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演繹

01 閒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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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求學階段不得不或不自覺，把「模仿」當作獨立的學習甚至研究，所以前者崇拜老師，而後者往往輕蔑老師卻又和老師成為利益共同體。正是基於這樣的狀況，研究環境沒有堅持住一些最為基本的要求：對科學的想像。所以，很少可以做出跟環境相關的對話，以及開發出有效問題意識的創造力。

— 引自黃建宏〈與雷的另一段對話〉

二零零四年二月，我第一次在花蓮的一個學術會議遇到黃建宏（註1）。之後，我陸續在一些場合遇到他，包括同年在國家電影資料館的一個紀錄片試映會，來中山哲學所讀書之後的一些會議。然而，我第一次感受到黃建宏的威力，是在上學期期末所上小Ｋ流某位重量級畢業學長的口考現場。那是一個虛構的現場。題目是虛構，報告是虛構的虛構，論文答辯是虛構的三次方。可是總有一些縫隙。中場休息時，黃建宏就著閒聊問了虛構學長一個問題：「剛剛問你很多問題，你都說要留待日後研究，我很好奇，你日後想做什麼阿？」「ㄜ，我還沒想到……」「那你不就是在呼龍我們……」然後是中場休息結束，重回虛構現場，虛構的四次方，口考順利結束。

不知道為什麼，很久之後我還牢牢記得這一幕。如果說，論文口考有某種虛構性，這是絕對沒錯的，當論文通過指導老師首肯的當下，其後的論文口考現場似乎就成為一種儀式，所謂儀式，就是一種既假又真，主事者操著既定的流程，口中喃喃唸著某種咒語，在神偶面前，請示、協商、附身、溝通、驅逐，這些作為，似乎假得可笑，但是，其結果卻又真實得令人感動。本所第一屆畢業生當中，有兩位處理過這種學術的儀式性問題，正面對幹的人是油普學派大師 — 沙克爺．勒（Suquer L.）先生，留下一本血跡斑斑的遺著《橘子與簿子》後，目前下落不明（一說正閉關進行身體性操練中），而虛構學長採取的顯然是另一條進路，事實上，他從未宣稱他要處理學術的儀式性問題，但是，如果有親臨法會現場的人，應該都能感受到一種造偽的威力，一種把學術儀式逼到幾近無能的威力，這是我所謂的虛構的虛構，是一種虛構的加法（再虛構），而不是虛構的減法（揭露）。 ...繼續閱讀

戲劇演出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我以為是「模範」型的演出，一種我以為是「叛逆」型的演出。前者想把一齣戲演「好」，後者想把一齣戲演「壞」。但是別誤會，這兩者一樣認真，而所謂的好沒什麼值得高興的，所謂的壞也沒什麼值得難過的。

一齣「模範型」的戲劇，它在方方面面力求逼真、力求符合天上地下的各種需求，它的難處在於無法盡如人意，所以觀眾看完後，可能會猶有意味地說：「嗯，我覺得劇中的奶奶演得真夠老態龍鍾的，他奶奶的，演得真好！」或者說：「劇中那個妓女演得不夠淫賤，他媽的，演得真像個老母雞！」而「叛逆型」的戲劇不是這樣，它沒有想把演出當作工具，試圖讓一個古老的劇本透過一個個肉體來復活，以便博得觀眾評審性的歡心，相反地，它矢志破壞。你知道的，就是那麼回事，破壞一齣戲，不甘願作劇本的奴隸。它會假裝非常有誠意地讓劇本上身，然後突然化身成一個不稱職的「乩童」，演出荒腔走板的天人神舞。可千萬不要誤會，這不是說隨便亂來，或是輕鬆玩，沒這麼容易，一方面劇本有其重量，另一方面觀眾有其高度，想當一個不稱職的乩童，要先有能力負載劇本的重量，然後在下一瞬間跳得比觀眾還高。於是，假如劇作家此時復活，他會啞口無言，大笑：「這三小？」而觀眾看完戲通常的反應是，清清楚楚地罵聲：「靠！」而當真掉進戲裡面的觀眾是連這一聲都沒有能力罵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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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生療養院的議題，從2004年2月一群醫學生舉辦一場青年樂生營隊起，至今剛好滿三年。這三年裡面，透過身邊一些參與朋友的告知及帶領，自己總是斷斷續續地聽到樂生的消息，或者一兩次得以隨朋友進去拜訪樂生的居民。搶救樂生的力量，從好幾個方向灌注進來，有口述歷史的團隊訪談、有以樂生為題的論文研究、有文史學者的古蹟考察、有從人權出發的立院陳情、有公衛醫療學界的師生連署、甚至尋求國際團體的聲援，晚近一年多來，樂生不但內部產生出自救會團體，運動的形式也益加豐富，包括於那卡西等樂團支持下在樂生裡頭舉辦音樂會、以及後來的劇團演出、甚至同時也有好幾部樂生的影像紀錄先後開拍，跨海對日的法律官司也獲得重大勝利。在一片舉國關注、甚至也有好幾個替代方案出爐的情勢下，政府拆遷的立場依舊不為所動，一連三年的努力、其間好幾波的遊行似乎沒能撼動什麼，「3月13日樂生療養院限期搬遷！」政府終於發出最後通牒。

