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演繹

學生在求學階段不得不或不自覺，把「模仿」當作獨立的學習甚至研究，所以前者崇拜老師，而後者往往輕蔑老師卻又和老師成為利益共同體。正是基於這樣的狀況，研究環境沒有堅持住一些最為基本的要求：對科學的想像。所以，很少可以做出跟環境相關的對話，以及開發出有效問題意識的創造力。

— 引自黃建宏〈與雷的另一段對話〉

二零零四年二月，我第一次在花蓮的一個學術會議遇到黃建宏（註1）。之後，我陸續在一些場合遇到他，包括同年在國家電影資料館的一個紀錄片試映會，來中山哲學所讀書之後的一些會議。然而，我第一次感受到黃建宏的威力，是在上學期期末所上小Ｋ流某位重量級畢業學長的口考現場。那是一個虛構的現場。題目是虛構，報告是虛構的虛構，論文答辯是虛構的三次方。可是總有一些縫隙。中場休息時，黃建宏就著閒聊問了虛構學長一個問題：「剛剛問你很多問題，你都說要留待日後研究，我很好奇，你日後想做什麼阿？」「ㄜ，我還沒想到……」「那你不就是在呼龍我們……」然後是中場休息結束，重回虛構現場，虛構的四次方，口考順利結束。

不知道為什麼，很久之後我還牢牢記得這一幕。如果說，論文口考有某種虛構性，這是絕對沒錯的，當論文通過指導老師首肯的當下，其後的論文口考現場似乎就成為一種儀式，所謂儀式，就是一種既假又真，主事者操著既定的流程，口中喃喃唸著某種咒語，在神偶面前，請示、協商、附身、溝通、驅逐，這些作為，似乎假得可笑，但是，其結果卻又真實得令人感動。本所第一屆畢業生當中，有兩位處理過這種學術的儀式性問題，正面對幹的人是油普學派大師 — 沙克爺．勒（Suquer L.）先生，留下一本血跡斑斑的遺著《橘子與簿子》後，目前下落不明（一說正閉關進行身體性操練中），而虛構學長採取的顯然是另一條進路，事實上，他從未宣稱他要處理學術的儀式性問題，但是，如果有親臨法會現場的人，應該都能感受到一種造偽的威力，一種把學術儀式逼到幾近無能的威力，這是我所謂的虛構的虛構，是一種虛構的加法（再虛構），而不是虛構的減法（揭露）。

黃建宏顯然在某個瞬間逃離了這種學術性虛構，並且，也對抗了虛構的虛構。注意，我在這邊使用「儀式」一詞，並不是簡單的只是一種負面的指稱，好像遵從儀式過程的人都是笨蛋一樣，絕非如此，事實上，所有的儀式都是有其功能才會持續存在，正因如此，在一旁唱高調數落儀式的人，不見得比在儀式當中接受神靈附體的人來得高明，因為前者遺忘了（或說裝作沒看到）自己是在某種「不需要」的前提下發表高深議論，好比一個醫生，對著即將渴死趕忙喝下最後一口污水的人嘆到，唉你喝污水會生病的。作為一種儀式的學術性虛構，其弔詭之處正在於此，因為我們需要，所以我們無能脫逃，然而，我們（注意，是有客觀性的我們，而不是只有主觀性的我）又對這一切清清楚楚。因此，如何在承認既有條件之下，對一種（當下顯然是）必需的結構進行一種（虛構）逃離或（微型）破壞，我想，就是黃建宏的一種基本對抗姿態。

在大多數的口考現場，老師們（以本所邀請的口試委員為例）總是（也總能）在學術性虛構之外，拉高或者偏轉，從生硬的文本答辯，跨越到一種生命性、在世性的範疇，這個切換就像開關一樣，通常由經驗豐富的某老師所啟動，然後學生便能用另一種方式來說明其論文文本，這種具體展演的例子可以在沙克爺．勒先生以及一個好人先生的口試現場看到。但是虛構學長對於學術性虛構進行再虛構的結果，卻讓這個開關徹底失能，當老師切不過去的時候，作者加上論文便徹底地變成一件藝術作品，這時會有兩種反應，一種是評論者自說自話自行詮釋，另一種是評論者一邊批評一邊覺得又好氣又好笑又無可奈何。換言之，這裡所謂的藝術作品便有了一種很怪的自在性，你打它也不是、罵它也不是、稱讚它也怪怪的、甚至連它本身是什麼都摸不著頭緒，可是你卻必須持續地跟它說話（說著儀式所允許的話）、跟它發生關係直到儀式結束。

因此，如果說學術性虛構有一種統治性，那麼，一向由口考老師所主導的解放性，在虛構學長這件強大的藝術作品面前，被迫退位，此即對話的不可能。在此，黃建宏所進行的對抗方始出現一種新的意涵，意即對抗這種對話的不可能。對抗不再只是單純的解放或批判，而是嘗試使得對話得以發生，或者更精確地說，在對話之前，使得「會面」得以發生。這種會面，與其說是統治與解放的會面，不如說是概念（理論中的口考應該如何進行）與現象（實際上的口考裡頭的人的出現）的會面。然而，說得容易，黃建宏究竟是「如何」進行一種對抗的呢？特別是，這樣的對抗是明顯指向未來的。

