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翎部落格

本來說了不貼二千字以上的長文，免得累壞觀者的眼睛，在熱心留言者「海」及一干友好勸勉下，便也厚顏做個出爾反爾唔嫁又嫁的blogger：有文想貼盡量貼，莫待無文可貼時。 

況且，這篇乃為六月為革命而寫。看了Chris Marker的幾齣記錄片後借題發揮，本來自己起題為《沒有貓的笑容——與許鞍華同看革命影像》，事緣確是因在影展遇上自己喜歡的導演許鞍華並想起她的電影而生起撰文的衝動。未知是否原題目不夠得體，報章編輯改為《重看革命影像 只見笑容不見貓》，也好。 

今年「法國五月」，個人推選最佳節目正是Chris Marker的影展。 

甚麼是沒有貓的笑容？且看導演本人在節目場刊自白文章<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cat>(ningville按：文章的中譯也佳。)所言： 

Remember Alice facing the Cheshire Cat when he vanishes, except for his grin that remains floating in the air “I’ve often seen a cat without a grin, but a grin without a cat!” The revolution for them was that kind of apparition : they clearly saw the grin, but they never saw the cat.   –Chris Marker 

(from ningville：here Alice refers to the Alice from 《Alice in Wonderland》 of Lewis Carr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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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革命影像，可以歸納成幾個點與線。所有的革命場景，所有的演員與配套，一式一樣。所有的。 

群眾。

沒有群眾，革命永遠成不了事。革命因群眾而起，立足群眾，駕馭群眾，騎劫群眾，最後也因群眾而敗。這群「眾」，大多時面目模糊，有時立場鮮明，偶爾意志消沉，時常情緒激昂，群情洶湧。他們的情緒，為革命精神定了調。在所有的影像裡，他們如蟻群黑壓壓，如影隨形，亦如濃黑之霧轉瞬給大風吹散。他們是那抹無處不在的紅前的黑。 

口號。

旗幟鮮明的口號，以挑起情緒為目的，短而精而響。建基於對立面之上，紮根於鬥爭。大是它們的衣裳，為的是要所有鏡頭看到。宜於給節錄、輯錄成語錄，廣為流傳，帶動推動革命之行進。 

手勢。

恆常是食指加中指的V字。意表勝利。實在是雙手舉起來，如不握拳或高舉某領導人之語錄或擲石頭或揮舞，便不知可做甚麼。人的一雙手，有時很無力。這是最卑微的手勢，從布拉格之春到巴黎68。 

顏色。

紅。紅。紅。盤古初開的紅，開天闢地的紅，紅太陽的紅，鋪天蓋地的紅，無邊無際的紅，血的外衣，可以把人淹沒，或封聖。除了紅，就只有黑能抗衡。前者生，後者死，中間路線是白，便是無言。 

領袖。

革命前沿的一個點。擅長吶喊、演說、煽動、說謊、流血、死亡。革命不同階段不同的分身：革命前，在人群之中；革命中，在人群之前；革命後，在人群之上；後革命，在人群之後。 

爆炸聲。

革命的背景音樂。或槍聲、炸彈聲、導彈聲、地雷聲。機械的節奏，無眼睛的落點，嗜血者的安魂曲。就如那闕經典越南戰爭片段中，美國空軍士兵投擲炸彈擊中民居目標後回報同僚：「That’s what we are here for. That’s great fun. I really like to do that.」轟隆隆——轟隆隆——總得有人倒下來。 

希望。

革命的核心想像，信仰所在。希望生信仰，信仰生熱情。熱情的柴火點燃希望之光。革命是對希望的追求，即使看不見觸不到，仍然添加柴火，直至熱情燒盡——希望的燃起與幻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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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沒有貓的笑容」？馬爾卡說：「革命對這些追尋理想的人大抵一樣：他們看得到那笑容，但卻總看不到那頭貓。」 

鏡頭從越南開始，美國一道永恆的道德傷口。各式各樣的爭戰，說穿了都是觀點與角度的分歧，每一場革命的參與者，都相信自己是對的。《亞歷山大之墓》(The last Bolshevik)裡的蘇聯導演阿歷山大‧梅德韋德金(Alexander Medvedkin)是幸運的，在蘇聯解體之前的1989年死亡，不致親睹信仰的崩潰。其他沒那麼幸運的，就要面對新的現實。 

因為記錄片裡的越南，因為與許鞍華同場觀影，我想起她的《投奔怒海》(1982年)，很想再看一次。問了一些人，最後拍獨立電影的張偉雄說他有一卷陳年錄影帶，找出來借我。找錄影機又費了點心神(科技革命這樣翻天覆地誰還在意傳統工藝)，終於在另一個下雨的下午，斷斷續續的看完這卷因年月久遠而長了霉菌的影帶。 

這城市曾經有一些越南難民營，我曾經採訪過一場世紀末的難民營騷亂(對比起來，巴士阿叔的壓力是小兒科)。年少時有一個居美的越南小筆友，我們頻繁通信，交換生活的瑣碎情節。移民經歷大概很熬人，她時常在信末寫到「why war？」我從來不懂回應這天問，後來漸漸無話了。 

2000年墨爾本藝術節有一場戲劇演出，主辦單位特別推介是越南新銳劇作家反思越南歷史之作。那是比《Miss Saigon》好一點的越南故事，情節當然是想像得到的家破人亡、戰爭記憶與遺忘與寬恕與追思。最後一個場景，演員把一枝枝香，像插秧一樣插到地上。最後舞台上就只剩下一點點紅光，向一個個死於這場大革命的鬼魂致哀。 

在歐洲遇見的越南移民，上一代的和新一代的，除了有微量的少數緊執著那發了霉的記憶不放，其他人，早已急不及待想翻開另一頁。就像神州大地上，後文革的一代。2004年在巴黎認識的越南女孩G，十九歲，常給我看她家裡的照片。在她天使一樣的笑容面前，我難以遏止地感到，要她審思她國家的歷史，會不會是一種負擔？當她也許已經對旁觀者一干了無新意的提問而有所煩厭。 

革命令人疲累。《投奔怒海》裡，負責招待日本記者芥川(林子祥飾)的峴港阮主任(石夢奇飾)說：「革命革了半輩子，我突然發現自己老了。」能夠令曾經留法的阮主任鬆弛下來的時刻，也不過是在Edith Piaf的歌聲(La vie en rose，玫瑰人生)裡，跟芥川共飲一瓶1968年份的紅酒—— à la vie(致生命)！ 

而我在巴黎聽到的革命鬼故事，最多卻是來自柬埔寨的朋友。我們知道那裡有吳哥也有赤柬，是的，柬埔寨的故事還不曾鋪天蓋地，因而還有大量述說的空間。說出去說出去，像集中營倖存者那樣，「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說出去，記錄下來。 

《投奔怒海》到最後，本來天真得令人難以置信的芥川，慢慢張開眼睛，撲滅希望之火，他說他以為看的是革命，沒想到看到的是大便。「我受騙了。」總結了一切。 

我還想補充一點，如果走近一點，看真一點，那團大便，該是紅色的。那是熱情消解的痕跡。事過境遷，也許那團大便顯得有點虛假，當事人早已不欲觀之或承認與己有關。正如曾經在天安門城牆下熱淚盈眶起勁揮舞紅語錄的那些民眾，如今也許早已不忍回望昔日的矯情。但在那當下，那突然迸發的激情，卻是真真確確的。那是懸在半空中，貓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