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ercices de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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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劇情繼續推進，這條意在改善青少年失業情況、順勢推動法國社會改革的新勞工法《首次僱用合約》(CPE)，漸漸成了政治家的籌碼，在野的左派陣營走進了人群，適時火上加油，本來靜觀其變(本來我想寫「老謀深算」)的內政部長Sarkozy，終於露了少許底牌，放聲氣有可能站在帥氣總理de Villepin的對立面，為自己的從政道路鏟除最大的障礙物。

先不要急著跟1968火紅年代掛勾，也不要淨看政治舞台的爭奪秀，就來看看這條法例底下的那些年輕人。

我的台灣朋友陳瑞樺，現在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社會系修讀博士，寫了一篇精闢的分析文章，說政府推出這條CPE，動機是良好的，法國青少年失業問題嚴重，長期處於就業不穩定狀態。法國目前整體失業率為百分九點六，15歲至24歲青年的失業率達百分之二十二，大多是短期約聘工作。每兩位找到工作的青年，就有一位屬於無法長期任職的不穩定工作，不穩定狀態平均持續8到11年。條例意在鼓勵企業聘請年輕人，縮短青年在失業及短期工作之間輾轉的時日，但諷刺的是，這條法例本身就是就業不穩定的具體象徵。

走在巴黎街上，常有人伸手向我討錢，有不少是青年人。我走過許多城市，繁榮的、破敗的，可是這裡的青年行乞者還是讓我驚訝，令人心疼的是某種無邊無際的絕望感。有一次，有一個十多歲的少年人把我攔下來，在我耳邊喃喃了幾句，我心不在焉，以為他要問路或問現在幾點了，再聽清楚，才知道他說「有冇一兩蚊俾我食飯。」他的頭垂得低低，我比他更尷尬，喃喃說對不起沒有零錢就走開了。那種心疼，到現在還記得。

前幾天，在某核心媒體工作的一個朋友來電問，巴黎示威的事跟我們香港人有甚麼關係，名店LV會關嗎，香榭麗舍大道會封嗎。我猶豫了一下，答說，不會，大概最多在左岸在拉丁區，大學生中學生加普羅勞工，影響不到觀光生意，不會是68重演，更不會有21世紀法國大革命。他聽完，說那用不著去採訪，就掛線了。

我來不及說，是的，任何事情，只要不影響遊客買名牌手袋，可以不理。花都花都，繼續消費花都的浪漫就好了。那些絕望感，來自人性深層的棄絕與孤立，留給老「花神」與「雙叟」咖啡店的幽靈，慢慢去反芻、思考，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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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國生活，與官僚與體制打過交道，終必明白這徹頭徹尾是「卡夫卡」社會。僵死，荒謬。像迷宮一樣，沒有出路。

按章辦事是其一，按章得來辦事效率奇差。日常生活最常見的例子，有留學生去銀行開戶，對方要求居留證，但往辦居留證，警局又必看銀行戶口證明。那怎麼辦？一張證件，跑了十幾趟門口，人像皮球一樣，給拋來拋去。條文寫得清清楚楚，那些嘴臉說，少一樣都不成，變通一下更不成。

親身經驗，也是辦甚麼證明紙，給卡個半死，寫出來分明是笑話。我氣得呆立當場，只懂狂問為甚麼，必得抱個答案離開才死心。一個狀似忙碌的官員路過，聽了我的反應，直接丟下一句：Il n’y a pas de pourquoi, c’est comme ça.(沒有為甚麼，就是這樣的。)

我當場茅塞頓開，明白了這個卡夫卡社會的思想邏輯，鐵達尼號逐日下沉的原因。「不要問為甚麼，事情就是這樣的。」

當年站在68社運前線的沙特，肯定氣得從墳墓爬出來。 

這卡夫卡式的官僚體系，世世代代，積習日深，要改，難乎其難。最少要十個八個沙特，身體力行，才能推石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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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們在吶喊。每一個人，都有權利，吶喊。 

高中生，大學生，打工者，每一個人。誰都可以站出來，說他/她想要說的話，而不會給輕視、歧視。說者有理。     

獨立思考精神是從小養成，哲學科是學校基本課程，高中生也是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個體，沒有人懷疑他們被政治團體操控、煽動。不像這裡，偶爾一兩個多讀了一點課外書的高中生走出來說兩句挑戰權威的話，即給捧為神童。

再早一年，法國教育部打算推動高中畢業會考(Le Bac)改革，引來高中生不滿，各地高中都有抗議活動。巴黎盧森堡公園旁邊有一家高中，學生反應特別激烈。我每天上下課總會穿過公園，那時候常遇上示威封園，便只好繞路。有幾次，我停下來，看他們。 

防暴警察也來了，封鎖了學校，高中生就在校門外聚集，擲雞蛋，拋紙屑，很有秩序地抗議，場內還有人彈結他唱歌。警察戒備著，冷靜有禮地應對他們的吶喊。我拿起相機拍照，有一個學生對我說：拍吧拍吧，把我們的想法記錄下來。我問他，他就嘩啦嘩啦說出他對改革的看法。 

看著這些孩子為他們的權益爭取一點甚麼，我一點也不介意繞遠路，我想蒙田也不會介意。那家高中的名字就叫做：蒙田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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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卡夫卡體系裡，最不卡夫卡的地方。

給卡得死死的個體，凝聚了足夠力量，可以吶喊。

前天收到巴黎大學電影學會的電郵，課照罷，戲照看。隨信附送大學校長給全體師生的公開信，內文促請復課，並要求老師們不要用任何方式歧視曾經缺課缺考的學生。

因此，我想，那些示威的學生，總不會砸到他們心愛的咖啡店。必得留有言說、辯論的空間。

法國《文學雜誌》曾訪問用法文寫出巨著《惡童日記》三部曲的女作家Agota Kristof，記者問：「如果所有事情都沒所謂，那我們早上為甚麼還要起床？」自稱是虛無主義者的女作家答：「因為整天躺在床上好像不太好看，因為我們會想喝一杯咖啡。就是這樣。」

我想，存在的理由，起床的理由，為了一杯咖啡，對法語人來說，多麼重要。

問題不是有沒有pourquoi，而是pourquoi pas? (為甚麼不？)

吶喊，是要說不，為了捍衛說不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