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gust 10,2005
Adieu, Ibrahim Ferrer
就算沒看過Wim Wenders的《Buena Vista Social Club》(港譯“樂滿夏灣拿”),也該會喜歡他的音樂。
早幾天知道他過世了,總想著坐下來寫一點甚麼,結果也是給諸多雜事纏絆,很難靜下心來。去年搬家到巴黎,不管行李超重,還是照樣塞了一堆常聽的唱片,其中有這些古巴樂人的音樂。
我時常想,如果我是一個音樂人,多好。這是我的偏見吧,總覺得寫字的人臉容大多不快樂,不像玩音樂的人那麼從容、豁達。我喜歡看見這些人,給他們音樂,他們就可以很快樂。
沒能寫甚麼,貼一篇舊文,應該是2003年,發在《書城》的。兩度錯失了他,讓我一直耿耿於懷。Ibrahim Ferrer,謝謝你給我的快樂時光。有一天,我一定會去夏灣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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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錯失與意外得著
自問有點小心眼,認定了的事情,鎖定了的方位,總是很難改變。可是世事往往以出人意表的方式運行,愈是死心塌地愈是鍥而不捨追隨,愈是容易錯失,有時候明明是目標在望,就在前面不遠處,卻眼睜睜看著它在指間溜走,又或者千辛萬苦費煞心神,到頭來發現它已悄悄在身邊擦肩而過。這個“它”,適用於所有我鍾愛的人,情,事,物。
人生太匆匆,生命裡無關痛癢的雜事太多,時間不夠,金錢不夠,精神也不夠,分身不暇。由是,錯過的總嫌太多,還來不及懊惱就已經悔疚得要死。
這個月,我又眼白白看著自己鍾愛的東西,在指間溜走。再度錯失了古巴老樂手的演唱會,這次是Ibrahim Ferrer。
還是再稍稍提及德國導演Wim Wenders那部紀錄片《Buena Vista Social Club》吧,片中那群彈彈唱唱的古巴老音樂人,多麼令人著迷。他們的生命力與熱情,不因已步入晚年而失色,只要有音樂,仍然能夠又彈又唱又跳,為愛情而歌。年輕樂迷看著聽著跳著,除了感動還是感動。
2001年2月的情人節,這群老樂手曾經來過香港演出。他們最年輕的也已七十歲以上了,也即是說,樂迷可現場欣賞他們風采的機會已所剩無幾。我害怕錯失,第一時間訂了票,每天倒數著等待熱情的古巴音樂夜來臨。結果,託朋友訂的票陰差陽錯沒有著落。最終不得其門而入,錯過了。以後每次遇上那位粗心友人,我都有上前捏死他的衝動,不太能理性對待。
這憾事至今仍揮之不去,可想而知後遺症甚大。一直記掛至今年,忽聞Ibrahim Ferrer會來亞洲巡迴演出,到韓國、台灣、香港和日本。正值我旅居台北,早早下定決心這次最後機會萬萬不能錯過,全程親自訂票,取票,不假外求,保證萬無一失。
別怪我慌張,只因時間確實不等人。七月的時候,老樂手Compay Segundo去世了,九十五歲。那些古巴老人,一個個凋零。但是在夏灣拿浪花滾滾的海邊,他們生就豁達的靈魂,像老Compay有句名言:“生命的花朵會降臨到每個人的身上。我的在九十歲之後才到來。”
我但願能夠像他那樣豁達。如此我就可以放手,不再執著,不再小心眼。也不再因錯失而悔疚。
十月七日,我買好票等著彌補兩年前的失落的那天,七十六歲的Ibrahim結果因病取消了台北之行。我不想說冥冥中有天意這樣的濫調,但是確實有的人生戲碼會不斷重覆,不圓滿的就永遠不會圓滿。偏偏,Ibrahim卻如期到了香港,我在香港的好友發電郵來講述他在港演出的情況,有報社同事還採訪了他云云,教我無言以對。如果我在香港,說不定我就不會兩度錯失了。而偏偏,這時候我在台北。
因為在台北,我還錯失了我沒有想過原來會有機會遇上的:Rolling Stones,Prince,Charlotte Church,Santana……這些人在香港參加十月至十一月初舉行的維港巨星匯活動。我還有甚麼可說呢?是我在兩個城市之間的移動,使人和事出現令人懊惱的錯置?移動愈是頻密愈是急速,錯置與擦肩而過也愈是常態?
