴克。現在到798藝術村，到南鑼鼓巷或哪條小胡同裡哪家咖啡店，都似模似樣(有的甚至過了頭)。當然，咖啡並不真的重要，它只是方便用作跟巴黎精神對應的道具，表達生活形式上的開放與寬鬆。假若真要對比，或者這麼說，廖偉棠筆下的波希米亞北京算是蒙馬特時期，由極窮至初富，生機勃發奠基，當下北京文化面譜則是蒙帕納斯時期，眾聲喧嘩萬物叢生，也帶點布爾喬亞氣氛，享樂主義、藝術家試煉地、機會主義者天堂，全部同場派對。

別怪我有這樣的幻覺。

在我城香港，文化人是奇怪的小眾，遭區隔開來給公眾當作動物奇觀。去北京吧。赴一場飯局，甚麼圈子都好，席上初相識的某君，忽然遞來他一本二十萬字的小說，沒聽過名字的作者與書，隨便一刷是三萬本，隨時可加印。同席有傳媒精英、電視台監製、無業遊民等等，人人或寫或繪或演或策劃，總是在創造一點甚麼。寫小說的本業是聲樂，熱情難卻即場表演來一段意大利文仿Pavarotti腔，天籟傳來，面對一桌北京烤鴨大餐，我的思緒飄得遠遠。

        這不是個別事件，不同場合不同圈子，總找到對應註釋。文化人(姑且籠統稱之)在北京，近乎大眾。南鑼鼓巷、三里屯周遭一帶，分明是巴黎蒙帕納斯一個世紀前的縮影。我甚至想像，三里屯那家叫作「書蟲」(bookworm)的英文書店，將來會不會成為左岸莎士比亞書店的支那傳奇？那些埋首在書堆、酒精、電腦前的洋男洋女，會不會有一兩個流著海明威或喬伊斯的文學血液？聚集在昔日拉丁區的西方「失落一代」，會不會借屍還魂至今時今日的中國北京長城山下？

        不是沒有可能的，我忖度。這裡有足夠的文明底蘊，古老的傳統呼喚，逐漸步入舒適現代化年代的環境，而且生活費還低廉，大量酒吧、咖啡店、美女、音樂、畫廊、出版社、孤獨、異鄉人，可以翻版的配備都齊備了。把材料放入酒桶，儲存，發酵。需要等待的，只是開封的時間。

奧運金牌選手訪港期間，亦有一場由香港文化人主講的「中國現場」講座，講述內地城市生活及觀察，還有奧運現場文化見聞。

代貼消息如下：

「中國現場」　

日期：2008年8月30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2時分30分至4時30分

地點：三聯書店‧創Bookcafe（中環域多利皇后街9號中商大廈2字樓［MTR中環站C出口〕）

出席者包括李照興、曾凡等。

 
另，五月到京後寫了幾篇講北京的文章，貼其中一篇「假面北京」：

(這篇網誌在「簡體生活」那邊貼不出來，令我分外珍惜「繁體生活」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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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星期日生活‧2008年6月1月

 
撰文：塵翎

 
Persona 假面北京

 
引言：

        五月第一場暴雨落下的時候，我在北京潘家園，隨古董專家吳君挨家挨店遊逛，他把玩著宋、遼、唐等古時手工物，忙於指給我看，哪些是真品，哪些是假貨。有些精糙，一眼看出端倪。有些精緻，真假難辨，極考功夫。

分別時還不忘面授竅門，語重心長：要常到博物館看真東西，再回來看實物，才懂得分辨細節，不然老是在這些假古董轉圈，久了就把假的當成真的了！

沒有帶傘的我，半身濕透，在路邊等候計程車，遲遲等不著。這是一條回不了頭的路。當假到底假到成真，當假與真已經難捨難離，不知誰是誰的複製品，找尋所謂真意，方向在哪裡，又有何意義？

內文：

潘家園另一邊廂的舊貨市場，擺滿地攤小戶買賣現代舊物，比起那些給鎖在精美玻璃飾櫃裡價值不菲的古董，我對這些家常雜貨的興趣更大。到處是文革遺物，仍散發著時代的革命氣息，可遠遠望見，盡是些手工爾爾的仿製品，應付對新中國的獵奇需求，大量的需求。這些就跟798或藝術櫥窗裡，那些精緻的浮誇的(有時也刻意地粗糙與低清)空洞製成品沒有兩樣，只是多了點民間的生活趣味。

下雨天教人心亂，我沒有尋寶的興致與耐性。

多年多年以後，這些時代仿製品，刻烙著時代的暗號，卻也會成了真正的古物，只是生產年期與模式稍稍延後，相對千年萬年，僅是歷史一眨眼的時光。

我沒有跟吳君說起這些事情的意義，他自稱已變成一個徹底的虛無主義者，在古代時光機裡留連忘返，不知今夕何世。

北京城好大，說住了一千七百萬人，可是，從來不覺人的濃密氣息。天高地大，人活得無影無踪，無聲無色，近似隱形，卻有自己的宇宙。只有在廣場，對的，廣場，黑壓壓如群蟻聚集，才覺著人的微小，卑微地聚集、集體地仰望、眾數地歡逸。

今天收到M的信，她在巴黎的藝廊實習忙得喘不過氣來。

她提醒了我，我們那些閒逛街頭無所事事的日子。你要明白我在說甚麼。

貼這篇，關於成都，或其他。aussi pour mon amie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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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明報》2008.7.20

撰文：塵翎

閒逛成都：無所事事 無欲則剛

從成都回來，朋友忙問：「怎樣？喜歡成都嗎？」經過一場地震，大家對這城市更關心更憐惜。

我想起每隔一陣子就出現的快樂城市調查，我城香港老是在這些排行榜上敬陪末座，不是沒有原因的。

走過震後成都，我更確定，所謂快樂與否，因人因時而異，不是可以被量度的狀態。反倒是「快樂的能力」尚可以掌握，在個人與城市之間發生作用，就是關乎一個城市的空間與活力。

我非常喜歡成都。在平常日子裡，它的特質雖有韻致卻始終是家常，但在低潮裡就發揮巨大力量，彰顯出真正的價值。

內文：

成都女子Z，地震之後陷入長長的憂鬱，沒有食欲，沒有性欲，意志消沉無力感很大，每天晚上只能藉著看電視聽三個男人聊天來消磨時辰。

為了排解鬱悶提振精神，她瘋狂地投入生活，打麻將吃麻辣火鍋，與友喝茶，有些事平日愛做的，有些事平日不會做的，都填滿了她的日程表。充實的庶民俗世生活，漸漸地，終於使她又重拾起生趣。

我這朋友Z，從不掩飾她的愛欲悲歡，甚麼都寫在臉上，甚麼都說出來。行事為人極張揚，有啥需要就坦蕩蕩地鋪張，既是憋不得，也是不覺得有憋藏的需要。我初識她，給她的跋扈瀟灑嚇了一跳，她在餐桌上談情說性，向無矯揉之情親疏之別。來到她的城市成都，我才悄悄領悟，城市的氣質與寬容，如何讓一個人的真性情發揚光大，卻仍讓當事人覺著餘裕。

如果北京是舞台，上海是電影大銀幕，那麼，成都該是後花園。它不展示，它是生活場所，在乎實在的生活，瑣碎而微小的生活。生活無不微小，在何處可不是一樣瑣碎？就是場景與人的氣息，賦予生活特殊的空間與質地。

隨便找一個成都人來問，都會給出一個關鍵字，關於成都的特色：閒。閒的意義，不僅是屬於速度或節奏的，而更多是屬於空間的，一方面是地理上的空間感，另一方面則是心靈上的。

於是，成都的閒，視覺可及，首先是公共空間的寬大，對個人與集體活動的寬鬆與包涵。成都人愛喝茶，愛休憩(套用香港潮語是Hea)，坐出街外是必然。公共空間規劃的時候，例必預留民間憩息用地。商業大廈門外，高檔低檔商場外，一律秉承成都茶館文化，擺放桌椅讓市民自由閒坐。有些人，或許是附近的街坊，無所事事閒坐一個下午，也不會有人來干涉。

這些特點讓來自香港的我感到慚愧，我城香港，不論是GDP還是經濟發展步伐都比人家先進，但對閒人的規範，用的是極權手段。優質文明城市流行講leisure講slow life，不論是概念理解還是意念執行，香港都很落後。

在成都，街頭茶座處處可見，氣質可以比擬東方巴黎。把生活範圍擴展至街上，就為街注入了生命與格調。街既是生活的背景，也是舞台。成都人在街頭聊天，打麻將，採耳，吃食，睡覺，種種半公半私行為，坦然暴露於天地之下、坊眾面前，既無矯揉亦無親疏。一切表裡一致來得自然順心。受過高度都市教化的外地人，看見某些，或會想到失禮。比如採耳。這是成都街頭營生特色之一，聽來令人難以接受，但看見採耳人拿著鐵鉗發出叮叮聲響，在街頭食肆挨桌挨椅招生意，而果真又有顧客願意在眾目睽睽之下由別人清理耳垢，兩方神情皆坦蕩自然，就該懂得，這裡對於禮儀與私領域的定義，另有一套標準。

在中國城市出現的問題，像舊區重建、保育等問題，成都也有。「拆那」是現代化主軸，大江南北通用，每個城市都有它的憂愁與頹敗。成都的閒，沒有讓它倖免於這浪潮之外，令人扼腕歎息的例子不是沒有，可是從閒逸而來的市民天性、對細節的尊重與追求，卻讓有些重建項目處理得比較優雅。

