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演繹

■ 前言

大約一年多前，我寫了一篇「由高青復刊經驗談高醫校園媒體的可能」，試圖從高青復刊二年的少許經驗中，去談論媒體是什麼、媒體在作什麼。在文章的最後，我寫著：「幾乎忘了一開始怎麼會有想寫這篇文章的衝動，寫到最後一段感覺竟然空虛了起來……」，那個時候，我並不明白這樣的空虛是怎麼一回事，於是，我勉強作了一個猜測，猜想著或許是自己還無法具體地談論出校園媒體的可能，然而，似乎又覺得這樣的猜測少了一點什麼，以致於無法填飽腦海中那種空虛的感覺。

寫完那篇文章的幾個月後，在人力不支的情形下，復刊高青終於宣告停刊，對我來說，這樣的結果並不意外，我也努力地跟一些學弟妹談，高青不是非出不可，某種程度，我們還是要顧及社團的人力狀況，以及，更重要的，高青當初復刊的原初動機是什麼？我們到底想作什麼？高青的機制恰足以承載這樣的夢想，或者，反而是在削弱這樣的力量？

高青在一種現實條件的壓力下面結束了，對我來說，有一種鬆了一口氣的感覺，我回想起在每每出刊的過程中，主編面臨的巨大壓力，或者，記者提出的疑惑。做為學長姊，我會試著消解、試著開導，雖然我從不否認這些個人感受，但是，其實也從沒能好好地處理這些疑惑，很多時候，我可以明確地感受到我眼前的這個學弟／妹，真的被某種情況所困擾，但我無能為力，我只能談自己的心路歷程，談整個高青的影響及企圖，試圖讓他好過一點。

然而，真實情況並沒有好轉很多，一次又一次，我感覺一些個別的疑惑逐漸聚集成一股巨大的力量。雖然，很多學弟妹後來都能夠自己找到價值與定位，但是，這並不代表那些疑惑已經獲得適當回應，尤其是，結構性的，跟出刊事務等比重的認真回應。於是，當類似的問題再度襲來，我們不是認為這是必經之路而予以開導，就是針對出刊的結構性環節予以疏通，然而，每當我們這麼做一次，我們似乎就離那個原來的自己越遠，離學弟妹、外面的人越遠。

一年後，高青的結束，重新向自己鋪陳的那個脈絡問了一個問題，人，哪裡去了？

■ 什麼是媒體？什麼是高青？從「說」開始

總是這樣的，不管是新加入高青的學弟妹，或是在聽著我談的你們，總是會問一個問題，高青，是什麼？我是說，高青，在作什麼？

談高青，無疑地，仍舊是必須從媒體的脈絡來談，一如我上篇文章所鋪陳的那樣，高青作為一種媒體，同時也是一種批判，然而，它仍舊謹守著媒體的路子，看到這裡，你或許會說：「醒醒吧，該回火星去了，地球是很危險的」

總該說點人話了吧。

上篇文章，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缺少從經驗的面相來談媒體，把校園媒體跟認識談在一起，我仍舊是覺得很重要的一個概念，然而，真正的媒體不是從這邊出發的，或者說，我們實際的操作，一次又一次，不該僅僅只用一個概念來含括之。

高青每次發刊的過程，簡單來說，依序會經過線索會（第一次、第二次）、採訪、審稿會（第一次、第二次）、定稿、排版、發刊、檢討，這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次的線索會。
那是一個怎樣的場景？

我們大家坐在社團辦公室裡頭，一個一個報告自己負責問到的線索，而大多時候，我們都像在閒聊，最常出現的口頭禪，就是「聽說」，是的，高青的出發，就是從「說」開始，偶而我們會談到這條線索可以如何如何發展，不過，多數時候是冗長而偶有驚奇的八卦時間。

說，其實是一個很特別的過程，很多時候，我們去說什麼，是不求回報的，不能販賣，也無利可圖，我們單純就是說，當你知道眼前這個人不知道而你知道，或者，你不知道而他知道的時候，說，就這麼自然而然地流動起來。

媒體，是在這樣的流動之間被指認出來的，我們可以說某某東西是媒體，不是因為它印著一個「新聞」兩個字，而是我們感受到一股流動，不管是力量的或是僅僅就只是訊息的，而說，是其中很特別的一種。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說八卦，說哪個人跟哪個人分手了，如果你仔細聽，在說跟說之間，還不到評論的那個階段，每個人的說都是很有特色的，有人會把男生描述成可恨的出軌薄情郎，可以一一列舉他到底有多不忠，有人會說那男生其實也很痛苦，他到底要追求真愛，還是保持跟前女友的情誼，有人不置可否，雖然說的是八卦，但是聽起來好像在說火星上的事情一樣，也有人談的很激動，乍聽之下還以為她是女主角。

在一個一個被描述被轉述的故事之間，標示著許多描述者的印記，即便是號稱客觀公正的新聞，在隱隱約約之間，你也可以感受到這樣的印記並沒有消失，而是隱伏到文本背後去，成為新聞沒有被說出的部分。