人在路上,只能讓景物在身邊快速掠過。而路一直走下去走下去,給遺留在後面在過去的景物也愈來愈多,除非掉頭走。然而,即便依原路回頭,最後也只會得到物不是而人亦非的感慨。
或許,上路,便得接受景物快速變換,停下時,就盡量抓緊眼前的風景,得多少算多少。
想到這裡,我學習徐徐吁出一口氣,鬆開拳頭。周末黃昏,散步到台北大安森林公園參加流浪之歌音樂節,竟有意外驚喜,遇上來自日本沖繩島的民謠大師平安隆,他彈著傳統的三絃琴,以真誠的嗓音唱出民間的歌韻。他用破碎的簡單英語向觀眾說這裡的親切感讓他想起沖繩老家:“I am very happy,same sun,same star,same tree,same face.”正是天空處處一模樣,快樂此中尋,非常動人。我好像又懂得了一點。帶著音樂去流浪,路上又怎會寂寞。
其實我也不是不明白,路上每人每事每物都珍貴特殊,計較沒有意思,我錯失了甚麼,不若我意外獲得了甚麼來得實在。因為此時此刻,惟有眼前風景與身邊人。
July 4,2005
永恆的四百擊
是T最早寫信來說,香港電影雙周刊出版了一本杜魯福專書,陸離主編的,叫《永恆的杜魯福》,收錄了我在《書城》一篇文章。François Truffaut,港譯杜魯福,台譯楚浮,大陸譯特呂弗。我猜是這篇吧,去年十一月寫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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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城》
城市:巴黎
追憶逝水年華
或許是因為電影,才開始迷戀六十年代,那個我永遠只能在想像中遙遙觸及的年代。
如果在香港,那或許是王家衛。如果在巴黎,那會是杜魯福(François Truffaut)吧。
王家衛的《2046》十月在巴黎公映的時候,到處得見梁朝偉擁吻章子怡的那張大大海報,「東方酒店」的招牌就在他們頭頂,幻化成一朵朵瑰麗的光暈,東方情調濃得化不開。今年五月狼狽趕赴戛納影展招致惡評之後,王家衛回頭又把片子重新剪接、整理了,音樂部分也重新處理過才推出市場。沒看過「戛納版」,不知道最新「完整版」有多完整,但法國電影界對他還真是禮待,不管影評多壞,廣告照樣當眼,巴黎市藝文娛樂指南《Pariscope》拿劇照當封面,大報《世界報》(Le Monde)專題報道兼獨家專訪導演兼送戲票,放在主流戲院上映,票房也跑進前十名,以藝術片來說,表現確是不賴。對法國片商而言,片子賣的是「王家衛」,對觀眾如我者,這賣的是六十年代,一段永遠追不回的逝水年華。而在王的鏡頭底(也是張叔平、杜可風?),這段年華美得過分,美得比真實還要動人,於是讓人總是要不斷不斷回頭,再看再思念。
許多人說,王家衛把他的六十年代三部曲拍完了:《阿飛正傳》、《花樣年華》、《2046》。他似乎也沒否認。是也好,不是也罷,這其實沒分別:那個年代已經花開燦爛了。
這是有點奇妙的旅程,當我在巴黎電影院看著那個美麗的年代如萬花筒掠過眼前,銀幕跑出一串串法文字幕,身畔的其他觀者悄悄用法語交換著他們的心情……我知道我身在異鄉,而那個遙遠的天台那些飄泊的身影那個年代,卻反照著我精神上的異鄉。說不定是距離的關係,不是說:distance makes the heart grow fonder(姑且譯作:距離讓愛意更濃)嗎?是因為這雙重的隔離,而令人更深陷其中,戀戀不捨?因為不能靠近,所以加倍思念﹔因為失去了,所以是最好?