像成都朋友領我參觀的寬窄巷子，位處市中心，由幾條橫直街道與四合院組成，建築風格與布局有北方胡同型態，留有清初滿城餘韻。經過整修，現在成了市內最新時尚消費小區。那感覺有點像北京的南鑼鼓巷，或者上海的田子坊與新天地。不過，跟這些時髦都市的潮流小區比起來，成都的寬窄巷子在新舊的交接方面比較自然，也保留更多細節，其中一個重要的底氣，是區內的消費場所，並不一致性趨向高檔消費，所以仍可見不少成都民眾扶老攜幼在巷子裡散步閒聊，坐在路邊茶座，甚至就靠坐樹下免費石椅打盹。

成都著名建築家劉家琨解釋說，成都的消費水平相對平等，沒有太大貧富懸殊的差距。這種同坐一街的悠然，馬上把人與人的距離拉近，不像在上海新天地，高級食肆的入場費，卻是隔一條街以外的上海平民難以負擔得來。重建的區，卻與原來的區民無關，惡俗的例子有香港灣仔和昌大押一帶。

寬窄巷子裡甚至有著名詩人翟永明開設的白夜酒吧。店子原來開在別處，策劃人用特廉租金邀她來開店，因為她是「文化名人」。我在香港，從來不曾聽見文化人有此厚待，只有灣仔富德樓的低調業主做過這類文化善事，但鬧市公共空間的使用權，永遠是大商家的戰場。

成都的閒，也還是一種心情。人們總是不慌不忙，沒有趕赴的約會，沒有必須要下的結論，沒有急於完成的話題。總是漫無目的，無所事事。Z誇獎自家人閒聊的本事，說在北京，要找人聊天，人們要看動機與目的才出來，但在成都，聊天就是動機與目的，瞎聊胡扯也是情趣。我說，當然了，北京城大，出門是多麼費神的一件事，沒必要幹嘛跑一趟累死人。成都可不同了，城的大小剛好，移動不累人，甚至宜於走路、踏單車穿城而過，卻仍有悠然的空間。

既然漫無目的，也就可以隨遇而安。那晚和他們一夥人在河邊吃飯，聊得興起又多找了幾個人來，正不亦樂乎之際，忽然來了一陣驟雨，把大家都弄得半身濕透，頗有點狼狽。躲雨時我說既然連椅子也濕了，不如乾脆轉移陣地，到酒吧或茶館吧。成都女子們笑了笑，說這樣賞賞夜雨也不錯呀。於是大家隨便抹抹椅子就圍坐傘篷下，繼續閒聊的心情與氣氛。

早上起床，出門散步，在八寶街上找到一家咖啡店。坐在窗邊，不小心就發呆，看街上的人走過，沒有誰在著急甚麼，遂也不會為自身的閒慢而感到羞愧，沒有催人趕路的咒語，遂可更專注眼前時光點滴。漫無目的，無所事事，無欲則剛。杜甫在成都浣花溪畔勾留四年，成詩二百餘首。那四年，卻是他困頓流離的一生裡最閒逸的四年。「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春喜夜雨》

四月。

很奇怪的，每到四月，就好想好想放一個長假。

那天先後跟B和D說，好悶。B完全明白。D明一半，所以她繼續問，然後說因我活得太自在沒事幹，但後來說她都明白，因為她也曾有這樣的心情。

Forever。Boredom。

看拍巴黎墓園Pere Lachaise的紀錄片《Forever》，有一段。那個帶人遊覽墓園的男子自小跟著爺爺在這裡散步，明白了生死愛恨。後來他發現除了這些可以隨日子去逝而消解的情緒，有一種東西既不是情緒也揮之不去，必須每日面對，叫做boredom。不是生活忙碌就不覺悶。悶不是說生活不順意。

我簡化為：悶-- > 永恆 --> 藝術

解悶 = 永恆的需要。藝術為其中一途。

Into the wild。

此文原是應編輯要求寫來回應更早前的時代廣場事件的。我的態度甚鮮明，至今也沒太大改變。只是我選擇了一個比較遙遠與抽離的角度，不埋身肉搏，只想把鏡頭與人心拉遠一點點。延後了一星期才刊登，刊出時不見了幾粒字，遂在這裡再貼一下：

2008.4.5

《明報》星期日生活

撰文：塵翎

Into the Wild

現代流浪者之歌

引言：

        每天帶在身邊的ipod反覆播著的是《Into the Wild》的電影音樂，Eddie Vedder的曲子像荒野的呼喚，這是我最近看過最能提振精神的一部電影，更難得是辛潘把本來可以弄得很悲情的題材處理得不沉重也不過分浪漫。是的，我不太願意人家說這個獨自上路的男孩最終死在阿拉斯加的故事是悲劇(確實有很多人這樣寫)，這麼說每個生命就都是悲劇了，因為每個人總難免一死，只是遲與早。

        是否必須要繞過死亡這件事，人們才能肯定旅程的意義。或許這是一部需要PG指引的電影，給心智太成熟又因循的成年人的Parental Guide。

        而我想要把這些精神帶在身邊，提醒著，城市生活或許還有另一種可能，而且不必去到荒野。

—亞歷，你為甚麼想去阿拉斯加？

        —因為我想要試著，在最原始的自然環境生活，看看人與自然的環境。

        —就只有人類與自然？

        —對，就只有人類與自然。回到最根本。想看人本來是怎樣生活的，想接近最自然的聲音，聆聽自己內心的聲音。呼喚。

        —是反社會嗎？所以你改掉名字、把錢捐出去、拋棄車子？

        —我不是反社會，我只是試著走出去，走出這個人為建立起來的社會。拋棄這些物質的東西、外在的東西，幫助我更堅定，我不需要這些東西來定義我在社會的位置，一無所有地上路會讓我看得更清楚。而且……我只是想變成一個更美好更善良的人。

        —亞歷，你很勇敢，但我想很多人會認為你很天真很傻，他們害怕……更何況，你……死了。死在荒野。

        —是的，本該來一趟「榮歸」的，哈哈，算我唔好彩。但是，I have had a happy life。謝謝。

我想像我和亞歷，不，Christopher J. McCandless 出現上面的對話。亞歷是他後來給自己改的名字，全名是Alexander Supertramp。大學畢業後，這個美國男孩拋棄家人，拋棄哈佛，拋棄日本車，把積蓄全部捐給慈善機構，開始上路，在流浪中發現真正的自己。他不是一般反社會反建制的嬉皮士，他有明確的目標，喜歡的人物是梭羅與Jack London等。他把他們的書帶在身邊，像是導航燈，卻也不時依照自己心意修正前人的智慧。後來，獵人在阿拉斯加一輛荒廢巴士找到他的屍體，還有他的日記，那是一九九二年八月。曾有壞孩子之稱的辛潘得到他家人的批准把故事拍成電影，就是我在香港電影節看見的版本。

亞歷的故事很容易落入某種典型流浪與反叛青年的窠臼，尤其他好像真的有許多成長心事與難解的家庭鬱結。而實在，亞歷不是聖人不是完人，他只是熱愛思考，喜歡探問天地，嚮往更高層次的生命追求。他的經歷，是一段關於追尋與實踐的，現代流浪者之歌。

流浪者的路上，或許有各式各樣的同道人，以各式各樣的方法與時間長度，走完一段旅程。

這兩個月，台灣書市最熱賣的一本書，叫《轉山：邊境流浪者》。作者謝旺霖二十多歲(與亞歷出門的年齡差不多)，拿著向林懷民「流浪者計劃」申請得來的一筆錢，獨自騎單車走入西藏。書裡文章記錄了他在路上的心情與反思，蔣勳替他寫的序期盼這只是一個起點：「或許旺霖的書會是一個運動的開始，台灣的青年讀完，帶著書，都紛紛出走，走向他們各自孤獨的旅程。」書果然賣得很好，不知是不是真的打開了一道缺口。

翻著書時，看著這個台灣男孩在路上一邊害怕得要死一邊感覺生命的奇妙而他的文字卻愈來愈沉靜，我忽然想起一年多前，電子郵箱曾經出現一個陌生男子的來信，他在我的網誌留言，原來那時候他正獨自騎單車穿越西藏，可能猜想我會是一個不錯的讀者，就樂意跟我分享他在途上所見所感，有時也附寄一些美麗的高原照片，讓人神往。我喜歡讀他一站又一站寄來的travelogue，除了因為那手漂亮的英文，還因為那個在途上，漫行於天地之間的身影。我不知道他是誰，只理解他忽然想要離開原有生活軌跡，走著走著就上了山。後來，大概是一個多月後，旅程結束了，他或許回到了香港，或許到了另一個遠方。最後一封他寫給我的信只說，生活安好，一切無恙。

那個旅程，可能是西藏單車男的人生之一個假期，此後不知會不會再有。亞歷在阿拉斯加熬過一個冬天之後，最後選擇了離開，回家。就當他想通了吧，總之他已經在荒野找到所需，他已經找著力量，或者說，一種態度，可以back to the Society。諷刺的是，悲劇的意義此時方才登場：生命不由人選擇。冬天完了，他也渡不過融了冰的河流，終給圍困在荒野。只能選擇離開的姿態：抹抹身，擦擦屁股，換上褲子，穿戴整齊，留字感謝世人，署名是給爸媽記認的名字，連名帶姓一字不漏，走得清清楚楚。再看一眼藍天，帶笑離開。

