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翎部落格

是日，廣場。

  

四月。

很奇怪的，每到四月，就好想好想放一個長假。

那天先後跟B和D說，好悶。B完全明白。D明一半，所以她繼續問，然後說因我活得太自在沒事幹，但後來說她都明白，因為她也曾有這樣的心情。

  

Forever。Boredom。

看拍巴黎墓園Pere Lachaise的紀錄片《Forever》，有一段。那個帶人遊覽墓園的男子自小跟著爺爺在這裡散步，明白了生死愛恨。後來他發現除了這些可以隨日子去逝而消解的情緒，有一種東西既不是情緒也揮之不去，必須每日面對，叫做boredom。不是生活忙碌就不覺悶。悶不是說生活不順意。

我簡化為：悶-- > 永恆 --> 藝術

解悶 = 永恆的需要。藝術為其中一途。

  

Into the wild。

此文原是應編輯要求寫來回應更早前的時代廣場事件的。我的態度甚鮮明，至今也沒太大改變。只是我選擇了一個比較遙遠與抽離的角度，不埋身肉搏，只想把鏡頭與人心拉遠一點點。延後了一星期才刊登，刊出時不見了幾粒字，遂在這裡再貼一下：

  

2008.4.5

《明報》星期日生活

  

撰文：塵翎

 

Into the Wild

現代流浪者之歌

  

引言：

 

        每天帶在身邊的ipod反覆播著的是《Into the Wild》的電影音樂，Eddie Vedder的曲子像荒野的呼喚，這是我最近看過最能提振精神的一部電影，更難得是辛潘把本來可以弄得很悲情的題材處理得不沉重也不過分浪漫。是的，我不太願意人家說這個獨自上路的男孩最終死在阿拉斯加的故事是悲劇(確實有很多人這樣寫)，這麼說每個生命就都是悲劇了，因為每個人總難免一死，只是遲與早。

 

        是否必須要繞過死亡這件事，人們才能肯定旅程的意義。或許這是一部需要PG指引的電影，給心智太成熟又因循的成年人的Parental Guide。

 

        而我想要把這些精神帶在身邊，提醒著，城市生活或許還有另一種可能，而且不必去到荒野。

 
 

 

內文：

 

—亞歷，你為甚麼想去阿拉斯加？

        —因為我想要試著，在最原始的自然環境生活，看看人與自然的環境。

        —就只有人類與自然？

        —對，就只有人類與自然。回到最根本。想看人本來是怎樣生活的，想接近最自然的聲音，聆聽自己內心的聲音。呼喚。

        —是反社會嗎？所以你改掉名字、把錢捐出去、拋棄車子？

        —我不是反社會，我只是試著走出去，走出這個人為建立起來的社會。拋棄這些物質的東西、外在的東西，幫助我更堅定，我不需要這些東西來定義我在社會的位置，一無所有地上路會讓我看得更清楚。而且……我只是想變成一個更美好更善良的人。

        —亞歷，你很勇敢，但我想很多人會認為你很天真很傻，他們害怕……更何況，你……死了。死在荒野。

        —是的，本該來一趟「榮歸」的，哈哈，算我唔好彩。但是，I have had a happy life。謝謝。

  

我想像我和亞歷，不，Christopher J. McCandless 出現上面的對話。亞歷是他後來給自己改的名字，全名是Alexander Supertramp。大學畢業後，這個美國男孩拋棄家人，拋棄哈佛，拋棄日本車，把積蓄全部捐給慈善機構，開始上路，在流浪中發現真正的自己。他不是一般反社會反建制的嬉皮士，他有明確的目標，喜歡的人物是梭羅與Jack London等。他把他們的書帶在身邊，像是導航燈，卻也不時依照自己心意修正前人的智慧。後來，獵人在阿拉斯加一輛荒廢巴士找到他的屍體，還有他的日記，那是一九九二年八月。曾有壞孩子之稱的辛潘得到他家人的批准把故事拍成電影，就是我在香港電影節看見的版本。

 

亞歷的故事很容易落入某種典型流浪與反叛青年的窠臼，尤其他好像真的有許多成長心事與難解的家庭鬱結。而實在，亞歷不是聖人不是完人，他只是熱愛思考，喜歡探問天地，嚮往更高層次的生命追求。他的經歷，是一段關於追尋與實踐的，現代流浪者之歌。

 