是的,我想到了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時間淙淙如流水,一去不復返,他像是用文字構築回憶的迴廊,時間遊走在其中,隨意往返、停留。沒甚麼巨大的劇情,生活就是那些微小微小的細節,一個回眸,一段發呆的片刻,一根點燃了又忘記吸的煙,一場隔著玻璃的溫柔愛撫,一種走路的姿態,一個門牌……,這是王家衛的影像意識流。
王在《世界報》的訪問裡說,有些片段,是向杜魯福致敬的。
然而我更喜歡杜魯福,打從《四百擊》(Les 400 coups)起始。今年是他逝世二十周年,電影院辦起他的回顧展來,某個周末下午,我走進那條叫卓別靈的小巷裡一家小型藝術戲院,重看我最愛的《四百擊》———說是剛用數碼技術重新修復的版本。數不清已看過多少遍,有字幕的、沒字幕的、小銀幕、大銀幕、十九歲時或二十九歲時,每一個畫面都記得,這麼多年了,彷彿安東沒有改變過,杜魯福沒有改變過,巴黎的街頭沒改變過,甚至乎,我,也沒改變過。(其實怎會沒變,即便在回憶的迴廊。)
一九五八年的冬天,杜魯福遇上他鍾愛的演員Jean-Pierre Léaud,就有了安東與《四百擊》,啟航了法國電影新浪潮。六十年代的巴黎街頭,有理想燃燒的學生運動。那個年代,那個我永遠只能遙遙思及觸及的年代,因為這些美麗的人與事,而變得更遙不可及了。
June 25,2005
香港製造
替大陸雜誌《Mangazine》的「香港專題」寫幾條關於人文版圖的詞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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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餐廳。
關於茶餐廳,可說的太多。說茶餐廳是香港文化縮影及代表,並不為過。其混雜,其多樣,其靈活,完全體現於這個由特殊歷史與社會環境造就的人民食堂。雖然有人或許會喜歡在文化前加上「市井」以示其庶民性,但這似乎並不需要,因亦有諸如高級茶餐廳散布於中環此等達官貴人密聚地,從旺角的「生力冰廳」到中環的「翠華」,茶餐廳無所不包,無所不容,無所不在。茶餐廳之出現與民生習慣有關,據考源與早年殖民時期之勞動階層尤其是「三行」工人(泥水行、土木行、油漆行)的餐飲習慣有關。一如巴黎的咖啡店乃是盛產哲學、思潮、話語的「半」公共空間(說「半」是因為畢竟這空間仍有若干私密性),香港茶餐廳亦是普及的「吹水」(廣東話:侃大山的意思)場所及民間議政空間,到茶餐廳坐一晝,城中大事小事統統了然於心。其精萃在於它的「語言學」,茶餐廳的語言編匯起來即是一部香港通俗文化詞典,如謝立文創作的《麥兜故事》裡那則經典的「常餐快餐午餐」笑話,便是從茶餐廳而來。有誰敢說他/她不愛茶餐廳,即是說,他/她也不愛香港。
二樓書店。
可以說,二樓書店的存在型態是「畸型」的,可是「畸型」一旦成習,就是常態,更成了港產文化特色。消極說法是,商業社會唯利是圖的價值觀迫退書店空間;積極說法是,藝文空間打不死,既然寸金尺土,地上好店輪不到我,那就上樓吧。上去二樓,總之,總有辦法生存下來,雖然多數其實或久延殘喘或奄奄一息或曇花一現,但有總好過沒有,而且二樓書店的確滋養著一代又一代的香港愛讀書人。還幸有灣仔的「青文」,旺角的「田園」、「樂文」、「榆林」,專售台灣書的「洪葉」,專營英文學術書籍的「曙光」等等幫忙澆灌,阻止香港閱讀文化沙漠化。好消息是,近年二樓書店經營更多元化更見活潑,如銅鑼灣的「阿麥書房」、美孚的「紫羅蘭書局」、簡體字書店「尚書房」等加入園丁行列;壞消息是,「洪葉」前陣子結業,22年的旺角樂文被迫搬離舊址,離開二樓書店行列,變成三樓書店。
無線電視TVB。