不是漫無目的。不開步走，永不知道面前有甚麼。

我想說的是一種跳出桎梏的精神，與浪漫無關。再推遠一點(或拉近一點)，流浪，或出走，也不一定必須是地理與空間的移動。或許只是某種常規的擾亂，某種日常秩序的改變，某些因循思想的丟棄，某個視野的開闊。總是有別些可能性，總是有些可以搗蛋的理由。年輕時沒有做過，年老時也不必規範自己。

        甚至不必用理論來規範自己(畢加索不會有了立體主義和抽象主義才去畫畫)，不必計算「機會成本」來確保自己作出最佳選擇，犧牲值最低。只要唔偷唔搶唔傷天唔害理，斷估唔拉，毋須任由自己迂腐到底。

        —亞歷，你可以告訴我，這一切……有意義嗎？

        —如果你只坐在那裡甚麼也不做，會比這更有意義嗎？你先爬上山來，我再跟你說。

        亞歷邊走邊唱歌：

Society

You’re a crazy breed

Hope you’re not angry

If I disagree

        ……

(2008.3.28)

也常寫些生活裡遇見的人，陌生的，熟的或不太熟的。

***   ***   ***

《明報》副刊

欄名：七齣好戲

撰文：塵翎

刊出日期：2008-3-9

保護色

        發現一條腿先生是不久前的事。

        常去玩直排輪的公園，如同本城所有公園，限制人的活動。草地可賞不可坐，長椅可坐不可躺，小徑可散步不可滑行。總是快要關燈的時候，只有一條腿的一條腿先生走到樹蔭裡的長椅坐下。夜深了，遊園人相繼離開，一條腿先生東張西望，數算分分秒秒。我繞了一個圈馳過他身邊，看見他像變魔術地掏出一個麻包袋，攤開，把自己裝進去，就一動不動躺臥椅上。距離關燈關園，還欠十分鐘。

        我明白了一條腿先生的時間觀。此時巡邏者已結束最後一圈檢查，把最後一群閒人驅趕離園。麻包袋像一層保護色，包裹著他，就像樹影一樣沉入夜色之中。收拾鞋具離開時，我回頭看了他一眼，未敢揚聲，想像翌日黎明，一條腿先生破袋而出，混入早起的晨運客堆。

        有時還沒認識一些人，會先從別人口中聽見他們的故事。等到自己也終於遇上他們，接觸起來，暗暗發現假若把先前聽過的印象對應起來，眼前是另外的人。或許是交往的方式與途徑不一樣，以致出現重大差異。但有些情況，不免與保護機制有關。

        有一個朋友對人態度不算客氣，話語又惡又尖酸，給人感覺就是不好相處，惹不得，萬一得罪他就沒有好下場。有陣子我有點怕他，又怪自己心腸軟老被他欺負，心想難怪人家都怕了他我也不要再理他了。

        後來我發現(我總是後知後覺)，他只是特別敏感特別害怕受傷。他選擇了一層保護色，好讓不受干擾活一場。可笑又可愛之處是，他不知道這個麻包袋扮相其實有點滑稽，朋友只是不忍點明。

        (7/3/2008)

過年了！

前陣子不知何故突然奄奄一息的幾株盆栽，又不知何故突然給救活了，長得茂盛可人。看來是一個好的兆頭。

今年花開勝舊年。祝君事事如意。

貼一文，應《字花》專題「開」而寫，去年四月已刊登。記得小樺匆忙約稿，我也匆忙寫就。雖然匆忙，卻不是敷衍的。大家看著笑一笑，齊齊送舊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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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花》2007年4月號

開

撰文：陳寧

有些無關痛癢的小迷信，比如常盲目地相信，好的開始才是成功的一半。於是，總是在最初始的時候，最煞有介事，以近乎虔誠的態度完成某個神聖的起始儀式，以為這樣就可順利抵達終點(如果有終點的話)。

不如重新開始，其實是自我的欺騙與救贖，總以為萬事萬物的軌跡可以逆轉，總以為可以把已發生的、已歪偏的、已錯失的，推倒或抹去，重新再來，而且深信重來一定比原來更好，更理想。

簡單的小事，像僅是記錄從閱讀所得所感，我也非得挑選一本新的練習簿，在封面煞有介事寫下題目和開場白，彷彿不這樣做就無法從閱讀裡有所得，也無法堅持到底。開首的時光，當然是最認真的，字體寫得端正，記下的靈光也比較仔細和有意思。

說實話，這些練習簿為數不少，每次執拾書架時找出來，不免驚訝——沒想到自己曾有這樣的心思。拿出來翻了翻，卻只會更慌亂更懊惱，明明是不俗的開頭，怎麼到後來總是後勁乏力，無以為繼？寫到一半的札記，常在中途給荒廢，原來可以延續下去的思緒，忽然停頓，再沒有下文。大概是因為悔疚，遂有了隨後接二連三的練習簿，但誰也沒有把上文接下去，而往往是從一個新的起點，毅然開步。

這可能是某種書寫美學的潔癖，把所有的力量押注在一個最美好的開始，而自己也為著這個美好而安下心來，孜孜不倦地繼續下去。

這樣的「潔癖」也常在關係裡出現，尤其愛情宿命論者對於一段關係的開始，常有超乎常理的解讀。可能那個根本不是對的人，卻仍然為著奇異的相遇火花著迷，用種種理由降服了自己的心，而且無可救藥地相信，這些火花將會天荒地老，至死方休。到最後，假若事情沒有如想像的軌跡行進，甚至以意想不到的不堪結局收尾，除了錯愕與難過外，還會為那個美麗的開始感到惋惜，不由得苦思，到底是哪個環節出了亂子。

聽多看多了這些夭折故事，漸漸反倒對所謂的好開始生起戒心來，料想虎頭多配蛇尾，愈是美麗愈是遺憾。這樣想，也是沒法子的事，但確是令人有點悲觀。

後來，乾脆拋卻對開始與結束的詮釋，沒所謂的起，也沒所謂的終。所有事情都是一個扣連一個的循環，關上一道門，開了另一道，一段路接一段路走下去，高低起伏，有時拐一個彎，有時停靠在路邊。甚至是死亡，也可以是另一段重生的旅程，只是沒有人知道會通往哪裡去。一直都在途上，一直都開步走，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2007-4-2)

昨夜回爸媽家吃飯，飯前閱報，看見一則很小很小的消息，說是前警務處處長的夫人月初病逝，下周出殯。

馬老師。

那是我敬愛的小學老師，馬生。我們都這樣叫她。

很難過。畢業後只見過幾次面，但她對我的疼愛，我一直沒忘記。很久很久以後，我才知道她丈夫是警務處高官。偶爾會在報上讀到她和其他官太太聚會的片段，但對她的記憶，始終停留在小學課堂裡。

我想童年時，最疼我的人，除了家人外，就是學校裡幾位老師。我記得馬老師、盧老師、余老師。

想打電話給小學死黨貞跟她說這事，或許約她一起去致哀，送別馬生。貞是馬生最疼愛的學生。

想寫點甚麼，但又不知說甚麼，就找出幾年前寫過的一篇師生情，貼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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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日報》專欄

欄名：我的書房

撰文：陳寧

刊登日期：20-5-2003

老師的學生

醫生殉職，記者採訪其母校老師，都說對她印象深刻，甚至還記得她上課留心聽書的神情，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仍然記憶猶新。我曾在前線採訪社會新聞，知道任何相關新聞材料都不可放過，但自己當讀者，則喜歡擅自離題，遙想天邊。

甚麼樣的學生才會讓老師記住？都是一些「突出」的學生吧，他們因成績、行為或家庭背景排眾而出，令人難忘，是統計學常態分佈曲線兩端的極少數。其餘大部分學生不過是一張張模糊的青春的臉，轉化作成績表上那些同樣中庸模糊的評語。

老師不記得學生是常情，對他們來說，「學生」是悠長教學生涯中的芸芸眾生，但學生必會記得老師，對他們來說，「老師」是一生中的僅有，一個好老師的春風化雨，就是一世的恩情。

我時常會讀到台灣作家黃春明說他恩師的故事，很受感動。黃春明少年時極反叛，經常打架，也經常轉校，是正牌問題學生。直至初中遇上中文老師王賢春，她發現他文筆不錯，就鼓勵他寫作，還借巴金、契訶夫、沈從文的小說給他看(台灣白色恐怖時期，這些都被列為禁書)，引領他走進文學的門檻，從此改變了他一生。

這位王賢春老師，後來被指控為大陸匪諜，在上課時被帶走槍斃，成了政治犧牲品，每憶及此黃春明即哽咽不能言。老師之死卻啟發他日後提筆寫作，選擇永遠站在弱小者那邊，寫社會基層小人物、被遺忘的生命，筆觸悲憫動人。黃春明常說，沒有王賢春老師，就沒有文學上的黃春明。但其實，在文壇地位崇高的黃春明，也間接為他敬愛的老師申了冤，還她公道。這樣的師生情是生死無可阻隔的。

上兩星期去看黑鳥郭達年的音樂會，後來想起一些事，就寫了一篇文章。跟台灣的運詩人說，她說她要閉關唸書準備考試，暫不貼新文，所以就讓我先貼給她看。

文裡提到一些朋友，感謝他們出現在我的日常生活裡。

感謝阿麥書房的aNiDa代聯繫郭達年的現場演出圖片，感謝馬世芳幫忙聯繫野火樂集的熊儒賢提供「李雙澤紀念音樂會」的圖片。可惜因為我寫得太多字(明記海倫語)，所以沒法刊出太多圖片，抱歉。有點囉嗦，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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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於2007年11月4日