而我今天的談論，就是要從這沒有被說出，沒有被寫出的地方出發。

■ 苦痛的訓練：好人壞人退散

在社團裡頭，大家都很會談論，常常，我很疑惑，我們如何在這麼小的空間裡頭，談世界呢？談著教師遊行如何如何？醫學教改如何如何？彷彿只要給我們一根稻草，我們就可以掀開全世界。

一直以來，我都覺得不可思議，世界，真的是如我們所描述的那樣嗎？

然後，我到了高青，一個有十分證據才能講一分話的地方，最困難的，並不是證據的收集夠不夠，而在於，我怎麼放下心中的成見，去好好聽別人說故事呢？

聽跟說，原來不是這麼容易的事情。

我常跟學弟妹討論新聞採訪，在採訪之前，我通常會請他們先談一下對於這個新聞的看法、目前收集到的資料、計畫訪問的人、訪問的題目等等，偶而，我會遇到「拜託，幹嘛去訪問什麼什麼主任阿，他們都是壞人阿」的學弟妹，這是最困難的，從他們口中描述出來的事情，並不能說不對，但是我幾乎可以料想得到，他接下來好幾次的採訪幾乎都會是徒勞無功。

原因很簡單，去採訪心目中的壞人，還會有什麼好東西。

如同之前提到的，我們再不斷說出的時候，往往帶著我們獨特的印記，在各種印記裡頭，一大部分是我們的成見，但是我們並不自覺，比如你可能覺得某些人特別不好，某些人特別好，在大多數的情形下，這樣的成見雖不能說不好，但也不能說太差，因為它們幫我們作出近乎反射的許多判斷。

但是，當我們認真地想去認識別人、認識事情，或者，以高青來說，採訪新聞，這樣的成見，常常讓我們無法向前，我們一方面設定好人壞人好事壞事的問題架構，二方面還要意思意思地去採訪尋求有力的證據，很多時候，你會驚訝地發現，許多記者的採訪前後，並沒有多大的差異，換句話說，他雖然進入的採訪的場景，卻「萬花叢間過、片葉不沾身」，他選擇了符合自己成見的資料，而後離開報導。新聞採訪，成了一種不採訪。

於是，在採訪討論間，我們第一個要努力破除的，就是好人壞人的劇碼，別忙，先擺著，聽聽看別人怎麼說，你必須走入他的世界，一圈，再辛苦地摸索出來，你才能真正地去想這件事情是怎麼一回事。

而這樣的過程是痛苦的，因為當你這麼做，你等於是在採訪的那陣子，強迫自己進入一個暫時沒有是非黑白的世界，那個世界中，陳進興還不是壞人、國父也不是偉人、孔子不一定是好人、南京大屠殺也不一定十惡不赦，所有所有的理所當然，都要被擺下，除非你給出一個你找到的、採訪到的明確的理由。

這樣做，沒有別的，就是要去認識說跟聽的原初狀態，還沒被隨便下判斷的狀態，也只有透過這樣的認識，事件的描寫與討論，才有匍匐前進的可能。否則，每一則高青關心的新聞，必然可以簡化成權力的問題，而從這樣的角度看出去，的確是什麼都可以談，但是永遠無法談得更多更深入。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從一個獨特的人與事件，談到更大的層面，要談到結構卻又同時能讓大家都有感覺，都知道你真的看到了，都知道我身邊好像也有這樣值得關切的事。

高青，作為一種運動，不只是新聞製造機器，勢必會有這樣苦痛的過程，先直指自己，而後擴散出去。然而，這個苦痛有這麼單純嗎？

■ 媒體在個人的運作與問題：從一個經驗談起

時常問學弟妹，來高青，學到什麼，不會是更會借教室、更會排版這樣而已吧？學弟妹給我的答案，常常都是，有進步、學到很多東西，講話談論變得更精確一點，總之，就是變得「不一樣」了。

聽起來挺好的，但是，我們從來沒有好好看待過「不一樣」這件事，它真的這麼好嗎？知道的東西變多了，原先的成見價值被強迫放下了，真的沒問題嗎？

不妨從我一個經驗談起，在高醫，學校每年都會固定提撥一筆錢作為助學金，供家庭年收入95萬以下的學生申請，有一次，我去學務處詢問關於助學金申請的事，辦事員跟我說，他們把年收入分成很多等級，35萬以下、35萬到40萬之間、......、90萬-95萬，每個等級補助的錢都不一樣，名額也都是固定的，學生提出申請之後，學務處會把那個等級的學生按照成績排列，成績比較不好的同學就會被擠掉，排到下一個等級去，跟下一個等級的學生一起排名。

這個方法，一聽之下我就覺得很不對，一方面我自己也是屬於「成績不好」的學生；二方面，我還印象深刻地記得，當初九二一大地震的時候，行天宮撥款補助各校的受災戶學生，他們的作法是，先讓學生填寫一份詳細的問卷，包括學雜費、購書費、住宿費、生活費、置裝費等，由各校教官來評估填寫的金額是否如實，之後，他們會派員到各校當面跟受災戶學生懇談，說明這個助學金的目的、期限、繼續申請方式等，另外，他們也會安排專員去作家庭訪問，瞭解住家破損情形以及家境狀況，綜合評估後，他們才決定最後的補助金額，因此每個人都不一樣，一學期後，他們會主動問你是否需要繼續申請，並且安排第二次的家庭訪問。