沒有哪一個城市會像香港,跟電視如此唇齒相依。電視生活,生活電視。香港人吃喝的是電視奶水,準確一點是無線電視TVB,沒錯,是有慣性收視這回事的。自1967年11月19日啟播後,TVB的三色標誌就是香港流行文化的圖騰。你以為現代娛樂選擇日漸多元,會令電視觀眾流失嗎?一部韓劇《大長今》又能讓全城顛狂。TVB的影響力毋庸置疑,它出現於香港社會從貧轉富年代,以壟斷之姿擔當港式娛樂生活的製造者、供應者以及輸出者,它也是大眾集體回憶的源頭與歸宿。它是最龐大的星工廠,從周潤發到周星馳,港產明星無不出自其「木人巷」,香港娛樂生態圈基本上只在TVB方圓之內。幕後靈魂人物邵逸夫(六叔),他一手打造的邵氏王國,亦是香港電影史上重要一章。
油街/牛棚/牛棚書院。
把油街和牛棚放在一塊絕對必要,油街可說是前世,牛棚是今生。一方面是空間上的延續,一方面是意義上的伸長。建築空間的循環再造,從來都是藝術工作者的拿手好戲。如北京的「798」舊工廠新藝術村,香港北角的「油街」前身是政府的物料供應處,1998年,一群藝術工作以低廉租金租用,發展成藝術村,興盛一時,驟現文藝復興小陽春。可惜,藝術最終不敵發展商的利誘,政府收回作土地儲備。位於土瓜灣的「牛棚」前身則是牛隻屠房,建於上世紀初年,2000年,政府出資翻新牛棚成藝術村,油街精神重現。牛棚書院則是寄居「牛棚」的一個民間人文教育組織,由藝術團體「進念二十面體」發起,院長是梁文道,最初打的旗號是「提倡民間講學,知識下鄉」。油街與牛棚(以牛棚書院為主),代表著體制外的一種微型反抗,抗衡大財團大政府大學府大團體的霸權,為香港藝文空間另闢蹊徑。這種積極進取的走位及再生精神,從來都是很香港的。
香港藝術節/香港文化中心。
一個國際城市需要最少一座國際級舞台,如澳洲悉尼的歌劇院。1980年代末,香港文化中心初建成,曾經令香港藝文界很震撼,因其建築設計之「醜」,有人形容像「公廁」。這「醜」說來有兩層意義,一是其外型設計之不善,二是如此文化地標令人覺得丟臉。可是民間諸般批評與不滿,沒有讓香港藝文空間的建築脫胎換骨,好多年之後,也出現了外觀設計令人詬病的中央圖書館。然而這裡偏偏卻是香港跟國際藝壇接軌的重要舞台,每年一度的香港藝術節愈見規模,主打節目的表演場地常在文化中心。像前幾年,藝術節邀來古巴樂團Buena Vista Social Club,讓尖沙咀變身夏灣拿海旁,許多親歷現場盛況的觀眾至今仍回味不已。其他大型國際表演,像通俗音樂劇如《歌聲魅影》、《孤星淚》、《貓》都在這裡演出。這座面臨維多利亞港的「公廁」,卻是香港觀眾吸收世界藝術養份及資訊的主窗口,雖說有點無可奈何,也只能認命。香港政府近期積極推動發展西九龍填海地為新文娛區,會否出現一個外在美與內在美兼備、硬件與軟件皆優的新文化地標,仍未可知。
June 21,2005
Gustav Klimt
早陣子去看Klimt的素描作品展,很喜歡。圖片發不上來,著色很淡很輕,相信就算發上來效果也不太好。有機會再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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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21世紀經濟報道》
“搜靈記”
撰文:塵翎
色慾克林姆
別看錯,說的不是前美國總統克林頓,而是奧地利畫家克林姆(Gustav Klimt),雖然這互不相干的兩個人可以說有著微妙的共同點:對性的興趣。
巴黎Maillol美術館最近展出克林姆一批珍貴素描畫作,佳評如潮,館方更徇眾要求延長展期。我趕及在展期結束前入場,不致錯過私密的素描家克林姆。
喜歡克林姆的,多欣賞他那些帶點裝飾性質的畫作,比如那幅著名的《吻》,在那團黃金澄澄的華麗的愛的氛圍裡,男女融為一體。可是看過了這批素描作品,才發現更精采的克林姆,其實藏在“私處”。
在繪畫界,克林姆可是真正的婦解分子,他愛死女人,高舉蛇蝎美人,當世人責難夏娃,他要為他的蛇蝎美人封聖。晚年一幅未完成的《亞當與夏娃》裡,他把亞當畫得平庸而黯淡無光,躲在背後充當夏娃的背景,夏娃卻是凝肌玉脂,美得近乎聖潔。
“所有藝術都是情色的”,這句出自奧地利建築家路斯(Adolf Loos)的名言,放諸克林姆身上最合適。在那個充滿性壓抑的十九世紀末時代,他釋放女體,放任她們追逐欲望,讓愛慾昇華。
