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ly 29,2005
過日子
也許逗留時間不長,只有一個月,每天都很忙,忙著跟朋友見面,忙著走訪心愛老地方,忙著吃忙著喝忙著看。
「如此抄襲」一文刊出後,收到好些朋友的留言及電郵支持,在此一併感謝。我也知道做不了甚麼,不過寫出來舒一口氣也好。雖然很無力,但是不會軟弱,有需要時還是會捍衛自己的權益。不記得是哪個好友跟我說的了,你自己不為自己爭取,沒有人會為你爭取的。
貼去年七月寫的一篇專欄短文,發現七月忙碌似乎是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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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日報》“我的書房”
撰文:陳寧
刊登日期:27-7-2004
帶一本書上路
這個七月,一直在路上。台北,香港,廣州,北京。在路上,可以靜下來看書的時間不多,又經常會被打斷成碎片,帶著上路的書便也是適宜切割成碎片,可以分段思考、跳躍地讀完的。
有一陣子,每趟出門旅行,我總愛帶哲學書。心裡的想法是,到了一處異域,讀哲人的思想,說不定因外來環境的刺激,片言隻語靈光乍現,令人茅塞頓開呢。不過,這樣的「神蹟」從沒出現過。經常是路只走到中途,書已給塞到背包底層了。我只會說,在路上讀尼采,可不是甚麼愉快的經驗。
帶小說本來是不錯的,但是好看的小說總太快讀完,不好看的小說看到一半已無法繼續下去,多帶幾本又為行囊平添負擔。而近年我喜歡重讀從前看過的好小說,重讀的時候是想靜心一點的,但路上的紛亂、行旅的匆匆卻是擾人的事情。
帶文集吧。因為要陪著上路,我只挑耐讀的,文字素淡、意境高遠的作品為首選。那是不論每天遇見甚麼驚心動魄的新鮮人事,都有本事把人心穩鎮住的文章。只讀一個作者若嫌單調,就選合集。每天換一個作者,等於換一個旅伴、一種處世的心情,十分隨興。夏目漱石的《夢十夜》、佩索亞的《惶然錄》、卡爾維諾的《巴黎隱士》、阿城的《威尼斯日記》等都是我鍾愛的旅途讀物。帶上路,是讓自己可以反覆閱讀,停頓,細味。這幾本文集,其實也是記錄一種移動的狀態。軀體的移動、思緒的游離、對四周人事所見所感所思,來來回回反反覆覆,出發,回航。每一天都是一段旅程,每一個人都是旅者。要往哪裡去?也許那不是最重要的。
July 22,2005
如此抄襲
是這樣的,一個多星期前在台北一家簡體字書店找到一本評論昆德拉的書《叩問存在—米蘭‧昆德拉的世界》(華夏出版社,2005年2月出版),發現其中一篇評論《無知》的文章<尤利西斯的“返鄉”>,乃抄襲我兩年多前那篇<關於米蘭‧昆德拉的鄉愁>(月前曾在塵翎部落格重貼此舊文)。
該文作者“范蕊”,不知何許人,但抄襲卻抄得很高明。全文四部分,合共亦有好幾千字,首部分“回歸”悉數抄襲自我那篇舊作。抄襲手法是把我的原文肢解,再搬字過紙,調動部分句子的先後次序,再在中間夾雜自己(或別人?)的句語,看起來天衣無縫。一位台灣出版界朋友替我把抄襲部分用紅筆劃出來,跟我的文章一對照,盜取行為一目了然。
我那篇文章於2003年初刊於《21世紀經濟報道》的“搜靈記”專欄,後收錄於今年2005年1月出版的個人文集《六月下雨 七月炎熱》,這些資料去查查《21世紀經濟報道》的報章檔案就知道了。肯定抄襲者抄襲自報章專欄的版本,因結集出書前我稍改動了文中幾個字。一個關於昆德拉的網上資料庫,亦有收錄我那篇文章,有清楚注明作者及出處。(http://www.hongxiu.com/zt/milan/translation1.htm)
這些資料都很清楚。
寫評論文章,要引用人家的觀點或轉載文句,必得注明出處,這是基本守則。抄襲行為不可恕!
該抄襲者文筆似乎不俗(其餘部份有沒有抄襲別人的文章則不得而知),何必用抄的?