事實上，反對政府拆遷樂生療養院，似乎不需要太多複雜的原因，如果大家曾經看過〈樂生搬遷模擬短片 上、下〉，你就會知道，樂生院的老爺爺老奶奶們，正在被送往怎樣一個不適合居住的地方，所以，問題幾乎可以簡單到，如果你認為這些居民跟你我一樣有人權，你會希望他們受到怎樣的對待？或者，更簡單一點，如果這些人是你的親朋好友、你的爺爺奶奶，你會怎麼看待這件事？我相信這些提問，必然會受到來自「政府應該是為多數人謀最大福利」的聲聲撻伐，然而，如果我們不是這麼置身事外，我們會怎麼決定樂生院的未來？相反地，如果這件事某種程度跟我們是不太相關，我們又憑什麼大言不慚高談居民應該如何如何處置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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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趙世琛（註1） ，主題是風。

個展有兩件作品，第一件是《白‧那逝去的重》，這是一件戶外行動影像創作，地點在澎湖，在一個透著強勁狂風的荒野裡，有一個直立式磅秤，作者站上去、量體重，下來，開始拆A3大小的紙，一疊一疊堆到磅秤上，直到跟他的體重一樣重，然後，移開鎮紙的石塊，任憑風把紙張，慢慢，吹去。這是第一件，在這件作品當中，只有影像，過去的影像，沒有聲音，也沒有什麼文字旁白。

第二件作品叫做《空洞迴向》，這件作品分成前後兩個空間，在前面一個空間中，一進去就可以聽到現場的喇叭傳出呼呼的聲音，有一面牆，投影著不知道是哪邊傳來的喇叭的影像，可以模糊地看到喇叭的晃動，另外三面牆依序掛著十多幅文字短句，像是警世箴言又像是說明書的內容，一路看下去，就會來到後面一個空間，之前，那幅文字是個提示，告訴你進入後面一個空間可以做什麼，然後，進入，後面一個空間，裡頭還有一幅文字，上面寫著一組電話號碼，空間正中央有一個桌子，上面放著一個電話，如果你撥過去，就會聽到一段留言，邀請你可以說出任何一段話，在另一個遠方被播放出來，走回前一個空間，有著最後一幅文字，依舊是說明書一般箴言的模樣，提醒你剛剛這一切其實從未發生。這是第二件，在這件作品當中，影像變得很次要，主要是聲音跟文字，還有觀者的行動跟位移，共構出一個怪異的複合空間。這空間，很過癮。 ...繼續閱讀

因為三位朋友，我去看了深海。一位是飛火，他不久之前來信詢問是否高雄有學生願意承辦在地的宣傳活動，這是遙遠的起因；接著是大白，在MSN上遇到，她興奮地跟我說導演鄭文堂會來旗津，帶大家走訪深海中美麗場景；然後是佳慧，在我快要忙到沒有時間回憶起這些事情時，我聽到她在所辦播了一首非常好聽的曲子，「這是什麼音樂阿？」我問。「是深海的原聲帶。」她說。

在新學期快速匆忙的來去之間，時間好像因為這首曲子緩慢下來，「原來這就是深海阿。」於是我決定去看這部電影。

看完電影，跟大白聊了起來，關於這部電影拍的到底是不是愛情，他說他問了很多人，大家都在談這部電影關於愛情如何如何，但是他自己倒沒注意到什麼愛情，反而是有很多熟悉與溫暖在裡頭。

我之前想了很久，怎麼記錄我看這部電影的感動，零零碎碎的，大白這樣問，剛好讓我想到一個問題：這關於愛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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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沒有去看戲了。

去年一年在台北實習，好友的妹妹是戲劇系的同學，因此大家常常約去看戲，對我來說，看戲就像久久一次的社團活動，常常看完大家還會續攤去吃吃喝喝，聊聊彼此最近的生活。然而，即便如此，每次坐在劇場裡頭，不知道為什麼，總有一絲絲的不自在，就像穿上了什麼彆扭的衣服一樣，在那樣的彆扭裡頭，我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自己並不是一個可以在看戲過程中享受的人，什麼有名的劇團或是有趣的劇本，並不會特別容易打動我，但是有認識的人表演，感覺就不一樣，至少你可以看到那個人另外一面，那個不在一般生活世界中現身的那一面。