這批情色素描裡的女子千姿百媚,沉醉於各自的情慾世界,有時有男人在旁,有時與女性爲伴,更多時候獨自一人,倚在床上或椅上,臉部表情無比放鬆,享受著高潮來臨的快感。這裡的克林姆,卸去了華麗的外衣,回歸到最原始的單色世界,黑、白、藍,頂多是加一點紅,鉛筆的線條極輕極溫柔,好像深怕太用力太粗暴會驚擾女神的午睡。
在性的祭壇面前,畫家是觀看者、偷窺者。(他是否也是參與者?可以想像的空間甚大。)現在,這麽多不相干的人擠在狹小畫室裡也公然偷窺著這一幕幕春光無限好,因藝術之名,遂可免於臉紅。
一般情色繪畫中,女體多作爲情慾的客體或工具,相較之下,克林姆不僅向世人展示女體豐沛的生命,也展示女體的自主性,她們主導著自己的情慾歡愉,自給自足,呈現出並不見於人前的不尋常美態。因其私密,所以能無所顧忌,自由放鬆。由此,克林姆把情色藝術帶引到極點。
隔壁展廳剛好有幾幅馬諦斯(Matisse)後期的素描作品,對照起來,恰然是另一個極致。馬諦斯筆下的女體,線條圓渾飽滿,神情歡樂,有點天真無邪,像要與大同世界和好,但不誘人,不具性的殺傷力。這是馬諦斯,是與眾同樂的,無慾無求的。克林姆則是內在的,私密的,愛慾橫流的。其實,是有性與無性的分別,有與無的分別。
這批素描畫作,克林姆生前從沒有公開,也不打算公諸同好,只有極少數到訪工作室的友人有機會欣賞。這是他的私心,把最好的東西,留給自己。
(31/05/2005)
June 3,2005
Last Days
如果不是因為Kurt Cobain,如果不是因為Gus Van Sant,誰要看一個神志不清的男人自言自語兩個鐘?以戲論戲,拍得不好。但有一些部分是能觸動人的。
在Gus Van Sant的鏡頭下,我們看見一個人如何被孤獨圍困,無路可走,終致自我毀滅。電影中反覆出現的宗教指涉,隱隱傳遞著一個永恆的詰問:上帝在哪裡?道在哪裡?光在哪裡?希望在哪裡?
當人這樣問的時候,是因為在人間,彷彿已找不到希望,找不到光。
如十字架上的耶穌,“我的神,我的神,為甚麼離棄我。”
今回,被封聖的是Kurt Cob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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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去年四月一篇舊文章,也是《書城》的,也收錄在文集《六月下雨 七月炎熱》。
四月殘酷美學
我寧願相信,是詩人最先把季節的殘酷提煉成詩:荒地上長著丁香,把回憶和慾望揉雜一起,讓春雨激擾著那些遲鈍的根芽……
荒原渺渺,詩人說四月是最殘酷的月份,第一章即為:<死者之埋葬>。
為甚麼偏偏是四月?在回憶與慾望交合的藹藹晨昏,當死亡如春雨落下,驚擾著魯鈍麻木的人心。
四月,一部叫《受難曲》(Passion of the Christ)的片子在香港上演了。127分鐘的影像,詳細敘述了耶穌受難前的12小時:最後的晚餐,猶大出賣,血淋淋的酷刑,被釘十字架的代罪羔羊、神的兒子。據說重點是一幕幕令人難以面對的血腥畫面,有人看過了,認為那是暴力美學的極致。“美學”是一個很方便的概念,它為生活裡一些令人難以面對的事情提供了美好的解說。有了“美學”,再難理解的藝術都有了源由,正如再難喝的苦杯,都有了乾盡的必然。
有些人看了很生氣,他們大多是猶太人,因為據說戲裡充斥著反猶情結。但還是會有人說,你們去翻翻《聖經》吧,裡面不都清清楚楚寫著了嗎,這些高科技電影製作的場面只是一場“精緻”的複製而已。
戲我終究沒有看,不知道新約四福音裡那些文字化成光影之後的震撼效果如何。但我知道箇中的區別。有些感覺沒錯是赤裸裸地衝著你而來,不留餘地侵佔著你的全部感官使你不得不求饒,卻始終及不上另外一些感覺 ── 看似不著痕跡卻靜靜沉澱在靈魂深處,你若無其事地過日子,直至有一天發現難以往前多走半步。
《聖經》怎能不是一部受難文學經典。看看橄欖山上的耶穌:“我父阿,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再看十字架上的耶穌:“我的神,我的神,為甚麼離棄我。”還有甚麼比背負“人”的命運來得更沉重更悲傷更殘酷的?