流浪者的路上，或許有各式各樣的同道人，以各式各樣的方法與時間長度，走完一段旅程。

 

這兩個月，台灣書市最熱賣的一本書，叫《轉山：邊境流浪者》。作者謝旺霖二十多歲(與亞歷出門的年齡差不多)，拿著向林懷民「流浪者計劃」申請得來的一筆錢，獨自騎單車走入西藏。書裡文章記錄了他在路上的心情與反思，蔣勳替他寫的序期盼這只是一個起點：「或許旺霖的書會是一個運動的開始，台灣的青年讀完，帶著書，都紛紛出走，走向他們各自孤獨的旅程。」書果然賣得很好，不知是不是真的打開了一道缺口。

       

翻著書時，看著這個台灣男孩在路上一邊害怕得要死一邊感覺生命的奇妙而他的文字卻愈來愈沉靜，我忽然想起一年多前，電子郵箱曾經出現一個陌生男子的來信，他在我的網誌留言，原來那時候他正獨自騎單車穿越西藏，可能猜想我會是一個不錯的讀者，就樂意跟我分享他在途上所見所感，有時也附寄一些美麗的高原照片，讓人神往。我喜歡讀他一站又一站寄來的travelogue，除了因為那手漂亮的英文，還因為那個在途上，漫行於天地之間的身影。我不知道他是誰，只理解他忽然想要離開原有生活軌跡，走著走著就上了山。後來，大概是一個多月後，旅程結束了，他或許回到了香港，或許到了另一個遠方。最後一封他寫給我的信只說，生活安好，一切無恙。

 

那個旅程，可能是西藏單車男的人生之一個假期，此後不知會不會再有。亞歷在阿拉斯加熬過一個冬天之後，最後選擇了離開，回家。就當他想通了吧，總之他已經在荒野找到所需，他已經找著力量，或者說，一種態度，可以back to the Society。諷刺的是，悲劇的意義此時方才登場：生命不由人選擇。冬天完了，他也渡不過融了冰的河流，終給圍困在荒野。只能選擇離開的姿態：抹抹身，擦擦屁股，換上褲子，穿戴整齊，留字感謝世人，署名是給爸媽記認的名字，連名帶姓一字不漏，走得清清楚楚。再看一眼藍天，帶笑離開。

       

不是漫無目的。不開步走，永不知道面前有甚麼。

       

我想說的是一種跳出桎梏的精神，與浪漫無關。再推遠一點(或拉近一點)，流浪，或出走，也不一定必須是地理與空間的移動。或許只是某種常規的擾亂，某種日常秩序的改變，某些因循思想的丟棄，某個視野的開闊。總是有別些可能性，總是有些可以搗蛋的理由。年輕時沒有做過，年老時也不必規範自己。

        甚至不必用理論來規範自己(畢加索不會有了立體主義和抽象主義才去畫畫)，不必計算「機會成本」來確保自己作出最佳選擇，犧牲值最低。只要唔偷唔搶唔傷天唔害理，斷估唔拉，毋須任由自己迂腐到底。

 

        —亞歷，你可以告訴我，這一切……有意義嗎？

        —如果你只坐在那裡甚麼也不做，會比這更有意義嗎？你先爬上山來，我再跟你說。

        亞歷邊走邊唱歌：

Society

You’re a crazy breed

Hope you’re not angry

If I disagree

        ……

(2008.3.28)

 

也常寫些生活裡遇見的人，陌生的，熟的或不太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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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副刊

 

欄名：七齣好戲

撰文：塵翎

 

刊出日期：2008-3-9

 

保護色

 

        發現一條腿先生是不久前的事。

 

        常去玩直排輪的公園，如同本城所有公園，限制人的活動。草地可賞不可坐，長椅可坐不可躺，小徑可散步不可滑行。總是快要關燈的時候，只有一條腿的一條腿先生走到樹蔭裡的長椅坐下。夜深了，遊園人相繼離開，一條腿先生東張西望，數算分分秒秒。我繞了一個圈馳過他身邊，看見他像變魔術地掏出一個麻包袋，攤開，把自己裝進去，就一動不動躺臥椅上。距離關燈關園，還欠十分鐘。

 

        我明白了一條腿先生的時間觀。此時巡邏者已結束最後一圈檢查，把最後一群閒人驅趕離園。麻包袋像一層保護色，包裹著他，就像樹影一樣沉入夜色之中。收拾鞋具離開時，我回頭看了他一眼，未敢揚聲，想像翌日黎明，一條腿先生破袋而出，混入早起的晨運客堆。