該書主編名“仵從巨”,看資料介紹是山東大學威海分校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他在後記裡這樣寫:
“我想在這裡首先交待的,是這本書並不是一編輯“成品”的集子。除其中一篇外,其他的文字都是圍繞本書的主題專門撰寫的。
……他們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風格,以同樣的用心,認真、負責、如期完成了自己的文章,與他們短暫的合作是令人愉快的。……我相信,他們的名姓與文章會為本書增輝,作為主編,我也借光了……再次也感謝華夏出版社與韓平女士於我之信任……我希望自己能不負他們的信任……”
很諷刺,有作者辜負了他的信任。
這種抄襲事,放諸版權發展成熟的地區,必定可追討並解決。但在大陸,看吾友潔塵在博裡寫的被抄襲經歷,看來甚難討回公道。我雖人在海外,對內地出版物未及細加留意,但偶然機會之下仍給我親自揭發,更不得不在此指證文字盜賊,並嚴詞聲明,保留任何追究權利。
July 14,2005
路上二三事
時差。
飛行十多小時,回鄉探親。先到台北小休,然後再回香港。才離開了九個月,仍覺城市變化太急速。到台北,例必逛書店,逛完書店,就想到咖啡店坐,結果發現常去的其中一家結業了。“花徑開”,怎麼花不再開。生意看來是不錯的,常坐滿人,不知為甚麼不再經營下去。但在這城市,朝生暮死是常態,除了哀嘆兩聲,也沒甚麼好說的。
倫敦。
S本來七月要去倫敦看朋友,我說,等我八月回巴黎再一起去吧,我也想去倫敦走走。她於是就留在巴黎,準備法律學院的功課。如果她如期上路,倫敦地下鐵爆炸那天,她說不定就在附近。說不定。在倫敦的時候,我就常經過那幾個車站的。
前兩天我們通電郵,她問八月還要去倫敦嗎?還要去的,我們怎麼捨得放棄這個城市。巴黎和倫敦,同是我所愛。
貼兩年前一篇舊文,關於地下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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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經濟報道》“搜靈記”
地下鐵
全世界最早的地鐵建在倫敦,1863年1月10日通車。那時候還採用蒸氣火車頭,沒上蓋的車廂,盛裝打扮出席典禮的尊貴乘客們搭了一程之後,滿頭滿臉都是灰,跟優雅完全沾不上邊兒。
鐵路走向地底,自然因為地上交通擠塞,道路不敷應用。一路開挖下去,卻開挖出現代都市的交通網絡標記,通行國際都會。漸漸地,它不只是一種大眾運輸工具,還是現代生活的必需場景,許多情節與畫面在此日夜上演,生命在流動,愛情在發生與消逝,邪惡與美善,交集與再會……每個城市都有一串說之不盡的地鐵故事。
而這個四通八達的地下國度,完全由人工打造的秩序來推進運行。列車即將開出,請小心車門,車廂內請勿飲食,嚴禁吸煙,請緊握扶手,請先讓車內乘客下車,乘搭扶手電梯請靠右站,出閘,入閘……試想像,如果這套完美流暢的秩序崩潰,幾可等同於現代文明生活之崩潰。
倫敦人很以他們所開闢的地下鐵路系統為榮,其中一個背景是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納粹軍機空襲倫敦時,幾乎有二十萬民眾躲在站內,避過襲擊。每天把人們載送上下班的地下鐵,暫時成了戰火中的防空壕,庇蔭人們的安全靠息地。
當有一天,當危險是在密閉的地下鐵發生,這樣的危險,就更加深不可測,更加叫人方寸大亂。
日本和韓國的地鐵意外,至今仍是當地人深切反思的文明傷口。1995年東京地鐵毒氣事件發生後,滿腦子都是疑惑的村上春樹在《地下鐵事件》這部報告文學裡,試圖透過詳實記錄受害者的言詞,為當日的不幸理出頭緒,以回答一個最直接但又最必要的問題:“為甚麼?”但村上最後仍自覺無法探盡人性的深淵,疑惑未了。
Underground,恍若一個最大的神秘國度,隨時會把人帶到不可知的深處。雖然它的另一面,也許是一個庇蔭、出路的象徵,一個滋養另類創意的地下文化溫床。
香港地鐵曾發生縱火事件,事後有乘客憶述逃生經過時說,在車廂內那黑暗一分鐘就像一輩子般長,直至看見光(廣告燈箱是也),才感到逃出生天,舒下心來。