是溫柔，或者，正確地說，是溫柔的刃。

有上過黃建宏的課的人，一定會被他既溫柔又銳利的姿態震攝到。所謂的銳利，很基本的印象毫無意外指的是他對於概念的區辨與切割，他彷彿有一種能力，可以瞬間把一團模糊的概念切成許多塊，斷面還會閃閃發亮。所謂的溫柔，則彷彿指的是他待人接物的態度，有一種柔軟的真誠，據聞他在接到一個不是他口考的學生的論文之後幾天，專程打電話給該生，說道，我能不能請教你一個問題（注意，不是我想提出一些問題，而是「一個」問題）。這樣的姿態，彷彿具備了一個「好老師」所需的必要條件，然而，這結論並非我所要提出以上的片面觀察的企圖。對我而言，這裡所謂的「溫柔—銳利」，有一種技術性的意義，意即，黃建宏的銳利的溫柔並非只是一種人格特質，它更是一種激進的對抗策略。注意，這邊雖然使用「技術」、「策略」這樣的形容詞，絕非將「銳利的溫柔」降級為一種不夠真誠、有所圖謀的次級手段（可惜我在中文裡頭找不到較為中性的名詞），反之，它與主體之間比較是一種肉身具現的關係（透過肉身方得具體化某技術），就像一名演員想要演出某個角色，如果不夠真誠、不夠拋棄自身以進入該角色的狀態，絕難達到，但是一旦他成功演出某角色，這角色卻又絕對是「他的」，換言之，技術與主體之間有一種較為平等且交纏的關係。

因此，某種程度來說，我以為黃建宏的銳利不是文本上的，不是學術性的，而是現場的、政治性的（當然，此處的政治也絕非一般世俗意義下的負面指稱）。論文口考的中場休息是一種虛構（真的有什麼現場能實行所謂的「暫時中斷」嗎？），虛構學長顯然在此並沒有對這個中場休息進行再虛構的動作，黃建宏的銳利是在這個節點切進來，在既有的學術性虛構的前提下（此時是休息時間，話語可以不是答辯性的），問了一個怪異的問題，「你日後想做什麼？」，這個問題的脈絡彷彿來自剛剛的虛構口考現場（事實上當下仍在虛構當中），但因為虛構的限定（這時已經是中場休息了），這句話語起了一種引誘性的力量，引誘虛構學長將某種真話（或說意外性的話語）置入虛構當中，「ㄜ，我還沒想到……」，隨後黃建宏所說的「那你不就是在呼龍我們……」，再度提醒或逼顯了學術性虛構仍然隱晦在場，此時，概念與現象瞬間交會，雖然隨即分離，但是這痕跡已經被所有在場的人捕捉到了。

然而，如同之前所說，這絕非一種次級性的技術，不是由主體理性任意操控，以致於可以任意逼迫他人現出原形的技術，相反地，這種技術的核心來自於一種溫柔，一種對於具個體性「人」的信任。換言之，黃建宏不是因為不相信眼前這個人才問的（他剛剛都在說謊，待我好好試探他），相反地，他對於這個人有一種徹底的信任，於是，雖然結果彷彿是這人露出馬腳，但是在學術性虛構的意義下，這無疑更逼顯了一種益加可貴的真誠（很多時候在學術性虛構現場，說真話常常也變成一種儀式），黃建宏相信（而非判斷）有這個，所以才問。這種問句並非毫無危險的，單純的相信與嘗試可能再一次被學術性虛構所踐踏（對方繼續順著某種形式性原則來回應），可是也有成功的機會。這樣一種對巨大的沈寂背後仍然存在著生命的相信，給出的是一次次（微型）獻身的賭注，這便是黃建宏所獨有溫柔核心。

於是，由黃建宏所特化的「溫柔—銳利」的交纏樣態，給出了一種對抗對話／會面的不可能性的原初想像。至此，一切似乎相當美好，世界大同彷彿就在眼前，四海一家也不再遙不可及的。然而，如果大家去黃建宏雅虎的部落格《電影眼》（Google就可以搜尋到了），閱讀「台灣的片面屬性」一系列文章，就會發現這面想像中、生發中的溫柔的刃似乎還很微弱（然而，微弱難道不正是溫柔的必要條件嗎？）。但微弱顯然還不是最麻煩的問題，文章一開頭引文提及的「模仿」，才真正迫使我們無法不注意到其「溫柔—銳利」的美學屬性，意即，作為一種激進的對抗，「溫柔的刃」絕對是一次次當下生發的積累，所對抗者即是「僵硬」，因此，他一方面以創造指出某種結構性問題，另一方面卻也反對他人對自身這種對抗姿態進行直接拷貝。在這樣的前提下，老師黃建宏（必須完成複數次的創作），顯然比藝術家黃建宏或是運動者黃建宏來得有趣許多。

最後，僅以黃建宏的一段話做結：

哲學的政治性（la police）解讀，使得單純的愛知者顯得不足，而必須以能夠思考當下問題、干預問題的熱情與創造力（即政略la politique），才能展示其愛意，而這愛的展現，就是對於未來政勢（le politique）的誘引。

— 引自黃建宏〈無人稱的政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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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01
一般說來，依關係而言應當稱呼黃建宏「老師」，此處將老師兩字予以省略，理由有二。第一，小所小系影印費用不足，版面字數有限，此乃不得以而為之。第二，也是比較重要的，則是希望將黃建宏暫時放入某種括弧，放入括弧的操作便是逐一剝除某些外加的東西（規定），而首先，就是師生的倫理關係，這種關係如果推到極限，就是前一段引文裡頭的「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