 

        有時還沒認識一些人，會先從別人口中聽見他們的故事。等到自己也終於遇上他們，接觸起來，暗暗發現假若把先前聽過的印象對應起來，眼前是另外的人。或許是交往的方式與途徑不一樣，以致出現重大差異。但有些情況，不免與保護機制有關。

 

        有一個朋友對人態度不算客氣，話語又惡又尖酸，給人感覺就是不好相處，惹不得，萬一得罪他就沒有好下場。有陣子我有點怕他，又怪自己心腸軟老被他欺負，心想難怪人家都怕了他我也不要再理他了。

 

        後來我發現(我總是後知後覺)，他只是特別敏感特別害怕受傷。他選擇了一層保護色，好讓不受干擾活一場。可笑又可愛之處是，他不知道這個麻包袋扮相其實有點滑稽，朋友只是不忍點明。

        (7/3/2008)

過年了！

 

前陣子不知何故突然奄奄一息的幾株盆栽，又不知何故突然給救活了，長得茂盛可人。看來是一個好的兆頭。

 

今年花開勝舊年。祝君事事如意。

 

貼一文，應《字花》專題「開」而寫，去年四月已刊登。記得小樺匆忙約稿，我也匆忙寫就。雖然匆忙，卻不是敷衍的。大家看著笑一笑，齊齊送舊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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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花》2007年4月號

 

開

 

撰文：陳寧

 

 

有些無關痛癢的小迷信，比如常盲目地相信，好的開始才是成功的一半。於是，總是在最初始的時候，最煞有介事，以近乎虔誠的態度完成某個神聖的起始儀式，以為這樣就可順利抵達終點(如果有終點的話)。

不如重新開始，其實是自我的欺騙與救贖，總以為萬事萬物的軌跡可以逆轉，總以為可以把已發生的、已歪偏的、已錯失的，推倒或抹去，重新再來，而且深信重來一定比原來更好，更理想。

簡單的小事，像僅是記錄從閱讀所得所感，我也非得挑選一本新的練習簿，在封面煞有介事寫下題目和開場白，彷彿不這樣做就無法從閱讀裡有所得，也無法堅持到底。開首的時光，當然是最認真的，字體寫得端正，記下的靈光也比較仔細和有意思。

說實話，這些練習簿為數不少，每次執拾書架時找出來，不免驚訝——沒想到自己曾有這樣的心思。拿出來翻了翻，卻只會更慌亂更懊惱，明明是不俗的開頭，怎麼到後來總是後勁乏力，無以為繼？寫到一半的札記，常在中途給荒廢，原來可以延續下去的思緒，忽然停頓，再沒有下文。大概是因為悔疚，遂有了隨後接二連三的練習簿，但誰也沒有把上文接下去，而往往是從一個新的起點，毅然開步。

這可能是某種書寫美學的潔癖，把所有的力量押注在一個最美好的開始，而自己也為著這個美好而安下心來，孜孜不倦地繼續下去。

這樣的「潔癖」也常在關係裡出現，尤其愛情宿命論者對於一段關係的開始，常有超乎常理的解讀。可能那個根本不是對的人，卻仍然為著奇異的相遇火花著迷，用種種理由降服了自己的心，而且無可救藥地相信，這些火花將會天荒地老，至死方休。到最後，假若事情沒有如想像的軌跡行進，甚至以意想不到的不堪結局收尾，除了錯愕與難過外，還會為那個美麗的開始感到惋惜，不由得苦思，到底是哪個環節出了亂子。

聽多看多了這些夭折故事，漸漸反倒對所謂的好開始生起戒心來，料想虎頭多配蛇尾，愈是美麗愈是遺憾。這樣想，也是沒法子的事，但確是令人有點悲觀。

後來，乾脆拋卻對開始與結束的詮釋，沒所謂的起，也沒所謂的終。所有事情都是一個扣連一個的循環，關上一道門，開了另一道，一段路接一段路走下去，高低起伏，有時拐一個彎，有時停靠在路邊。甚至是死亡，也可以是另一段重生的旅程，只是沒有人知道會通往哪裡去。一直都在途上，一直都開步走，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2007-4-2)

昨夜回爸媽家吃飯，飯前閱報，看見一則很小很小的消息，說是前警務處處長的夫人月初病逝，下周出殯。

 