《明報》星期日生活‧

這樣的時代 錯置的聲音

撰文：塵翎

        Live之重要。

聽音樂最好的經驗在現場，有時候，就因為一次現場演出，而決定是否喜歡或繼續喜歡一個樂隊/音樂人。

我從來是個對應不上時代步伐的樂迷，總是與我喜歡的聲音擦身而過，在他們早已拆夥或風華不再茂時或死去後才瘋狂迷上。今年三月，在阿麥書房買得《黑鳥》的二十年全集，死纏著占姆士問甚麼時候他們會再出來唱——只要給我一次現場經驗，就夠我high足一世。占姆士搖頭，說像我這樣的打聽他已聽過不知凡幾。之前，聽說黑鳥在內地和台灣還蠻常走唱的。

然後，樂隊的靈魂人物郭達年忽然要出來唱一場。除了他，還有別的音樂人。音樂會取名「又是最壞的年代」，該是很挑釁、「撩交打」的命名，卻沒有引發甚麼迴響。只有一些小圈子的友人在交頭接耳，奔走相告，悄悄記下約會的日子。

10月27日，牛棚，夜。場地很小，來的人，出乎意料，比我預期少很多，有一半臉孔且是我認得的，熟或不算熟的朋友。不知是不是這樣，郭達年和友好的演出，就顯得很家庭式，很隨意。好像坐在他家的客廳裡(有一個像女兒的小女孩四處走動，有一個像妻子的女子默默打點，有一些老朋友舒坦躺坐地板上)，看他的家常演練。是的，我說「看」，因為我常給一些微細的技術問題弄得分心，眼神到處飄移，搜尋這個微暗空間的故事；因為在「聽」的方面，我沒有太滿足太投入。我想得太多。

這其實是一場詩唱會，郭達年唸些他鍾愛的詩句，玩些即興音樂，說幾句話。有些黑鳥，有些不。Arthur Rimbaud, Allen Ginsberg, Patti Smith, Joe Hill……郭達年顯得有點不好意思：「我『番書仔』讀英文詩，抱歉這次沒選甚麼中文詩。但沒法子，自己喜歡的，就是這些……」有的，中文詩他也唱唸王丹、夏宇，或者這些還不夠經典。

「番書仔」，不知甚麼時候開始，番書仔要為自己讀番書而稍表歉意(即使或許仍有點點虛榮苟延殘喘)。這個前殖民彈丸之地，誰不是，除非十歲學齡以下。後來我想到，好幾年前，有一個財政司司長說了一句「有咁耐風流有咁耐折墮」，犯下天下眾憎，就解說因自己是「番書仔」對中文俚語不熟悉云云。不知甚麼時候開始，「番書仔」是一個不夠政治正確的身份……

我曾經為此困惑，難道讀番書是錯，難道不能喜歡韓波多於蘇東坡。這晚我倒不喜歡郭達年把夏宇的詩處理得那麼「東方」情調，我跟智德抱怨說：這聽來就像黃河頌。他聽了直笑：你形容得真像。

走出牛棚，空氣更涼了，我和盧交換意見。「大概是票價太貴。」她想為冷清的場面找個理由。我想了想，三個月前，同一地點同一時辰，台灣獨立樂團Tizzy Bac在這裡開唱，門票同樣一百五十元，迫爆人。那晚我幾乎透不過氣來，全場觀眾又喊又跳，連樂團主唱也忍不住說：I love HK。

        盧沉默了一會，快速點起煙：「時代不同了，你看現在夾band的小朋友(根據她的定義，三十歲以下全是小朋友)，誰會寫英文歌，以英詩入曲？」稍晚在甜品店，比我大幾歲的智德也附和：「你看Edmund Leung彈結他的方法，現在夾band的人，不會這樣彈的了。」我和結他好手智德都同意，那是一種比較古典、比較齊整、比較實淨，屬於老好時代的正統。Edmund 這晚出場彈唱的是John Lennon, The Doors等, 都是比較經典的。

回到家裡，不管夜已深，我把黑鳥的唱片找出來，狠狠播了半晚，然後我就想起一個月前在台北淡水的另一場音樂會，一場紀念三十年前在同一地點發生的「李雙澤紀念音樂會」。

我的文字只代表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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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於2007年8月5日

《明報》星期日生活‧皇后碼頭

讓我們一起軟弱

撰文：塵翎

        倒數一天，夜涼如水，碼頭前的小廣場，人們在歌唱在讀詩在說話。所有人都來了(要來的總會來，不來的就總不會來)。外衣沾滿哀愁與倦意，戰鬥者已經累了，只有情緒因即將到臨的戰役而高漲亢奮著。

這一夜，上空掛著一輪明月，光亮如城市森林的夜燈。

        倒數三天，星期天，碼頭異常喧鬧。告急的號角響起，所有人都來了。

很多人在拍照，有人站在戰鬥者與布幕面前，擺出到此一遊的姿態(差點就要舉起V型手勢)，匆匆按下快門。有一個男人牽來一頭狗，蹲下來，替穿上小背心的狗兒拍攝。每一個角落，總有甚麼在發生，惹人發噱，敎人悲傷，叫人憤慨。

我站在欄杆旁，跟朱凱迪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著話，他說到無力與徒勞，說到世界的失控發展，說到希望的渺茫，海風輕輕拂過他瘦削的臉龐。我掏出手機，把眼前將逝的浮世風景拍下來，傳給外地一個朋友。朱說：「咁有心。」我答：「是啊，讓多些朋友支持你們嘛。」

到最後，只剩下你們。

倒數五天，跟兩個台灣朋友在小說家董的家裡看這城市的古地圖。小說家董的家在城市的邊陲，遠離所有熱門的喧鬧。他把那部厚厚的地圖集攤開來，我們就著自然光翻揭這城市的發展輪廓，1840、1860、1940、1960……。時間以一幅幅點線圖畫向我展示它的軌跡，回歸到點與線的變幻現場(暗藏著記錄者的眼睛)，那是不帶任何情感，力求準確的精妙勾繪。

1841年，英國人Lord Palmerston形容這裡：荒島渺渺，空無一屋。

我就在地圖集看到那些嶙峋的石頭海，想像城之初，荒原上的鄉人。小說家指著那些奇異的地名，後來都變成了今日的尋常生活路標。近代一點的，海岸線不斷遷移，碼頭出現了又消失了，新的點與新的線拉鋸著，切割出現代都市藍圖。我俯瞰著這些細節，站在未來的時空，回看這一幕幕時間施工的藍圖。

地圖集向我們揭示了一個沮喪的真實：在這條線性的發展路徑中，沒有甚麼是「不」可以被拆/毀/滅的。

冷靜的小說家平靜而家常地說：那時候城市的人還沒有意識到要保留……

徒勞、意識，我想到卡繆的《薛西弗斯的神話》，我總在灰心的時候想到卡繆。一切看似徒勞，巨石推上了山又滾下來，受了懲罰的薛西弗斯只得走下山，重複循環，永不歇息。只有卡繆在這永無止息的徒勞之中，發現希望，和勝利。「我看到這個人沉重而均勻的腳步走向那無盡的苦難。這個時刻就像一次呼吸那樣短促……這個時刻就是意識的時刻……他比他搬動的巨石還要堅硬。如果說，這個神話是悲劇的，那是因為它的主人公是有意識的。……造成薛西弗斯痛苦的清醒意識同時也造就了他的勝利。」

訪問者是我的詩人好友廖偉棠。

乾脆貼上來，答一些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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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周刊》2007年6月

陳寧   這城市的快樂與哀愁

這十年，你賺到錢了嗎？

我想這十年我賺到的，不能用金錢來計算。

現在，你快樂嗎？

現在的我，宏觀上是悲觀的，但在微觀上則是樂觀的，在當下的生活會盡量讓自己快樂。

你認爲最能代表香港的人是誰？

李麗珊吧。覺得她是“香港人辦”。玩風帆從“垃圾”變“金牌”，對自己喜歡的事物很有動力和毅力，全心投入，那股能量能感染旁人。到現在做了母親，又很務實地說養兒要四百萬，成了全城父母的金句，這些都很符合香港人的現實生活。大家所謂的“香港精神”就是這樣吧，盡力做，盡心做，務實，不服輸。從“風之后”到做人阿媽，她的生命經歷道出了主流香港人的核心故事，和城中的快樂與哀愁。

　　陳寧其實很不像一個香港女子，她寫的文字纏綿、一波三折，甚至憂傷——這都是强悍的香港女子罕見的——更何况香港女子寫抒情散文的本來就少，多的是專欄作家。她也不像許多香港人那樣喜新，她念舊，一人住在灣仔的老“玩具街”太原街，旁邊就是拆遷在即的“喜帖街”利東街。她特別約我去太原街和利東街訪問和拍照，就在那一攤舊玩具或者一條無人空街前面。

　　國人不知道陳寧但也許知道“塵翎”，她用這個很文藝的筆名在《書城》、《二十一世紀經濟觀察報》等媒體上寫關於閱讀、城市的專欄，贏得不少內地知音讀者。她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畢業，英國艾塞克斯大學社會學碩士。曾任記者、編輯。曾旅居英倫、台北、巴黎。著有《六月下雨，七月炎熱》(2005年)、《八月寧靜》(2007年)。劇場作品“八月寧靜 誦讀‧回憶——練習場”於2007年先後在香港、廣州及台北演出。