對阿，這才是助學金！

我那時候這麼想，助學金的目標本來就是在幫助清寒的學生，而真正清寒的學生常常因為各種經濟的限制，可能要打工、節省購書費用等等，未必能夠爭取到好成績，以成績來決定誰可以接受補助，這是獎學金，並不是助學金。

從單一事件裡頭，覺察到校園結構性的問題，恰恰符合值得報導的高青新聞的重要條件。我幾乎是立刻想到要開始收集線索採訪這條新聞。

但是，當我問了幾句之後，很明顯整個詢問的氣氛改變了，那個辦事員也突然記起我是高青的記者，當我問題越來越尖銳時，他明顯變得不願正面回應，也不願清楚提供我可以找誰討論制度的修改。

當我打算進一步追問時，我突然愣了一下，我想起我到那個現場的目的，是要去申請助學金的，而我目前的追問，究竟是因為我不甘願申請不到助學金，或者我真的覺得重點在調整那個制度，即便申請不到都無所謂？而我以這樣的身份（申請者）來採訪這條新聞，會不會讓整個新聞的焦點模糊？有關係的行政長官會怎麼看待我這樣的行為？他們會認真回應嗎？還是會以為我在使用媒體暴力？

一剎那間，我腦中閃過許多問題，於是，我無法繼續問下去，不僅如此，最後我甚至也沒有申請助學金。這條線索，理論上應該可以帶回社團討論的，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我悄悄地遺忘了它。

這邊其實出現了一個問題，當我開始成為一名高青記者，開始學習怎麼採訪新聞時，我所學的全部就是採訪、提問、整理跟寫稿等等技巧，這樣的練習在不知不覺中影響了我的行為模式，我會很容易地嗅到線索的味道，同時像反射一樣，開始收集一定程度的線索內容。

在採訪本身，我覺得我並沒有多大的問題，我可以即時地反應及探問。然而，問題會出在，我似乎需要一種技術，來處理我跟採訪之間的關係。

換句話說，當採訪這件事與我自己碰撞在一起的時候，表面上我只是學會了一種新技巧，有一些新的工作，似乎我的生活仍然一如往常，然而，其實不然，在一些很細微的地方，我的生活其實已經改變了，甚至是，「我」自己已經不再一樣了，因為新的技巧、知識或理念，我其實會在生活的各種場景遭遇到許多隱微的問題，這些問題如果不被提出與回應，我一開始可能會覺得某些東西運作起來不太順，接著我可能會隨便找到一個方式來作，結果就是莫名地憤怒、羞赧或者其他。比如在上面那個例子中，當我可能或是真的被質疑為了自我利益時，我或許立刻惱羞成怒，在之後用盡力氣找這個新聞的碴；或者，一時之間不知道怎麼回應，於是心理受創地夾著尾巴逃跑。

這些細微疑惑的長期累積，必然改變我跟新技巧之間的關係。日子久了之後，我可能會隱隱約約地抗拒去採訪，但是我可能談不出來，也不知道為什麼。

在一個運動的過程中，我們是不是在不知不覺間漏掉一些相當重要的環節？為什麼？是我們心思不夠靈敏、不夠纖細嗎？還是這又是必然的過程？所謂「成大事者不拘小節」？

■ 結語：關切自我的技術

某種程度來說，這篇文章企圖把談論的點，從遙遠的結構拉回到身邊，而這也是我覺得重要的，不是說我們不再需要結構的討論，而是在每個人身上，每一個運動、工作隊、理想、限制、制度等等，到底對人有了怎樣的運作。

這是一個重要的層面，大家都有這樣的經驗吧，一個理想號召了一群人，組了一個工作隊或是社團，一年之內，成員慢慢離去，或者，力氣漸漸衰減，我們可能想說，大家的課業社團太忙了，或者，離開的人在個性上不適合，或者，他們太模糊了，竟看不出這樣一個理想鄉，在嘆息的同時，卻也隱隱有種孤單與驕傲，於是，我們對於理想變得更篤定，對於周遭的嘆息也越深沈。

然而，每個人都有過猶疑的時刻吧，可能在我們剛撞入一個新的領域或是社團時。運動真正的場域，應該是在這裡，在一個跟「自我」相當接近的位置。在這樣一個位置，似乎需要一種技術，讓我們去面對自己，幫助我們關注某些「不值得注意的小事情」，認出其中某些部分只是情緒、而某些部分卻隱含自我的問題，我們要做的，是額外嘗試一種技術去面對這樣的問題，去知道在許多決定、差異、離開、到來的背後，有怎樣原初的場景在流動著。

這並不是一種玄學，我們需要的，只是一種敏銳與稍作停留的耐心。

*原文發表於 2005.10.01 台灣醫學生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