馬老師。

 

那是我敬愛的小學老師，馬生。我們都這樣叫她。

 

很難過。畢業後只見過幾次面，但她對我的疼愛，我一直沒忘記。很久很久以後，我才知道她丈夫是警務處高官。偶爾會在報上讀到她和其他官太太聚會的片段，但對她的記憶，始終停留在小學課堂裡。

 

我想童年時，最疼我的人，除了家人外，就是學校裡幾位老師。我記得馬老師、盧老師、余老師。

 

想打電話給小學死黨貞跟她說這事，或許約她一起去致哀，送別馬生。貞是馬生最疼愛的學生。

 

想寫點甚麼，但又不知說甚麼，就找出幾年前寫過的一篇師生情，貼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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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日報》專欄

欄名：我的書房

撰文：陳寧

 

刊登日期：20-5-2003

 

老師的學生

 

醫生殉職，記者採訪其母校老師，都說對她印象深刻，甚至還記得她上課留心聽書的神情，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仍然記憶猶新。我曾在前線採訪社會新聞，知道任何相關新聞材料都不可放過，但自己當讀者，則喜歡擅自離題，遙想天邊。

 

甚麼樣的學生才會讓老師記住？都是一些「突出」的學生吧，他們因成績、行為或家庭背景排眾而出，令人難忘，是統計學常態分佈曲線兩端的極少數。其餘大部分學生不過是一張張模糊的青春的臉，轉化作成績表上那些同樣中庸模糊的評語。

 

老師不記得學生是常情，對他們來說，「學生」是悠長教學生涯中的芸芸眾生，但學生必會記得老師，對他們來說，「老師」是一生中的僅有，一個好老師的春風化雨，就是一世的恩情。

 

我時常會讀到台灣作家黃春明說他恩師的故事，很受感動。黃春明少年時極反叛，經常打架，也經常轉校，是正牌問題學生。直至初中遇上中文老師王賢春，她發現他文筆不錯，就鼓勵他寫作，還借巴金、契訶夫、沈從文的小說給他看(台灣白色恐怖時期，這些都被列為禁書)，引領他走進文學的門檻，從此改變了他一生。

 

這位王賢春老師，後來被指控為大陸匪諜，在上課時被帶走槍斃，成了政治犧牲品，每憶及此黃春明即哽咽不能言。老師之死卻啟發他日後提筆寫作，選擇永遠站在弱小者那邊，寫社會基層小人物、被遺忘的生命，筆觸悲憫動人。黃春明常說，沒有王賢春老師，就沒有文學上的黃春明。但其實，在文壇地位崇高的黃春明，也間接為他敬愛的老師申了冤，還她公道。這樣的師生情是生死無可阻隔的。

 

上兩星期去看黑鳥郭達年的音樂會，後來想起一些事，就寫了一篇文章。跟台灣的運詩人說，她說她要閉關唸書準備考試，暫不貼新文，所以就讓我先貼給她看。

文裡提到一些朋友，感謝他們出現在我的日常生活裡。

 

感謝阿麥書房的aNiDa代聯繫郭達年的現場演出圖片，感謝馬世芳幫忙聯繫野火樂集的熊儒賢提供「李雙澤紀念音樂會」的圖片。可惜因為我寫得太多字(明記海倫語)，所以沒法刊出太多圖片，抱歉。有點囉嗦，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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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於2007年11月4日

《明報》星期日生活‧

 

這樣的時代 錯置的聲音

 

撰文：塵翎

 

 

        Live之重要。

 

聽音樂最好的經驗在現場，有時候，就因為一次現場演出，而決定是否喜歡或繼續喜歡一個樂隊/音樂人。

 

我從來是個對應不上時代步伐的樂迷，總是與我喜歡的聲音擦身而過，在他們早已拆夥或風華不再茂時或死去後才瘋狂迷上。今年三月，在阿麥書房買得《黑鳥》的二十年全集，死纏著占姆士問甚麼時候他們會再出來唱——只要給我一次現場經驗，就夠我high足一世。占姆士搖頭，說像我這樣的打聽他已聽過不知凡幾。之前，聽說黑鳥在內地和台灣還蠻常走唱的。

 

然後，樂隊的靈魂人物郭達年忽然要出來唱一場。除了他，還有別的音樂人。音樂會取名「又是最壞的年代」，該是很挑釁、「撩交打」的命名，卻沒有引發甚麼迴響。只有一些小圈子的友人在交頭接耳，奔走相告，悄悄記下約會的日子。