　　陳寧說，這十年她賺到的，不能用金錢來計算。

　　“這十年，到英國念了碩士，又到台北和巴黎生活和進修，可說有超過一半時間是在海外。近三四年，開始文字創作，寫了一些專欄文字，出版了兩本散文集，一本是簡體中文，一本是繁體中文。又在香港、廣州和台北做了誦讀劇場，都是一些沒有預想過的事。”除此以外，陳寧在其他時間還從事傳媒工作，也讓她接觸到不同的人和事。“如果說實質的金錢收入，應該是不多，賺到的也花掉了。”陳寧沒有投資股票或買樓或從事更賺錢的行業，說是因此避開了股災和樓災也好，但也沒有令自己累積大筆財富。“但我覺得沒所謂，我覺得過去十年，我得到的遠比失去的多。錢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

　　那麽，她快樂嗎？

　　“現在的我，宏觀上是悲觀的，但在微觀上則是樂觀的，在當下的生活會盡量讓自己快樂。也會珍惜自己擁有的資源，怡然自在過日子。”陳寧覺得心情跟香港的環境也有關係，“過去我頻繁離開香港，可能潜意識是有點厭惡這個城市的一些規則和局限。但另一方面，香港的庶民生活和活力，又是我十分喜歡的，人在異地往往最想念。”

最近寫了這篇，貼出來，讓台北樂生院跟香港皇后碼頭對看。

有些事明知是徒勞，但是，做了，心裡會舒服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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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於《明報》星期日副刊(2007年4月29日)

雙城對看：絕望與希望

撰文：塵翎

        皇后碼頭要拆，民間有些強烈的反對聲音，同時也組織了一些抗議活動，零零星星的。最近文化界更發起聯署，上周末在碼頭聚集，有些向來低調的學者和寫作人出席，在那裡吹著風說著他們的堅持。

那天我也去了，看著這一幕，觀察多於參與，我沒有甚麼話想說，或者是，沒有甚麼可以補充的，畢竟該說的都已說了，沒有被聽進去的亦已隨風飄散。

這些日子，到碼頭的次數多了，從保衛天星到保衛皇后到保衛遠在台北的樂生院，到上星期的文化界集會。說真的，愈看下去愈是令人意志消沉，活動之後，我拉著無處不在的朱凱迪說：你怎麼愈來愈瘦。他無奈笑了笑。

出來的人怎麼愈來愈少，我擔憂的是，在這些活動裡，我看不到有多少年輕學生的身影。最激動的抗議者，如朱凱迪，如鄧小樺，如獨立媒體一眾，都不是十八廿二。不要跟我說，要離開學校之後才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我的擔憂變得更深沉，因為兩星期前，我在台北保衛樂生遊行活動裡，看見了我城欠缺的，年輕力量。關於那一趟遊行，新聞報道已鋪天蓋地。五千多人，說多也不多，但值得注意的是，很大比數的參與者是大學生。

http://www.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group%5fid=11&item%5fid=207452

歡迎聯署。

樂生事件，我在台北看到許多大學生參與，他們年青，但不無知，熱誠但不輕浮，或許行動經驗不足，卻也少了算謀和機心。我城的大學生，會否受到感召？青春，本就是反叛的年華。

假設有一天我和他們幾個人坐船出海，我不小心掉到海裡，而我不懂游泳： 

B應該是第一個發現我掉到水中的人，他會叫我自己游上來：從哪裡掉下去，就從哪裡爬上來。 

P會跟我解釋我掉到水裡的哲學意義，以及被拯救的命運之必然與偶然。 

L：放心，我替你占了一個卦，你會沒事的。 

T不斷在打電話，替我安排好直升機和後續的送院事宜。 

F在船裡睡覺。事後，問：是嗎？你剛才掉到水裡嗎？怎麼我不知道的？ 

C，是的，我猜是C，會毫不猶豫地跳到水裡，直接把我救上來，但他會發覺原來自己不懂游泳。因此，變成有兩個人待救。 

其他哥兒，還有另一個B、W、S、E……，有機會再說說他們。 

對我來說，姊妹們和哥兒們一樣重要。但相處的方式是不一樣的。

跟哥兒在一起，談談笑笑，喝喝酒，說說趣事怪事傻事煩事心事，總是明亮又爽快。他們也多有幽默感(各種風格的)，說一兩個笑話，就能讓極度不能忍笑的我笑個翻天。

他們雖比我年長，但行徑仍常像個大男孩，所以也有被照顧的需要。我希望他們每一個人都快樂。 

JOYEUX NOEL！

本來我還因心虛而靜觀其變，跟T說：就拆了它吧，讓大家永遠記取這個教訓，以後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舉凡同類重建搬遷事件再臨，誓死全城監督，擊退壞品味。

但T的心胸畢竟比我廣闊，又對社會運動曾有實戰經驗和貼身觀察，經他更冷靜的說明，我明白，這時候，抗議行動即便是遲來，還是有其難能可貴之處，仍然值得支持。 

就算對著一塊空地，就算面前沒有觀眾，還是要吶喊，表達信念。 

香港獨立媒體有很好的平台：http://www.inmediahk.net/public/index 

本來要說另一件事貼另一篇文，但還是先貼這個，比較急切。 

替《南方都市報》香港雜誌寫的每月專欄，因為是給對香港有興趣的大陸讀者看的，感覺寫的時候有一點導覽的意味。 

這篇寫天星，語氣算是委婉，但立場已經很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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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報》香港雜誌12月號 

欄名：微塵世事  

撰文：塵翎 

移動的海岸線 

        香港香港，迷人之處，也就是那維多利亞港。到香港，不管是長居還是短遊，總得坐一程渡海輪，晃晃蕩蕩，從此岸到彼岸，從中環或灣仔到尖沙咀，也不過十分鐘內的事。是情調，也是遊逛城市的上佳方式。 

        只是最近中環舊天星碼頭要拆卸了，民間抗議聲音不絕，令這程本來是要叫人閒適下來的渡海之旅，添加了一點怒氣與怨言。 

        城市太小，空間不夠，重建加建本來也無可厚非，開山和填海都為了闢地建設，只是一旦規劃不當或建設太霸道，倒把空間的美感一併摧毀掉。就說填海，站在灣仔會展外的金紫荊廣場，眺望對岸的尖沙咀，難免感歎咫尺得過份，多少犧牲了海水遙遙的情調。灣仔老街坊都說，從前不是這樣的。「從前」，其實僅是十年前。 

        中環其實也早已變樣了，海岸線已給逐點逐點推前拉直，但只要舊天星碼頭一天還在，皇后碼頭一天還在，從大會堂看完戲劇或音樂會出來還能沿著岸邊走，吹著海風，看著對岸夜色和靜靜流淌的波光水影，似乎就仍能在喧囂都市中尋著可喘息的空間。 

不必說到城市記憶這麼抽象的層次，僅僅是關於城市的空間與生活的情調，這建於上世紀五十年代末的舊天星碼頭與鐘樓就已值得留戀。其建築線條簡約，色調是素樸的綠與白，與建於同年代的大會堂相呼應，空間比例勻稱優雅，十分耐看，可算是中環這處充斥著現代建築的商業中心之綠洲。 

        反之新碼頭乃維多利亞式建築，仿古得來太造作，一時間也不易積累感情分。這關乎建築的品味，暫且不說。最令我介意的，卻是碼頭的搬遷意味填海的工程又將展開，原來的海岸線又得重整，渡海輪還是渡海輪，但航程已經愈縮愈短，趣味性大減——無休止地填海，幾乎可把香港島的中環跟九龍半島的尖沙咀的陸地連接起來。但沒有了維多利亞港，香港還是香港嗎？或者說，愈來愈窄的維多利亞港，還是維多利亞港嗎？ 

        外地朋友來港，總愛帶他們去搭乘渡海輪，觀賞海港兩岸景色，又特別喜歡從中環坐到尖沙咀，在文化中心前的海濱漫步，回看由一幢幢摩天大廈組成的天際線(skyline)：貝聿銘操刀的中國銀行大廈，Norman Foster設計的匯豐銀行總部，高聳入雲的國際金融中心(IFC)……。如果是晚上，滿目燈光璀璨，確實折射出一片繁華的景象，映襯出城市的大都會氣氛。而那個小小的綠色碼頭，雖然不夠現代不夠新潮，卻在萬廈叢中顯得份外靜美。 

我的異國友人，常為此趟維港船程驚訝，大讚此城的空間漫遊層次多趣味多。若他們知道這個碼頭的故事已成歷史，一定會難過。而還沒來過這裡的，還不知道他們錯過了甚麼。 

         (2006/12/14)

]]> http://blog.roodo.com/ningville/archives/2581278.html http://blog.roodo.com/ningville/archives/2581278.html 我的油麻地 Tue, 19 Dec 2006 00:58:21 +0800

況且，這篇乃為六月為革命而寫。看了Chris Marker的幾齣記錄片後借題發揮，本來自己起題為《沒有貓的笑容——與許鞍華同看革命影像》，事緣確是因在影展遇上自己喜歡的導演許鞍華並想起她的電影而生起撰文的衝動。未知是否原題目不夠得體，報章編輯改為《重看革命影像 只見笑容不見貓》，也好。 

今年「法國五月」，個人推選最佳節目正是Chris Marker的影展。 

甚麼是沒有貓的笑容？且看導演本人在節目場刊自白文章<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cat>(ningville按：文章的中譯也佳。)所言： 

Remember Alice facing the Cheshire Cat when he vanishes, except for his grin that remains floating in the air “I’ve often seen a cat without a grin, but a grin without a cat!” The revolution for them was that kind of apparition : they clearly saw the grin, but they never saw the cat.   –Chris Marker 

(from ningville：here Alice refers to the Alice from 《Alice in Wonderland》 of Lewis Carr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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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屬實，真是太好的消息，可以驅趕近日鬱悶的情緒。很喜歡看她。 

