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翎部落格

部落格。
Blog，大陸稱博，台灣譯部落格。我喜歡「部落格」，有點一個人浪跡天涯的味道。
一年多前替香港某報章寫一個小專欄，欄名我原來想叫「一個人的書房」，負責人嫌太長，所以改成「我的書房」。
我常常是一個人的，也喜歡一個人。每個人自成一個宇宙，一個世界，一個部落。
自給自足，自戀自卑，自憐自憫，自問自答……
我喜歡部落格的不煞有介事，喜歡寫就寫，想寫就寫，假若有一天不寫了，像遊牧民族那樣，收拾家當細軟，就走。很自由。

塵翎。
在大陸寫字常用的筆名，最初是因為不方便用真名，後來習慣了，到可以用真名的時候，也還保留著。名字是J和B合取的，很早以前，他們就催促我，喂喂，你趕快寫。

陳寧。
爸爸取的。聽說嬰孩時期，我極安靜，幾乎不哭。

名字。命名。
命名象徵生命的誕生，唯有命名的時候，我們最像造物主。申請一個blog首先要命名、男女戀愛互取小名暗號、家中貓貓狗狗都要有個名、更別說父母替孩子操的心。關係從命名開始。有些前戀人的暗號早已失效，可是我偶爾仍會想念，令人記掛的，不是名字本身，而是命名的獨特時刻，其創造性，其神聖性。

叫甚麼名字並不是最重要。我只是在乎，既然都來了，這裡的一字一物，一花一草，就都與我有關。文責自負，圖責自負。如此而已。
既然說到責任，當然也學其他部落主人說：版權所有，請勿不問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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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米蘭．昆德拉的鄉愁
 
　　在德國熬了八年唸完博士的朋友，書架上放著一整套米蘭．昆德拉的作品，有英文亦有德文版，在大堆厚本哲學書中，分外顯眼。這位終日埋首鑽研社會學理論的朋友，念念不忘青春期的啟蒙閱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追蹤著作家的身影，直至中年翩至，熱情漸散，還是捨不得放下。
　　哦，是鄉愁。出於對青春的鄉愁。米蘭．昆德拉已漸成那一代人懷鄉的同義詞，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這類作品曾在他們青春生命留下了多深刻的印記，“米蘭．昆德拉”這個名詞就有著多神聖而不容侵犯的象徵意義。他們大踏步向前，卻仍會不時回頭，帶著對“米蘭．昆德拉”的想望。
　　所以我就想，這些人讀到昆德拉的新作《無知》時，會否特別難過，特別感觸？
　　《無知》搗碎了人們對懷鄉的想像，所謂的回返故鄉，並不偉大也不感人，記憶不可靠不能恃，人們所期待所想像的故鄉，人們因為缺席因為無知而產生出來的感性訴求，虛妄而不實在。這情感和認知上的謬誤，可追溯至古希臘文學經典《奧德賽》──把奧德修斯的榮歸確立為人類至高尚的情操，把奧德修斯守候在鄉間的妻子尊為女性的典範而輕蔑了與奧德修斯在外地廝守七年的美麗女神的愛。
　　相對於奧德修斯去國二十年後歸航，榮光滿臉，昆德拉離開祖國捷克近三十年，祖國已經離他愈來愈遠。人們想像他榮歸，就像他想像自己重新用捷克文寫作，一樣虛妄而不實在。他的回返已不可能，捷克人已經放棄了對他的懷想與期待。看其人及其作品在祖國受到的敵視與批評，便感受到“米蘭．昆德拉”漸漸被逐出捷克文學語域的蒼涼。
　　但《無知》更像是昆德拉的懺情錄，對象是法國。當眾人熱切期待他在祖國驟然變革後揚帆歸航，他卻要表白他對於“鄉愁”這個意涵的懷疑否定，所謂“偉大的回歸”都是無知者的一廂情願。昆德拉在法國評論界受到的待遇不算太友善，至少及不上當年他離開祖國投奔這個西方國家之初。因為當故鄉的枷鎖一旦解除了，昆德拉也喪失了“流亡者”這個被法國人視為“尊貴”的身份，就不再因此而引起更大的興趣和好奇。
　　雖然早已奠定文壇大師的地位，但昆德拉仍然陷於兩難境地，故鄉虛妄，他方亦虛妄，捷克與法國，都各自為他定義，又各自擺脫他的定義。他書寫的捷克也許他已不再熟悉，而在他無法書寫的法國，他又總是一個異鄉人。有法國人嫌他的法文又乾又冷，因為那畢竟不是滋養他的熱情的文字，他的青春已埋葬在布拉格--卡夫卡走過的美麗波希米亞國度。
　　也許午夜夢迴，他會想念那段青春，想念那個記憶中的故鄉，像奧德修斯想念伊塔卡，而低迴不已。但更有可能的是，他會像《無知》裡的約瑟夫，深知返鄉將被迫面對可怕的事實：青春時候的無知，一切以為熟悉的皆不可辨，所有猜想都徒然，而鄉人對你的遊歷並不好奇，你曾經擁有的已被別人據為所有而你不得表現出嫉妒或憤恨……。故鄉既非昔日的故鄉(像《奧德賽》裡二十年不變的伊塔卡)，回返已沒有意思。
　　因此，《無知》讀來特別憂傷，因理性思維高擎而終洞察當下之虛妄，淡淡的哀愁，無邊無垠。昆德拉在既不屬於故鄉也不屬於他方的兩難異域悠然譜著他的終極變奏(始自《笑忘書》而非《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他的青春讀者則一天一天衰老，懷抱著關於伊塔卡(逝去的年代)的鄉愁入睡。