同樣是四月,一個台灣小說家自殺了。還不到一年前,才有年輕作家黃國峻在家中上吊,現在又有袁哲生,也不過三十八歲。失蹤了兩天後,小說家被發現用繩子把自己懸吊在山上一棵樹上。這一幕讓我想到他的第一本小說的名字:《靜止在樹上的羊》,思緒很久都難以靜止下來。小說家筆下的文字運用精準簡煉,感情極度克制,最後卻連死亡的方式也像極了一場精密的布局。
身邊好些相熟的朋友跟他相熟,說起他都提到了他超凡的幽默感,總是有辦法說一兩個又黑色又好笑的笑話迅速把聚會裡的冷場炒熱起來,大家都說,有他在的場合,就有好多歡樂。也許是這樣的背景,他的離去讓大家特別難過。回想起那些歡笑,似乎因此都沾上了無法彌補的罪疚:也許當時大家笑得不那麼盡情,他的憂鬱就不用收藏得那麼深。
翻讀《沈從文晚年口述》一書,有一段說到痛苦,沈老說:“我看到了有幾個人要死的時候,你問問他,他笑一笑,你好像比他大哭大喊使你還更加難過。”我覺得就是這樣。
沒有人知道袁哲生為甚麼棄絕人世,有說是躁鬱之苦所致。無論如何,他的告別,對於台灣文壇一批年輕寫作者的打擊可謂不小。在看似沒有出路的純文學路上,他長年累月持守著寫作的熱情與理想,就像一個人劃著火柴摸索前行,給後來者也照亮了隱約的路徑,而現在這其中一點微弱的光卻驀地熄滅了。他在時尚雜誌當總編輯,每天面對最喧鬧的浮華俗世,然而同時卻在小說世界裡開墾著最樸素最鄉土的淨土。我從外面看,總以為他在這兩者之間拿捏了優雅的平衡,為著他的堅持與清明而暗暗叫好。
他竭力追尋的文學美學,乃是海明威的“冰山理論”,那是說,寫作只需描寫冰山浮在水面上的八分之一,底下的八分之七不需描寫,讀者會自己補上。中國作家,他喜歡汪曾祺,我猜想他也喜歡沈從文。沈老說:“只要你生活經驗一多了,你就曉得生命這個東西的表現方式,你要寫它,很多很多方法來寫。”
不需要看見全部,只要冰山的一小角就夠了。只要有一眼的瞥見,就能勾勒出受難的靈魂。可是,要經歷多少才能曉得“人”的生命?要多少殘酷才能成詩?
May 28,2005
天邊一朵雲
聽說最近也在香港上映了,我實在渴望盡快看到這部新片,不知巴黎甚麼時候才上。
去年在台北,替香港一本雜誌訪問他,因應雜誌那期的專題是關於電影院,我就和他談台灣的電影院。他面向我坐著,午後陽光從他背後的窗透進來,映入我的眼簾。是以此後每想起蔡明亮,就想起那團恍惚的曖昧的光,而他是在那光裡絮絮說著他的愛與恨。我們也談了一些跟專題無關的事情,他的廣東話說得很好。
那時他周遭有好些令人洩氣的報道,我十分擔心他要放棄了。聊到後來幾乎像是一個電影迷對一個有才華的創作者的懇求了。無論如何,請你繼續拍下去吧。
臨走的時候,他送我一張小卡片, 微微笑著說,我會堅持的。
香港《號外》
「我的外公外婆很喜歡看電影,常常帶我去看。那時候,古晉的電影院很多。有一家叫『鵝殿』的,我去最多。還有一家專放邵氏片。香港看甚麼我們就看甚麼,主要是看港台兩地的電影,也看南洋的,後來也看很多美國的。我外公是賣麵的,麵店晚上才開舖,外公就先帶我去看六點多那一場,看完回來,輪到外婆帶我去看,我就同一部電影看兩次,常常這樣。有時候星期六都看早場。那時候,日子過得很幸福。」
後來,到了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