應該是為了「法國五月」的緣故。早陣子，寫了一篇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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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日報》文化版 

La Nostalgie de la France

法國五月，文化的鄉愁 

撰文：塵翎 

在巴黎待過的人，回到香港總有一陣子的艱難適應，總是朝思暮想著塞納河畔的風光，不是馬上抽離得了。就像我的情況，回家不覺數月，有時仍刻意在城市生活裡尋訪法式情調的點滴。原來不經不覺我對法國文化亦有了所謂的鄉愁。

還好有「法國五月」，讓人暫時止渴。 

去夏在台北遇一駐台法國文化部官員，談到在台灣舉辦法國文化節目的計劃，我說何妨把香港的「法國五月」模式照搬過來，對方先是作了一個驚歎表情，才娓娓道出苦衷：「噢，香港的法國五月，我們都知道辦得很成功。但你要知道，台灣這邊可沒那麼多資源啊。資源都在香港那邊。」語氣裡不無羨慕。 

        說的也是，辦了十多年的「法國五月」，也說得上是亞洲區一大文化盛事，這麼想，香港人應該感到幸福才是。

        投放大把大把的資源，用來營造一個月的美麗時光，無非想把法式文化傳揚移植深耕到海外，擴大文化影響力。日子有功，這場五月運動早已上軌道，自為火車頭。 

        今年的節目表甫推出，我即急不及待翻閱。節目一貫的包羅萬有，面面俱圓。說有大驚喜也不是，但總能「以偏概全」，搔得著癢處。 

        最大堆頭的是大型歌劇《卡門》，應是錯不了的選擇。事實上，看過了各式各樣的卡門版本後，大家對故事內容早已熟得爛透，讓人期盼的不過是演出的搭配和意外的火花。 

談情說愛從來是法國人的強項，說到女人與愛情，我倒願意選擇Joëlle Bouvier的《愛》，開宗明義：「我想談談愛。是愛令我們走在一起，也是愛令我們分開。過去，我讀過、見過和感受過不少段愛情；今天，我只想談談愛。」 

        Bouvier這段自白，讓我想起德國舞后翩娜‧包殊的早期作品《Café Muller》，也是關於愛。去年六月在巴黎歌劇院看到她編的《Orphée et Eurydice》，1975年的舊作，跟歌劇院芭蕾舞團合作重搬上舞台。好不容易弄得的票，看完後感動不已，馬上寫電郵到香港給負責籌辦舞蹈節的舞迷W，央他想方設法邀請到港再演出。他說，像這樣的大型演出，有點難。我知道翩娜不是法國人，但如配上巴黎歌劇院的班底，是否有望躋身資源豐盛的「法國五月」排場？就當我是發開口夢吧。 

回到現實，還是抓緊機會看看名畫。去年印象派畫展登陸香港，弄得萬人空巷的盛況，今趟這個羅浮宮館藏版畫展又如何？ 

看介紹，原來同場還會展出兩座珍貴地球儀與天文儀的縮版。原版由意大利神父、天文專家Vincenzo Coronelli於1681-83年間製成，是其時法國駐意大利大使送給路易十四國王的禮物。兩個球體，一個是天空，一個是地球，結合了繪畫藝術與天文及地理智慧。大半年前，曾在巴黎大皇宮(Grand Palais)罕有展出一星期，來看的人多得要命，遇上周末，等候時間最少兩三小時，少一點耐性都不成。我趕在展期結束前兩天進場，選在大多數人都上班的周五，中午十二時開放，提早半小時去，人龍早已繞了一大圈了。這兩件寶物光是直徑亦有四米多，重量達二噸，展覽時還得出動兩台吊車把球體吊起。 

展場內置放大大小小的鏡子裝置，既能反射玻璃屋頂的幾何構造，亦能折射出流動的人群，而天體儀和地球儀上的繪畫，在鏡子的倒影裡更為清晰。鏡子、玻璃、人影、聲音、球體、時間緩緩流動，互相折射倒影，交織成一幅瑰麗的超時空圖畫，至今仍教我念念不忘。這次在港展出的雖是縮版，但睹物思物也不壞。   

        看過這些珍寶，就明白法國藝術大國並不浪得虛名。就算人家經濟政治多麼不濟，爛船仍有好多文化釘，食老本還可再食好多年。 

        其餘節目差不多，電影選向冷面女星伊莎貝‧雨蓓致敬，是大路之選。近年法國女星中，看厭了來來去去幾個可愛表情的愛美麗Audrey Tautou，還是喜歡別具性格的伊莎貝‧雨蓓。在巴黎，她仍參演舞台劇，實是全方位資深演員，魅力不限於大銀幕之上。這次影展，我特別想看她跟新浪潮導演合作的作品，以及她如何演活包法利夫人。 

        再來便是基斯‧馬爾卡的影像世界了，不必多說甚麼，直接捧場就是。其中一齣《告別塔可夫斯基》，多年前看過，當鏡頭映著塔可夫斯基的兒子時，我感覺視綫有點模糊了，看完後有半天無言。要告別塔可夫斯基，是多麼的難。 

        當人人都說前衛，其實大多只是換湯不換藥，大半世紀以前，達達主義與它的同門兄弟超現實主義，手拉著手示範了甚麼叫前衛，甚麼叫顛覆。講多無謂，行動最實際。巴黎的龐比度中心刻下舉辦的大型達達回顧展，就是好一個reminder，提醒大家，藝術曾經如此前衛不覊。「法國五月」向龐比度借光，選映若干前衛影像。這些影像目的是開拓視野，鏡頭超乎常人想像，放諸本土影視界，恐怕都要PG指引。還好在法國，它們得以留存下來，千秋萬世給後人供奉、瞻仰。

]]> http://blog.roodo.com/ningville/archives/1481341.html http://blog.roodo.com/ningville/archives/1481341.html 我的油麻地 Thu, 27 Apr 2006 00:58:38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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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經濟日報》專欄

欄名：我的書房

撰文：陳寧

刊登日期：25-12-2003

消失的旋轉木馬

有一年聖誕我在倫敦，鬧市中心的廣場上架起了一些大型機動遊戲，使整個小區突然籠罩著一股熱鬧的嘉年華氣氛，人潮如鯽，旋轉木馬轉呀轉，人在其中，剎那間像走進一個迷離的繽紛境地，像做夢一樣。但又的確感到自己在笑，在轉，因而感受更加難忘。

連續兩晚我都跑去坐旋轉木馬，這種童年遊戲能在瞬間帶給人最原始的歡樂，童年的歡樂，一無掛慮，只有眼前燈光眼前人，令人永遠難忘。

而聖誕過後，我再路過廣場，意圖再重溫前一個晚上的歡樂時，赫然發現那些機動遊戲竟已一夜間給移走遷離。廣場上甚麼也沒有，連垃圾且沒遺下多少，讓我從中辨認那場夢曾經存在的痕跡。於是，這個曾經確實出現過的迷離繽紛境地，更加像是一場夢了。

由是我對於聖誕或任何集體同歡的節慶，最根本的基調亦不過如此吧。或者，甚至不是集體那麼廣義，就是個人的某個特殊時刻，某段愛情，某段相交，也是這樣。有片刻如墮入繽紛的迷離，感到全然快樂無憂，全心投入轉呀轉。然後在還沒回過神來的時候，黯然發現廣場上甚麼也沒有，所有繽紛已在夜裡悄然隱退，彼時還在夢裡的我此時則獨對著現實的清醒，歡樂的痕跡已經在後面。當然，往前走下去，應該還會有另一個廣場，另一趟旋轉木馬旅程。當然，這又是另一個將會消失的循環。

生命就是這樣去而返回，去而返回，在不知不覺中，人亦漸漸蒼老，歡慶的來去已經牽動不起激情的感覺。最幸福的狀態，也許只是默默望著眼前一閃一滅的燈光，沉醉在已消失的旋轉木馬歡樂時光裡。

經濟問題就是一切問題嗎？所以解決了經濟問題就解決問題了？好比我的城最近也有這種簡陋的思維，彷彿前幾年的怨氣，都僅與經濟有關似的。而現在經濟好了，便說大家應該知足，不用再不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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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柏林人現在快樂了嗎？不管經濟如何，這個國度於我，只有文學與音樂，還有，酒。

如果喬伊斯還在，他要寫的《尤利西斯》是怎樣？1904年6月16日的都柏林街頭，在2005年是啥模樣？
都柏林有獎金最豐厚的文學獎，可是在那城市寫作的人，似乎沒有人願意寫一部他們這時代的《尤利西斯》。有人是不屑走在喬伊斯的影子下，有人是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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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一篇舊文，兩年前登在上海《外灘畫報》的專欄，負責編輯Y是個長髮美女，現在夏威夷每天看海。傳來的照片裡，她的長髮在海風中飛揚，好像早已不問世事的樣子。我再看這篇都柏林海邊裡的我，似乎是有點多愁善感了。

(咳咳，這篇文章沒有收在文集裡的，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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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副刊

欄名：雙城記

撰文：陳寧 

舊址 

到最後，也不過剩下一些熟悉的地圵。

初識一個城市如初識一個情人，想跟他/她一起探索整個宇宙，了解他/她所有的喜好，鉅細無遺的心意。日子久了，漸漸發展出一套相處模式，生活軌跡來來回回，就是一些老地方而已。

        總是泡那幾家咖啡店，走進那幾家書店，橫越那幾條老街道，像一雙穿舊了的鞋子，愈來愈順貼主人的足印。在香港如是，在巴黎亦如是。只是，因若干顯而易見的理由，香港竟愈來愈陌生，而巴黎竟愈顯親切。