貼舊文。大概兩、三個月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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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城》
城市：巴黎
 撰文：塵翎

有一種姿勢叫乞

　　我時常不懂得回應這一種姿勢。坐地鐵時，走路時，這些手掌就如花朵一一盛開在我面前，叫人很難假裝看不見它們，即使它們的主人總是極力把自己的臉掩埋起來。在巴黎，他們是那麼的多，像自然定律一樣的相對論，有多少陽光就有多少暗影。
　　大抵是很叫人為難的姿勢，就算真是山窮水盡迫不得已，他們之中許多人還是希望把事情做得漂亮一點、優雅一點。最常見的場景是在地鐵裡，他們嘗試表演一點甚麼，唱歌或跳舞，那些唱跳出色的，神情看起來就舒坦得多了，把破舊小錢包伸出去收集零錢時也理直氣壯得多，似乎因此跟其他同路人有所區分：他是乞，我是討(生活)。如此微小的分別，對他們來說多麼重要。
　　巴黎地鐵公司為這些討生活的人，發出了通行證，不過名額有限，賣藝者統統要經過面試，水準相當的才准予營生，這樣就更壁壘分明了。有牌者與無牌者之間，最大的區別或許不是賣藝的水準，而是尊嚴。這讓人想起路邊的流浪者，明明已無家可歸，還是試圖用破爛的紙箱把自己圍攏起來，搭建一個似是疑非的“家”。這一點殘餘的執著是他們最後的精神堡壘，若連這方矮牆也坍塌了，就意味著終極的離棄，徹底自我放逐於社會之外。
　　只是，既然來到不得不擺這個姿勢的地步，不論他們如何努力顯出不同，卻還是掩飾不了更多的相像。比如，他們看來都累透了，眼神又總是躲閃著、迴避著。我想，“看”，真是難。行人不好意思看他們，彷彿這樣會添加他們的難堪，同時深知看了也是無能為力，不如不看，反正日子久了，人就麻木了。他們也不好意思看，害怕在行人的眼眸中看見自己狼狽的存在，一旦看見了，就再沒有勇氣把手伸出去、攤開手掌。於是，到最後就只剩下了惘然的眼神，沒有焦點，也沒有未來。
　　我說到麻木，其實就像一種寄生蔓藤，緩慢地爬上心頭，搾取養份，直至人心枯死。有一陣子，我疑心我終於練成了巴黎人慣有的漠然。
　　有一天，坐地鐵到城的另一端看朋友，車程不長，大概不到半小時。小小的車廂卻先後出現了好幾個組合的賣藝者，有牌或無牌的，可乘客竟罕有地大致維持著同一批，沒甚麼人再願竟掏出零錢打賞了。於是，這些賣藝者在搖晃的車廂內分別拉奏完手風琴、表演完布偶劇、唱完亂七八糟的流行歌後，只好把仍舊空空如也的小錢包收好，趁著列車停站的空檔，趕緊跑到另一個車卡再碰運氣。這些模樣幾乎一式一樣的黑色小錢包不知經過我的面前多少次，我和其他人一樣，漸漸無動於衷。後來，有一個男人上車，他沒帶樂器，也沒帶任何表演道具。待車門關上了，他開始說話：“各位先生太太，抱歉在這個下雨天打擾大家……”大意是說由於一宗意外，他腦部受傷，已經動了兩次手術，還必須再動第三次手術，但沒有錢。不知是因為大家真的同情他的際遇，還是因為他演說的內容有點“新意”，還是因為下雨天的關係，當他拿著小錢包在座椅之間走了一圈，我看見裡面裝滿了零錢。
　　我忽然想，人們不是無動於衷，而是必需要一個背景故事、一個可以想像的情境(即使也許是假的)，才願意施捨。乞的人那麼多，怎樣才能搏得最大宗的同情？
　　走在街上，看見母親帶著孩子、老男人帶著狗頹坐街角，常會有人因為孩子的關係，因為狗的關係，而停下來，放下零錢，摸摸狗或孩子。那孩子的母親，那狗的主人，由始至終木無表情地坐著，坐成了一塊布景板，好讓所有視線看得見他們，卻又能繞過他們。

關於巴黎，先貼舊文一篇。

(刊於2004年12月19日香港《明報》)
巴黎，流動的街，流動的人

　　是這樣的，班雅明想必不是為了要建構甚麼文化理論而出門去逛街，他定必是先給街吸引了，其後鎮日流連忘返。
　　何況那是巴黎的街。

　　西西在她的長篇小說《候鳥》裡塑造的小女孩素素，每天下課後回家的路上，總是要在街上蹓躂好久，一家店子挨一家店子的仔細看個夠，看人家怎樣賣麵賣餅，像看新奇玩意兒般看個透徹。這樣的童年，這樣的街頭，七彩繽紛且又極富生趣。後來戰爭來了，街上靜了，這些充滿庶民生命力的營生不得已沉寂下來，素素不能再跑到街上去。時代如此悄悄易換場景，最先是從街頭開始的。
　　我在巴黎，也常耗費許多時間在街上蹓躂。學校在拉丁區，離家不遠，走路可達，於是上下課的時候，總挑不同的路徑，用走的，一步一步把巴黎的街記認下來。在半路上又往往輕易給甚麼事甚麼人吸引住，駐足細看，像童年的素素那樣稍不為意即迷墮於平凡而趣意盎然的街頭氛圍裡，待回過神來，方覺時光倏逝，天已黑下來，街燈亮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