 

10月27日，牛棚，夜。場地很小，來的人，出乎意料，比我預期少很多，有一半臉孔且是我認得的，熟或不算熟的朋友。不知是不是這樣，郭達年和友好的演出，就顯得很家庭式，很隨意。好像坐在他家的客廳裡(有一個像女兒的小女孩四處走動，有一個像妻子的女子默默打點，有一些老朋友舒坦躺坐地板上)，看他的家常演練。是的，我說「看」，因為我常給一些微細的技術問題弄得分心，眼神到處飄移，搜尋這個微暗空間的故事；因為在「聽」的方面，我沒有太滿足太投入。我想得太多。

 

這其實是一場詩唱會，郭達年唸些他鍾愛的詩句，玩些即興音樂，說幾句話。有些黑鳥，有些不。Arthur Rimbaud, Allen Ginsberg, Patti Smith, Joe Hill……郭達年顯得有點不好意思：「我『番書仔』讀英文詩，抱歉這次沒選甚麼中文詩。但沒法子，自己喜歡的，就是這些……」有的，中文詩他也唱唸王丹、夏宇，或者這些還不夠經典。

 

「番書仔」，不知甚麼時候開始，番書仔要為自己讀番書而稍表歉意(即使或許仍有點點虛榮苟延殘喘)。這個前殖民彈丸之地，誰不是，除非十歲學齡以下。後來我想到，好幾年前，有一個財政司司長說了一句「有咁耐風流有咁耐折墮」，犯下天下眾憎，就解說因自己是「番書仔」對中文俚語不熟悉云云。不知甚麼時候開始，「番書仔」是一個不夠政治正確的身份……

 

我曾經為此困惑，難道讀番書是錯，難道不能喜歡韓波多於蘇東坡。這晚我倒不喜歡郭達年把夏宇的詩處理得那麼「東方」情調，我跟智德抱怨說：這聽來就像黃河頌。他聽了直笑：你形容得真像。

 

走出牛棚，空氣更涼了，我和盧交換意見。「大概是票價太貴。」她想為冷清的場面找個理由。我想了想，三個月前，同一地點同一時辰，台灣獨立樂團Tizzy Bac在這裡開唱，門票同樣一百五十元，迫爆人。那晚我幾乎透不過氣來，全場觀眾又喊又跳，連樂團主唱也忍不住說：I love HK。

 

        盧沉默了一會，快速點起煙：「時代不同了，你看現在夾band的小朋友(根據她的定義，三十歲以下全是小朋友)，誰會寫英文歌，以英詩入曲？」稍晚在甜品店，比我大幾歲的智德也附和：「你看Edmund Leung彈結他的方法，現在夾band的人，不會這樣彈的了。」我和結他好手智德都同意，那是一種比較古典、比較齊整、比較實淨，屬於老好時代的正統。Edmund 這晚出場彈唱的是John Lennon, The Doors等, 都是比較經典的。

 

回到家裡，不管夜已深，我把黑鳥的唱片找出來，狠狠播了半晚，然後我就想起一個月前在台北淡水的另一場音樂會，一場紀念三十年前在同一地點發生的「李雙澤紀念音樂會」。

...繼續閱讀

 

早陣子，出遊前，我城有紮鐵工人的罷工運動。外遊回來，事件已解決了——或者說暫時平息了。(都明白，沒有甚麼問題，是可以真正解決的。)

 

貼早前寫的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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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副刊

 

欄名：七出好戲

撰文：塵翎

 

工人之歌

  

        家裡窗戶望出去，總有幾個或大或小的地盤，工程輪番上演。有些無事的白天，我站在窗邊看他們工作，遠遠地，看他們如何巧妙地搭好幾何形狀的棚架，精準無誤地把混凝土灌注於最合適的方位，細密耐心地鋪砌牆上的磚塊，一層又一層髹上油漆。房子是這樣分分寸寸巧手建成的。

 

多數都是男人，很偶爾也有女的(並不罕見)，如蟻群穿梭於龐大工地。午膳時候，聯群結隊尋食。吃自備家常便當就是一壺滿滿的白飯，多肉少菜，另配開水或熱茶。上館子例必茶餐廳，大大碟的碟頭飯，冷氣夠大，冷飲夠凍。這個工地結束了，就換別的，移動的工作與覓食路線，且又多與家距離甚遠，於是例必早早出門，甚至摸黑出發，作息總比別人的固定日程提早一時一刻，以避開常規的擁擠。