        讀沙特的傳記，看他在蒙帕納斯的日常活動，那些舊照片裡的尋常背景，如今仍可按圖索驥尋人尋址。那些背景也沒怎變，人行道、雕像、街燈依舊。頂多是咖啡店裡多了一批慕名而來的觀光客，樓房換了別的住客。巴黎也不偏袒大人物。有朋友在巴黎渡過童年，一直念念不忘，長大後終於有機會帶著妹妹回來尋根，發現從前住的小區居然半點沒變，連街角賣麵包的老先生也老神在在。

        我不無羨慕，我的城總以她快速的陌生化腳步，逐漸遠離我。每一次回來，等於一趟新的自我介紹。如果我繼續不厭其煩訴說我的油麻地、灣仔，我就成了一個懷舊的人。

        在巴黎，值得念記的是初始的相遇，沒有經過歲月的加冕入不了流，在since 1880面前，since1980是沒有意義的。怎麼像香港，一股勁兒追趕前面的標杆，towards一個遠方的年份，把過去狠狠拋在背後，容不得半點不捨。(雙城記之九)(11/08/2005)

欄名：雙城記

撰文：陳寧 

迪士尼與星巴克 

        其實我不太習慣，鋪天蓋地的迪士尼，好像那真是值得我們期待的烏托邦，所有人都有義務興奮。只怪城市太小，一件旅遊項目就叫全城瘋狂。不是要澆冷水，只是不覺得有需要把城市的命運跟一個遊樂園綑縛在一起，義無反顧似的，甚且到了被牽著走的地步。

        不是人人都愛迪士尼的。眾所周知，巴黎人就不愛。巴黎迪士尼開業後老賠錢早不是新聞，這不全因為法國人對美國普及文化的排斥，還因為迪士尼本身沒能讓歐洲客瘋狂，巴黎迪士尼經營不善是果，不是因。歐洲人的玩樂選擇太多，滑雪爬山踏浪，古堡古教堂建築處處可見，還需要痴迷一個假的童話世界嗎？已易主的巴黎迪士尼，調整定位為周末消閒去處及情侶拍拖點，沒有人會為了迪士尼而去巴黎，有天迪士尼沒落了，也不會影響巴黎的觀光事業。迪士尼僅是眾多投資者之一，並非天下的主人，犯不著爭相向它獻媚。

        接收異文化的時候，多一點矜持，能否換來多一點尊重，或是，本地文化特色伸張的空間？比如星巴克。巴黎左岸奧迪昂的十字路口有一家，有次跟法國朋友經過，他忽然說，「啊，原來這裡有一家，一直沒留意。」很含蓄的門面，不太「星巴克」，驟看以為是一家老巴黎咖啡店。

麥當奴的速食文化侵佔法國餐飲業是沒辦法的事，但星巴克挑戰的是法國核心的慢食文化，必得分外虛心，好讓那些受夠了巴黎咖啡店狹小空間的法國人，也樂於換換環境坐在舒服的沙發上，呷一杯美式咖啡。(雙城記之八)(10/08/2005)

公園

        怎樣的城市就有怎樣的公園，所以巴黎有盧森堡公園，香港有維多利亞公園。

說實在，不計公園的布局與空間設計的美感，兩公園相似之處還蠻多的。位處市中心，作為休憩園地，該有的花草樹木與玩樂設施都齊備，早上有晨跑的人，午膳時分有鄰近的上班一族與學生帶著三明治和飲料來聊天曬太陽，傍晚，日頭沒那麼毒了，又有母親或父親帶著孩子來散步。

        然而，盧森堡公園還有許多雕像，林蔭下常見文學家的身影，像寫《紅與黑》的小說家司湯達和詩人波特萊爾。這多出來的東西，說明了一切。

        或者會有人辯說，香港百年歷史，產生不了大文豪，想立像紀念也無從。這麼說小思一定反對的，看她寫的香港文學之旅總該發現不少線索，當代文壇熱烈追捧的祖師奶奶張愛玲在香港勾留過的日子算不算？       

巴黎樂於用文學家、藝術家的名字命名街道、為他們立像立碑，十分慷慨而隨意。詩人但丁是意大利人，跟巴黎沒甚麼關係，但巴黎用一條街道來向他致敬。繁忙街角有巴爾札克冷眼看著來往的路人。曾經住過作家的樓房門前總掛著一匾牌額，寫著「誰甚麼時候曾居於此」。不起眼，低調含蓄，就好像這些東西只是空氣裡的必然成分。

        香港炫耀的是商業成就，物質貢獻，或政治勢力。所以香港是商業城市，巴黎是文化城市。巴黎不一定要學習香港的功利，但香港最好多參考人家的文化胸襟與視野。(雙城記之七)(09/08/2005)

《明報》副刊

欄名：雙城記

撰文：陳寧 

影迷樂園 

        在巴黎，做一個影迷是最幸福的事。有心友人轉來林奕華跟邁克對談的片段，其實是個巴黎通卻自稱只是長期遊客的邁克津津樂道在巴黎看戲的享受，我等文字觀眾，只有猛力點頭附和。

        幸福是甚麼？幸福是一年到晚，可以若無其事氣定神閒走進一家電影院看杜魯福影展，從《四百擊》看至《最後一班地車》。同樣的深情並不限於杜魯福，走遠一點，另一家長期放映帕索里尼，還有小津、高達、布烈遜、安哲羅普洛斯。這家映完，又輪到另一家接力，總之在香港望穿秋水的珍稀菜式，在影迷樂園是平常不過的家常便飯。

        幸福是有月票。每月付一百多元港幣(不過是少喝幾杯黑咖啡)可以看個飽，藝術院線和商業院線各守本份，誰也沒有看不起誰。更不用說各種巧立名堂的觀影節慶如春天影展、夏日嘉年華、露天戲院了。這樣的廉價奢華，簡直是硬生生把人訓練成影痴。

        說是本末倒置也可以，有時候純然為了電影院才入場。為了某個多年不散的老舊氛圍，褪色的壁畫、軟座椅，或是同場的觀眾：父親帶著幾個孩子來看《四百擊》裡的老巴黎與孤獨男孩、老戀人在小津的光影裡緊緊牽著手、全場站立為一部法斯賓達鼓掌十分鐘、安靜地把最後一個工作人員的名字看完。

不造作，不必煞有介事，大家心照。觀影是神聖的，無非是黑暗之中，還有些執著的人絮絮不休地訴說生命是怎麼一回事。(雙城記之六)(08/08/2005)

再來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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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副刊

欄名：雙城記

撰文：陳寧

地鐵

        乘東鐵在尖東轉地鐵，那一段路總讓我想起巴黎地鐵的夏特勒站，像迷宮一樣的中轉站，為了換乘另一條線的列車，必須走很多彎路，上下無數階梯。

        巴黎地鐵網雖如天羅地網，但如非必要，我多愛走路。原因之一固然是，巴黎街道對行人之友善無話可說，左右岸來回踱步並不是甚麼登天難事，只要腳力夠，大半個巴黎就在足下。更重要是，除新建成的十四號線外，巴黎地鐵實在又髒又臭，且空氣混濁，車程超過十五鐘即令我胸口作悶，不適感隨車速加強。夏天搭乘，更是苦中之苦。這時候，就最懷念老家地鐵的光潔明亮。

        因此，每遇法國朋友詢問巴黎生活體驗感想，我便拿這事來「獻寶」，趁機吐吐苦水，有一次，一個當外交官的友人聽罷，笑著說：「你得原諒我們，因為那是一百年的系統。」外交口吻包裝的笑話，可不能當笑話一笑置之。

只因從前走得太快了，如今的不善是值得原諒的。這就是理由，第一世界專用的。一百年前，你還在拉人力車，人家已經搭地鐵了。細心想想，背後的邏輯其實有點危險，一百年前的進步是一回事，一百年後的破敗是另一回事，對前者的虛榮卻讓後者變得理直氣壯。怎麼說，多少帶著殘餘的帝國優越感，就算後勁如何不繼，總有辯護的藉口。於是，一百年的大眾運輸系統理應殘舊，而一百年的官僚制度嚴重僵化，也是可以諒解的事。你不明白，是因為你不夠慈悲。(雙城記之三) (03/08/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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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副刊 
欄名：雙城記
撰文：陳寧

狗、人與公廁

好的，巴黎地鐵髒臭，我可以原諒是百年系統來不及翻新，但是我實在不能原諒，好好一個花都，怎麼遍地狗屎。十年前初訪驚鴻一瞥，還沒見過多少世面亦不禁掩鼻嘆息，反正身份是遊客大可眼不見為乾淨，但現在算是長期住客，走出家門，滿目仍是黃金陷阱，除了依舊不解，還真有切膚之痛。

只能說，巴黎人愛狗如命。有朋友仔細觀察人狗互動後，得結論：法國的狗較亞洲的狗有人性，因為法國人不把狗當寵物來養，他們把牠當人。

因此，可以帶著狗去做甚至乎帶著小孩也不一定會做的事，比如到超市購物、乘地鐵、到咖啡店會友、往時裝店買衣服、出門散步。狗像人一樣，自由自在。包括隨地大小便。人在公共場合處理個人衛生事務應該感到羞愧，但狗沒有，狗的主人也沒有。
        有時走在路上，看見狗在街道中央忙於留下證據，我就馬上擰頭望向牽狗的主人，希望給對方一個驚嘆號，可是對方不是在打電話便是在看櫥窗，根本懶理路人目光。

