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ercices de style

貼這篇文，寫於奧巴馬上台翌日。

紐約，前後去了三次，總共住了三個月。每一次，都遇到不太好的人和事，最後一次，更病倒了，至今未癒。這城市和我氣場似乎不合。F說，這城市911死了太多人，戾氣太重。噢，B說，都要二十歲時去紐約才可。

但，我有好些好朋友在紐約，如M, T，還有最重要的我妹妹S。所以我不會把這城市列入黑名單。只是，我還是比較喜歡巴黎、倫敦、台北、北京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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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明報》11.9

便也覺得是一種滄桑

撰文：塵翎

引言：

O，你的國已經降臨。

奧巴馬勝出，紐約人狂歡了一夜，第二天又起床照樣上班上學，咖啡店裡的早餐時光，他們大多臉容平靜，交換心情時，總有一種鬆了一口氣的感覺。

我無從想像，假若O落敗，這城市將要如何面對沮喪。

走到了這一步，把至高權力交給一個黑色戰士，已是一種非如此不可的姿態與選擇。紐約人深深相信。

內文：

        紐約是民主黨的巢穴，這裡，奧巴馬勝券在握。初秋，我剛來，華爾街的蕭條才剛露出輪廓，說是百年難遇的氛圍。因不曾遇過，遂也無從比較。有一天早上出門，走過第五大道，看見一群油漆工人在一幢大樓門前準備示威，線條粗獷的男子們，怯怯地排排站，聽著他們老大的指示學著舉起抗議失業標語，在這條繁華的大道上，他們像一群狼狽的鴨子。那天，華爾街的投資銀行聽說也裁員裁出了大批精英，西裝筆挺的，平常沒日沒夜地在電腦前拼搏的。這些人，不會走出來舉牌申訴，在大街大巷張揚窘困。

        這時候選舉正擾攘，談論戰況就如談論日常生活。我常聽見「希望」、「相信」與「愛」，像是已經失傳了多時的字眼，忘記了字詞除了「能指」還真的有「所指」，即在現世可以尋得對應的實質概念。在每一場聚會，每一次餐宴，周遭的紐約人肆無忌憚暢所欲言，對於所有競選策略、治國方案、候選人背景、談吐、風度、表現瞭如指掌，評說的時候帶著衷誠的寄望。到最後，卻不忘補上一句：well, you know, this is ONLY New York。他們的渴求，僅只是代表紐約，因為紐約不是「美國」，紐約人是特殊品種的美國人。與民主黨或共和黨沒有關係，而是一種姿態，一種立場，一種價值觀。

        做紐約人的一堆配套：進步、開放、自由、包容。這些是基本原則。但不是所有美國人或美國城市都能全盤接收。你仍然會遇見非常保守、非常種族歧視、非常狹隘的美國人。

        於是，紐約人在這段時期十分焦慮，他們害怕這些配套跟國家架構分離。他們竭盡所能在每條街每個街角，貼出奧巴馬的標誌，宣揚理念。畫廊裡辦了支持奧巴馬的藝術家展覽，一線的美國藝術大師級人物如Richard Serra, Ellsworth Kelly, Frank Gehry 捐出親筆畫作籌集競選經費。民歌母后Joan Baez開演唱會，中段也要呼籲大家投票選奧巴馬，因為「他不會令人尷尬，而我已經厭倦了感到尷尬」，然後才唱一首Amazing Grace來洗滌大眾受創的疲倦心靈。街角店舖貼出大大的宣傳標語：是的，奧巴馬先生，我們已經準備好再次相信。

        We are ready to believe again. 這是說，曾經，我們不再相信。

        就像是最後一次的飛蛾撲火，最後一線的光明，紐約人如此相信著。他們說，我們已失望了八年，有理由會再失望四年，但最好不要。

       做最壞打算是好的，那麼成功來臨時，他們的狂歡才會如此盡情盡興。

        美國人，似乎比別的民族更需要希望、相信與愛。所以他們常說，I have a dream。當歐洲人或許在思索生命的意義、看著過去，美國人想像未來、創造新時代新生活。新大陸之為新大陸，便是沒有甚麼厚實文化土壤可以憑恃與傳承，全靠這裡的人與他們的祖父輩，一雙手勤勤儉儉開荒拓展。中南部與土地相依，不見海洋，眼裡只看著手上擁有的，思想深植：黑人是奴隸，從來都是。