這個比喻充滿警世意味,那狼狽的一分鐘兀自映照出一個世紀的流光──從百多年前的灰頭灰臉起始,發展到今日完美、流暢、優雅、效率,但隨時又會回到灰頭灰臉的起點。所有自以為前進的步伐,都有可能踏空的一刻。
而我總是忘不了,住在紐約的朋友說,那天她從地鐵出來,才走上地面,一抬頭,就看見世貿大樓在眼前崩塌下來。好像整個世界,地上和地下的人間,都頃刻坍毀了。
July 4,2005
永恆的四百擊
是T最早寫信來說,香港電影雙周刊出版了一本杜魯福專書,陸離主編的,叫《永恆的杜魯福》,收錄了我在《書城》一篇文章。François Truffaut,港譯杜魯福,台譯楚浮,大陸譯特呂弗。我猜是這篇吧,去年十一月寫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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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城》
城市:巴黎
追憶逝水年華
或許是因為電影,才開始迷戀六十年代,那個我永遠只能在想像中遙遙觸及的年代。
如果在香港,那或許是王家衛。如果在巴黎,那會是杜魯福(François Truffaut)吧。
王家衛的《2046》十月在巴黎公映的時候,到處得見梁朝偉擁吻章子怡的那張大大海報,「東方酒店」的招牌就在他們頭頂,幻化成一朵朵瑰麗的光暈,東方情調濃得化不開。今年五月狼狽趕赴戛納影展招致惡評之後,王家衛回頭又把片子重新剪接、整理了,音樂部分也重新處理過才推出市場。沒看過「戛納版」,不知道最新「完整版」有多完整,但法國電影界對他還真是禮待,不管影評多壞,廣告照樣當眼,巴黎市藝文娛樂指南《Pariscope》拿劇照當封面,大報《世界報》(Le Monde)專題報道兼獨家專訪導演兼送戲票,放在主流戲院上映,票房也跑進前十名,以藝術片來說,表現確是不賴。對法國片商而言,片子賣的是「王家衛」,對觀眾如我者,這賣的是六十年代,一段永遠追不回的逝水年華。而在王的鏡頭底(也是張叔平、杜可風?),這段年華美得過分,美得比真實還要動人,於是讓人總是要不斷不斷回頭,再看再思念。
許多人說,王家衛把他的六十年代三部曲拍完了:《阿飛正傳》、《花樣年華》、《2046》。他似乎也沒否認。是也好,不是也罷,這其實沒分別:那個年代已經花開燦爛了。
這是有點奇妙的旅程,當我在巴黎電影院看著那個美麗的年代如萬花筒掠過眼前,銀幕跑出一串串法文字幕,身畔的其他觀者悄悄用法語交換著他們的心情……我知道我身在異鄉,而那個遙遠的天台那些飄泊的身影那個年代,卻反照著我精神上的異鄉。說不定是距離的關係,不是說:distance makes the heart grow fonder(姑且譯作:距離讓愛意更濃)嗎?是因為這雙重的隔離,而令人更深陷其中,戀戀不捨?因為不能靠近,所以加倍思念﹔因為失去了,所以是最好?
是的,我想到了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時間淙淙如流水,一去不復返,他像是用文字構築回憶的迴廊,時間遊走在其中,隨意往返、停留。沒甚麼巨大的劇情,生活就是那些微小微小的細節,一個回眸,一段發呆的片刻,一根點燃了又忘記吸的煙,一場隔著玻璃的溫柔愛撫,一種走路的姿態,一個門牌……,這是王家衛的影像意識流。
王在《世界報》的訪問裡說,有些片段,是向杜魯福致敬的。
然而我更喜歡杜魯福,打從《四百擊》(Les 400 coups)起始。今年是他逝世二十周年,電影院辦起他的回顧展來,某個周末下午,我走進那條叫卓別靈的小巷裡一家小型藝術戲院,重看我最愛的《四百擊》———說是剛用數碼技術重新修復的版本。數不清已看過多少遍,有字幕的、沒字幕的、小銀幕、大銀幕、十九歲時或二十九歲時,每一個畫面都記得,這麼多年了,彷彿安東沒有改變過,杜魯福沒有改變過,巴黎的街頭沒改變過,甚至乎,我,也沒改變過。(其實怎會沒變,即便在回憶的迴廊。)
一九五八年的冬天,杜魯福遇上他鍾愛的演員Jean-Pierre Léaud,就有了安東與《四百擊》,啟航了法國電影新浪潮。六十年代的巴黎街頭,有理想燃燒的學生運動。那個年代,那個我永遠只能遙遙思及觸及的年代,因為這些美麗的人與事,而變得更遙不可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