        我跟法國朋友說，換了在香港，狗主人帶狗出街散步，多懂得帶幾份報紙替狗處理糞便，有法例規範，自有公德心。朋友覺得不可思議，聳聳肩應和過去。
        也是的，他們連人當街大小便也管不了，又怎麼管得了動物的自然生理活動呢。巴黎計劃設置免費公廁方便大眾，市長力陳利害：如果不這樣做，巴黎市就會變成一個大公廁了。這是最恐怖的預言了，卻是肺腑之言。(雙城記之四)(04/08/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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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沒看過Wim Wenders的《Buena Vista Social Club》(港譯“樂滿夏灣拿”)，也該會喜歡他的音樂。

早幾天知道他過世了，總想著坐下來寫一點甚麼，結果也是給諸多雜事纏絆，很難靜下心來。去年搬家到巴黎，不管行李超重，還是照樣塞了一堆常聽的唱片，其中有這些古巴樂人的音樂。

我時常想，如果我是一個音樂人，多好。這是我的偏見吧，總覺得寫字的人臉容大多不快樂，不像玩音樂的人那麼從容、豁達。我喜歡看見這些人，給他們音樂，他們就可以很快樂。

沒能寫甚麼，貼一篇舊文，應該是2003年，發在《書城》的。兩度錯失了他，讓我一直耿耿於懷。Ibrahim Ferrer，謝謝你給我的快樂時光。有一天，我一定會去夏灣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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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錯失與意外得著

    自問有點小心眼，認定了的事情，鎖定了的方位，總是很難改變。可是世事往往以出人意表的方式運行，愈是死心塌地愈是鍥而不捨追隨，愈是容易錯失，有時候明明是目標在望，就在前面不遠處，卻眼睜睜看著它在指間溜走，又或者千辛萬苦費煞心神，到頭來發現它已悄悄在身邊擦肩而過。這個“它”，適用於所有我鍾愛的人，情，事，物。

    人生太匆匆，生命裡無關痛癢的雜事太多，時間不夠，金錢不夠，精神也不夠，分身不暇。由是，錯過的總嫌太多，還來不及懊惱就已經悔疚得要死。

    這個月，我又眼白白看著自己鍾愛的東西，在指間溜走。再度錯失了古巴老樂手的演唱會，這次是Ibrahim Ferrer。

    還是再稍稍提及德國導演Wim Wenders那部紀錄片《Buena Vista Social Club》吧，片中那群彈彈唱唱的古巴老音樂人，多麼令人著迷。他們的生命力與熱情，不因已步入晚年而失色，只要有音樂，仍然能夠又彈又唱又跳，為愛情而歌。年輕樂迷看著聽著跳著，除了感動還是感動。

    2001年2月的情人節，這群老樂手曾經來過香港演出。他們最年輕的也已七十歲以上了，也即是說，樂迷可現場欣賞他們風采的機會已所剩無幾。我害怕錯失，第一時間訂了票，每天倒數著等待熱情的古巴音樂夜來臨。結果，託朋友訂的票陰差陽錯沒有著落。最終不得其門而入，錯過了。以後每次遇上那位粗心友人，我都有上前捏死他的衝動，不太能理性對待。

    這憾事至今仍揮之不去，可想而知後遺症甚大。一直記掛至今年，忽聞Ibrahim Ferrer會來亞洲巡迴演出，到韓國、台灣、香港和日本。正值我旅居台北，早早下定決心這次最後機會萬萬不能錯過，全程親自訂票，取票，不假外求，保證萬無一失。

    別怪我慌張，只因時間確實不等人。七月的時候，老樂手Compay Segundo去世了，九十五歲。那些古巴老人，一個個凋零。但是在夏灣拿浪花滾滾的海邊，他們生就豁達的靈魂，像老Compay有句名言：“生命的花朵會降臨到每個人的身上。我的在九十歲之後才到來。”

    我但願能夠像他那樣豁達。如此我就可以放手，不再執著，不再小心眼。也不再因錯失而悔疚。

    十月七日，我買好票等著彌補兩年前的失落的那天，七十六歲的Ibrahim結果因病取消了台北之行。我不想說冥冥中有天意這樣的濫調，但是確實有的人生戲碼會不斷重覆，不圓滿的就永遠不會圓滿。偏偏，Ibrahim卻如期到了香港，我在香港的好友發電郵來講述他在港演出的情況，有報社同事還採訪了他云云，教我無言以對。如果我在香港，說不定我就不會兩度錯失了。而偏偏，這時候我在台北。

    因為在台北，我還錯失了我沒有想過原來會有機會遇上的：Rolling Stones,Prince,Charlotte Church,Santana……這些人在香港參加十月至十一月初舉行的維港巨星匯活動。我還有甚麼可說呢？是我在兩個城市之間的移動，使人和事出現令人懊惱的錯置？移動愈是頻密愈是急速，錯置與擦肩而過也愈是常態？

    人在路上，只能讓景物在身邊快速掠過。而路一直走下去走下去，給遺留在後面在過去的景物也愈來愈多，除非掉頭走。然而，即便依原路回頭，最後也只會得到物不是而人亦非的感慨。

    或許，上路，便得接受景物快速變換，停下時，就盡量抓緊眼前的風景，得多少算多少。

    想到這裡，我學習徐徐吁出一口氣，鬆開拳頭。周末黃昏，散步到台北大安森林公園參加流浪之歌音樂節，竟有意外驚喜，遇上來自日本沖繩島的民謠大師平安隆，他彈著傳統的三絃琴，以真誠的嗓音唱出民間的歌韻。他用破碎的簡單英語向觀眾說這裡的親切感讓他想起沖繩老家：“I am very happy,same sun,same star,same tree,same face.”正是天空處處一模樣，快樂此中尋，非常動人。我好像又懂得了一點。帶著音樂去流浪，路上又怎會寂寞。

    其實我也不是不明白，路上每人每事每物都珍貴特殊，計較沒有意思，我錯失了甚麼，不若我意外獲得了甚麼來得實在。因為此時此刻，惟有眼前風景與身邊人。

是T最早寫信來說，香港電影雙周刊出版了一本杜魯福專書，陸離主編的，叫《永恆的杜魯福》，收錄了我在《書城》一篇文章。François Truffaut，港譯杜魯福，台譯楚浮，大陸譯特呂弗。我猜是這篇吧，去年十一月寫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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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陣子去看Klimt的素描作品展，很喜歡。圖片發不上來，著色很淡很輕，相信就算發上來效果也不太好。有機會再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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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21世紀經濟報道》

“搜靈記”

撰文：塵翎

色慾克林姆

別看錯，說的不是前美國總統克林頓，而是奧地利畫家克林姆(Gustav Klimt)，雖然這互不相干的兩個人可以說有著微妙的共同點：對性的興趣。
　　巴黎Maillol美術館最近展出克林姆一批珍貴素描畫作，佳評如潮，館方更徇眾要求延長展期。我趕及在展期結束前入場，不致錯過私密的素描家克林姆。
        喜歡克林姆的，多欣賞他那些帶點裝飾性質的畫作，比如那幅著名的《吻》，在那團黃金澄澄的華麗的愛的氛圍裡，男女融為一體。可是看過了這批素描作品，才發現更精采的克林姆，其實藏在“私處”。

        在繪畫界，克林姆可是真正的婦解分子，他愛死女人，高舉蛇蝎美人，當世人責難夏娃，他要為他的蛇蝎美人封聖。晚年一幅未完成的《亞當與夏娃》裡，他把亞當畫得平庸而黯淡無光，躲在背後充當夏娃的背景，夏娃卻是凝肌玉脂，美得近乎聖潔。

        “所有藝術都是情色的”，這句出自奧地利建築家路斯(Adolf Loos)的名言，放諸克林姆身上最合適。在那個充滿性壓抑的十九世紀末時代，他釋放女體，放任她們追逐欲望，讓愛慾昇華。

        這批情色素描裡的女子千姿百媚，沉醉於各自的情慾世界，有時有男人在旁，有時與女性爲伴，更多時候獨自一人，倚在床上或椅上，臉部表情無比放鬆，享受著高潮來臨的快感。這裡的克林姆，卸去了華麗的外衣，回歸到最原始的單色世界，黑、白、藍，頂多是加一點紅，鉛筆的線條極輕極溫柔，好像深怕太用力太粗暴會驚擾女神的午睡。

在性的祭壇面前，畫家是觀看者、偷窺者。(他是否也是參與者？可以想像的空間甚大。)現在，這麽多不相干的人擠在狹小畫室裡也公然偷窺著這一幕幕春光無限好，因藝術之名，遂可免於臉紅。

一般情色繪畫中，女體多作爲情慾的客體或工具，相較之下，克林姆不僅向世人展示女體豐沛的生命，也展示女體的自主性，她們主導著自己的情慾歡愉，自給自足，呈現出並不見於人前的不尋常美態。因其私密，所以能無所顧忌，自由放鬆。由此，克林姆把情色藝術帶引到極點。
        隔壁展廳剛好有幾幅馬諦斯(Matisse)後期的素描作品，對照起來，恰然是另一個極致。馬諦斯筆下的女體，線條圓渾飽滿，神情歡樂，有點天真無邪，像要與大同世界和好，但不誘人，不具性的殺傷力。這是馬諦斯，是與眾同樂的，無慾無求的。克林姆則是內在的，私密的，愛慾橫流的。其實，是有性與無性的分別，有與無的分別。

        這批素描畫作，克林姆生前從沒有公開，也不打算公諸同好，只有極少數到訪工作室的友人有機會欣賞。這是他的私心，把最好的東西，留給自己。

（31/05/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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