 

城市時有工人運動，像近日有紮鐵工罷工。假若仔細看過他們爭取的內容，普通常人該對人生對社會生出一些啟發。在旁邊遠望，只因為沒有真的深陷其中，討那樣的生活。那一個精準無誤的世界、幾何規劃的世界，是由另一個精準無誤的世界撐持起來(工時從八個半小時減至八小時要來來回回討價還價，工資一個幾毫之差卻要了所有人的命)。

 

噯，我沒資格說三道四，憑甚麼以為有權憐憫，我這坐享其成之輩。

 

工人有他們的歌，他們的詩。我喜歡這些勞動的聲音，更勝於所有我熟知的文藝腔。

 

巴黎家附近有一條小街，店家常輪流裝修，有天早上走過一家飾品店，油漆工哼著歌髹著門框，門外擱著一把梯子，我正要繞路而過，他瞥見，笑了笑，挪了挪梯子讓出路來：「嗨，小姐，今朝好日，這邊走！」我微笑著走過去：「謝謝啦，今朝好日！」

 (2/09/2007)

 

我的文字只代表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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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於2007年8月5日

《明報》星期日生活‧皇后碼頭

  

讓我們一起軟弱

  

撰文：塵翎

 

 

 

   

        倒數一天，夜涼如水，碼頭前的小廣場，人們在歌唱在讀詩在說話。所有人都來了(要來的總會來，不來的就總不會來)。外衣沾滿哀愁與倦意，戰鬥者已經累了，只有情緒因即將到臨的戰役而高漲亢奮著。

 

這一夜，上空掛著一輪明月，光亮如城市森林的夜燈。

 

        倒數三天，星期天，碼頭異常喧鬧。告急的號角響起，所有人都來了。

很多人在拍照，有人站在戰鬥者與布幕面前，擺出到此一遊的姿態(差點就要舉起V型手勢)，匆匆按下快門。有一個男人牽來一頭狗，蹲下來，替穿上小背心的狗兒拍攝。每一個角落，總有甚麼在發生，惹人發噱，敎人悲傷，叫人憤慨。

 

我站在欄杆旁，跟朱凱迪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著話，他說到無力與徒勞，說到世界的失控發展，說到希望的渺茫，海風輕輕拂過他瘦削的臉龐。我掏出手機，把眼前將逝的浮世風景拍下來，傳給外地一個朋友。朱說：「咁有心。」我答：「是啊，讓多些朋友支持你們嘛。」

 

到最後，只剩下你們。

  

倒數五天，跟兩個台灣朋友在小說家董的家裡看這城市的古地圖。小說家董的家在城市的邊陲，遠離所有熱門的喧鬧。他把那部厚厚的地圖集攤開來，我們就著自然光翻揭這城市的發展輪廓，1840、1860、1940、1960……。時間以一幅幅點線圖畫向我展示它的軌跡，回歸到點與線的變幻現場(暗藏著記錄者的眼睛)，那是不帶任何情感，力求準確的精妙勾繪。

 

1841年，英國人Lord Palmerston形容這裡：荒島渺渺，空無一屋。

 

我就在地圖集看到那些嶙峋的石頭海，想像城之初，荒原上的鄉人。小說家指著那些奇異的地名，後來都變成了今日的尋常生活路標。近代一點的，海岸線不斷遷移，碼頭出現了又消失了，新的點與新的線拉鋸著，切割出現代都市藍圖。我俯瞰著這些細節，站在未來的時空，回看這一幕幕時間施工的藍圖。

 

地圖集向我們揭示了一個沮喪的真實：在這條線性的發展路徑中，沒有甚麼是「不」可以被拆/毀/滅的。

 

冷靜的小說家平靜而家常地說：那時候城市的人還沒有意識到要保留……

 

徒勞、意識，我想到卡繆的《薛西弗斯的神話》，我總在灰心的時候想到卡繆。一切看似徒勞，巨石推上了山又滾下來，受了懲罰的薛西弗斯只得走下山，重複循環，永不歇息。只有卡繆在這永無止息的徒勞之中，發現希望，和勝利。「我看到這個人沉重而均勻的腳步走向那無盡的苦難。這個時刻就像一次呼吸那樣短促……這個時刻就是意識的時刻……他比他搬動的巨石還要堅硬。如果說，這個神話是悲劇的，那是因為它的主人公是有意識的。……造成薛西弗斯痛苦的清醒意識同時也造就了他的勝利。」