        新世代思維：與父輩為敵。藝術家的使命：推翻舊體制反抗保守。沿海城市的視野：與世界接軌、從他人眼睛看自己。這些是把奧巴馬捧上台的背後力量與精神。

        人們如此渴望希望、相信與愛，只因內心實在非常寂寞、疏離。Solitude。瑞士籍的攝影大師Robert Frank 在1958年出版的攝影集《The Americans》(美國人)堪稱為美國人造像的代表作，至今仍放在現代藝術館(MoMA)書店的當眼處。他鏡頭下的美國人，就有一種巨大的疏離感，孤寂無邊無際，籠罩著這些甜睡於美國夢之中的人兒。

        又如Edward Hopper 的油畫，不論是戲院一角、郊外小屋、汽油站、火車站、桌球室、咖啡室，總顯得冷漠、蕭條，連陽光也是冷的。

        這是藝術家透視的美國人精神面貌，物質的豐裕、國家的興盛、文明的秩序與繁華，都掩飾不了個人內在的飄零與孤淒。

信仰遂成為一種憑恃與慰藉之必須。相信神，相信民主與自由，相信美國夢，相信互聯網，相信個人相信白人相信黑人，相信「相信」之可能。

白天走過東村，有人派傳單助選，單張上寫：「你想要革命嗎？」我接過傳單，走至下一個街角，又有人派同一張傳單，我禮貌地拒絕收下，男子追著問：「唏！你不相信革命嗎？你不想要革命嗎？」儼如一道命令，而你必得依從。夜裡走過時代廣場，一個醉酒的男子邊走邊嚷：「奧巴馬…奧巴馬…」儼如一段咒語，所有途人皆中魔。

那是解藥，那是酒精，而他們那麼急切想要，以致他們無法忍受願望的落空。

        選舉日，在公寓電梯遇見一對爺孫，小女孩向我伸出手，展示手背上的奧巴馬頭像，老爺爺問我：「你們，中國人，覺得如何呢？你們相信嗎？你們共產黨。」然後他又說，他知道香港人不同，香港人還相信。我搖搖頭，說不知道。

        但是，如果可以每隔一段時間，比如每隔四年，可以如此赤裸裸檢視與呼喊自己的欲望與需要，看看自己站在甚麼位置，想要甚麼樣的未來，跟左鄰右里同胞有何分別，裡裡外外看清楚彼此的矛盾與異同，這樣的事情相當美好。

        我喜歡的美國評論家Susan Sontag，並不喜歡美國。她的靈魂歸屬地是巴黎，死後都要葬在那裡。她崇敬的精神，是歐洲的。她嫌美國文化太浮淺，非此即彼。我在紐約住得稍久之後，開始理解她所說的浮淺。純粹是時間沉積的厚度，還不夠彰顯出文化的深度，勾不著靈魂。

        就如日常交往，表面看來是融洽、友善，easy come easy go。好像很輕鬆簡單的。每天數之不盡的問候：「你好嗎？一切都好嗎？」而標準答案只限一個：「好，很好，謝謝。」這種客套程式並不預期個人洩露心事。

        咖啡店裡，鄰座的一個老先生說：「如果奧巴馬落敗，原因只得一個，便是這裡有太多種族歧視者！」為了不成為一個退步者、守舊者、種族歧視者，請選擇相信，不要阻住地球轉。要成為紐約人，更必須把標籤戴好。

        奧巴馬當選後，電視台記者跑去訪問街上的African Americans，問的激動，答的流下喜悅的眼淚，就是這些眼淚洗滌了很多人心。

我和一個台灣人聊天，說起這就像台灣選舉，總得讓民進黨上場，才能讓外省與本土之間的仇恨填平，讓民族悲情化解。總得有一個African American 當總統，才能真正談國家團結與種族融合。總得讓馬丁路德金「我有一個夢」的夢想成真，總得有一個黑人住進白宮，才能讓更大的美國夢延續下去。

深度由歲月沉澱而來，在蕭條時代學會憂傷與彷徨，在抗爭日子學會激動與反叛，在歡樂時光學會甜美與希望，美國在靜靜編織自己的文化與歷史，還有好長的路要走。

        選舉前夕，往現代舞重址Judson Church看現代舞之母Isadora Duncan 的舞團演出。這個曾經是開山祖師的舞團，由新一代傳人帶領演出經典舞碼，已顯凋零，觀眾也很疏落。現代舞，說的不過是百年歷史。到了今天再看當年石破天驚的創新，卻已成傳統的基石。

        歷史翻頁的那一夜，人們在街上歡舞著，沉浸在久違的極樂情緒裡。便也覺得是一種滄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