前幾天，因為通識課程帶的小組員是中山劇藝系的同學，我跑去看他們的期末呈現—《蝴蝶苦難》，這部戲據說是兩部習作的的融合—《蝴蝶谷》與《愛情苦難》，整個戲裡頭主要有三個故事：一個是尋找被蝶精引誘而去的丈夫的女子古月蝶，後來在蝴蝶谷中愛上一個尋找大王蝶的嚴博士；另一個是被蝦蟆吃掉父親的蝶兒，負傷躲避蝦蟆去找蝴蝶大王求救；還有一個是整天被丈夫逼著要生小孩的女子陳太太（蝴蝶），在網路上尋找網友慰藉，最後發現網路上的那個人是常吵架的隔壁鄰居八婆。雖然這三個故事的女子名中都有一個蝶，但是事實上到最後為止，大致上三個故事在劇情上是平行發展，沒有很明顯的交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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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大約一年多前，我寫了一篇「由高青復刊經驗談高醫校園媒體的可能」，試圖從高青復刊二年的少許經驗中，去談論媒體是什麼、媒體在作什麼。在文章的最後，我寫著：「幾乎忘了一開始怎麼會有想寫這篇文章的衝動，寫到最後一段感覺竟然空虛了起來……」，那個時候，我並不明白這樣的空虛是怎麼一回事，於是，我勉強作了一個猜測，猜想著或許是自己還無法具體地談論出校園媒體的可能，然而，似乎又覺得這樣的猜測少了一點什麼，以致於無法填飽腦海中那種空虛的感覺。

寫完那篇文章的幾個月後，在人力不支的情形下，復刊高青終於宣告停刊，對我來說，這樣的結果並不意外，我也努力地跟一些學弟妹談，高青不是非出不可，某種程度，我們還是要顧及社團的人力狀況，以及，更重要的，高青當初復刊的原初動機是什麼？我們到底想作什麼？高青的機制恰足以承載這樣的夢想，或者，反而是在削弱這樣的力量？

高青在一種現實條件的壓力下面結束了，對我來說，有一種鬆了一口氣的感覺，我回想起在每每出刊的過程中，主編面臨的巨大壓力，或者，記者提出的疑惑。做為學長姊，我會試著消解、試著開導，雖然我從不否認這些個人感受，但是，其實也從沒能好好地處理這些疑惑，很多時候，我可以明確地感受到我眼前的這個學弟／妹，真的被某種情況所困擾，但我無能為力，我只能談自己的心路歷程，談整個高青的影響及企圖，試圖讓他好過一點。

然而，真實情況並沒有好轉很多，一次又一次，我感覺一些個別的疑惑逐漸聚集成一股巨大的力量。雖然，很多學弟妹後來都能夠自己找到價值與定位，但是，這並不代表那些疑惑已經獲得適當回應，尤其是，結構性的，跟出刊事務等比重的認真回應。於是，當類似的問題再度襲來，我們不是認為這是必經之路而予以開導，就是針對出刊的結構性環節予以疏通，然而，每當我們這麼做一次，我們似乎就離那個原來的自己越遠，離學弟妹、外面的人越遠。

一年後，高青的結束，重新向自己鋪陳的那個脈絡問了一個問題，人，哪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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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我是高醫的一個學生，將要畢業，在高醫這個以學校為名的空間中，一直讓我有一些缺憾，那個缺憾與其說是課程，毋寧說是教育結構與風氣。很多時候，我甚至有一個疑惑，老師跟學生，真的都在乎教育這檔事嗎？老師真的在乎教育是什麼？為什麼要教？還是只是作知識的輸出？而學生真的在乎學了什麼？為什麼而學？豐富了什麼？還是只是逆來順受，上面給什麼下面喝什麼，順便在乎那些奶水是不是夠甜夠好喝？以後對於卡位有無幫助？

　　當然，寫這樣的感慨並不是要一竿子打翻一條船，在各系所，我們都能看到有不少認真的老師，努力備課，就自己的領域，問出一些關鍵性的問題跟學生討論，學生獲得的也不僅僅是固定不變的知識而已，更多的，可能是一種積極的態度、一些自我學習的方法、以及那樣的知識如何與生命相關。然而，有點諷刺的是，儘管我在各科系都能遇到不少好老師，但是，以全校性為名的通識教育，或者，全校性學術活動——比如演講，卻進步得相當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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