 

...繼續閱讀

 

 

 

成都讀友梔子看到了。前陣子，接受了《北京青年周刊》專訪，談十年。

訪問者是我的詩人好友廖偉棠。

 

乾脆貼上來，答一些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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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周刊》2007年6月

 

陳寧   這城市的快樂與哀愁

 

     

這十年，你賺到錢了嗎？

 

我想這十年我賺到的，不能用金錢來計算。

 

現在，你快樂嗎？

 

現在的我，宏觀上是悲觀的，但在微觀上則是樂觀的，在當下的生活會盡量讓自己快樂。

 

你認爲最能代表香港的人是誰？

 

李麗珊吧。覺得她是“香港人辦”。玩風帆從“垃圾”變“金牌”，對自己喜歡的事物很有動力和毅力，全心投入，那股能量能感染旁人。到現在做了母親，又很務實地說養兒要四百萬，成了全城父母的金句，這些都很符合香港人的現實生活。大家所謂的“香港精神”就是這樣吧，盡力做，盡心做，務實，不服輸。從“風之后”到做人阿媽，她的生命經歷道出了主流香港人的核心故事，和城中的快樂與哀愁。

 

　　陳寧其實很不像一個香港女子，她寫的文字纏綿、一波三折，甚至憂傷——這都是强悍的香港女子罕見的——更何况香港女子寫抒情散文的本來就少，多的是專欄作家。她也不像許多香港人那樣喜新，她念舊，一人住在灣仔的老“玩具街”太原街，旁邊就是拆遷在即的“喜帖街”利東街。她特別約我去太原街和利東街訪問和拍照，就在那一攤舊玩具或者一條無人空街前面。

   

　　國人不知道陳寧但也許知道“塵翎”，她用這個很文藝的筆名在《書城》、《二十一世紀經濟觀察報》等媒體上寫關於閱讀、城市的專欄，贏得不少內地知音讀者。她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畢業，英國艾塞克斯大學社會學碩士。曾任記者、編輯。曾旅居英倫、台北、巴黎。著有《六月下雨，七月炎熱》(2005年)、《八月寧靜》(2007年)。劇場作品“八月寧靜 誦讀‧回憶——練習場”於2007年先後在香港、廣州及台北演出。

 

 

　　陳寧說，這十年她賺到的，不能用金錢來計算。

 

　　“這十年，到英國念了碩士，又到台北和巴黎生活和進修，可說有超過一半時間是在海外。近三四年，開始文字創作，寫了一些專欄文字，出版了兩本散文集，一本是簡體中文，一本是繁體中文。又在香港、廣州和台北做了誦讀劇場，都是一些沒有預想過的事。”除此以外，陳寧在其他時間還從事傳媒工作，也讓她接觸到不同的人和事。“如果說實質的金錢收入，應該是不多，賺到的也花掉了。”陳寧沒有投資股票或買樓或從事更賺錢的行業，說是因此避開了股災和樓災也好，但也沒有令自己累積大筆財富。“但我覺得沒所謂，我覺得過去十年，我得到的遠比失去的多。錢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

   

　　那麽，她快樂嗎？

 

　　“現在的我，宏觀上是悲觀的，但在微觀上則是樂觀的，在當下的生活會盡量讓自己快樂。也會珍惜自己擁有的資源，怡然自在過日子。”陳寧覺得心情跟香港的環境也有關係，“過去我頻繁離開香港，可能潜意識是有點厭惡這個城市的一些規則和局限。但另一方面，香港的庶民生活和活力，又是我十分喜歡的，人在異地往往最想念。”

  　　

　　未來十年，她還會生活在香港嗎？

  

“未來十年太遙遠，沒有想太多。之前離開太久，我想現階段會留在香港，因爲這裏有家人、朋友和街坊，生活上算是舒服又便利的。現在的我是可以適應任何城市的生活，所以不論去哪裡都可以，只要那裏有我喜歡的人和事就可以了。如果因工作需要離開香港，也無妨。”陳寧說，遊歷了一些城市之後，發覺其實在哪一個城市生活，差別都不是太大。現代城市的本質是共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