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演繹

很久沒有這麼嚴肅的談話了。

其實也沒有很嚴肅，不過就是開始聊說到底寫一篇什麼主題的論文，是要給誰看，人家幹嘛看。

「德國人研究康德，OK阿，那是他們的祖先，我們現在研究康德是要幹嘛？」

「在台灣做研究，從布希亞到弗洛伊德、拉岡，寫文章好像什麼都要談到一點，可是法國的氛圍比較不是這樣，每個人有自己專注研究的一塊，慢慢累積。對他們來說，布希亞、弗洛伊德、拉岡這些都是基本脈絡，早已讀過不是自己要的就略過，但是對台灣人來說，這些脈絡都像在灌Windows一樣，運作程式前都要先重灌一遍，重灌就重灌，但是為什麼研究胡塞爾、研究康德？在台灣有特殊的脈絡考量嗎？」

必須特別加註，很難從他的身上感受到昔日「幹！這三小。」的銳利氣勢，反而是一種很根本的疑惑跟不安。出國五年，回來能不能為台灣做什麼？好我承認上面這句不會是沙考的問法，更正，沙考式問句：出國五年，回來會不會餓死？你講的東西有沒有用？人家理不理你？

想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就已經很難了，還要考慮拿自己要的東西去跟他人對話的基本平衡，甚至於直指社會某種現存共同問題，這更難。但不可否認，這是我一直感興趣的基本行動位置。不只是分析，而是直接卡進去。

「我身邊同世代的朋友，大概都遇到類似的問題，越來越密集的機構式管控，標準操作、評鑑、考核，大多數人早早選了一個工作，卡位，在那上面耗掉最精華的青春跟勞力，很可怕的是，幾年後會不會是一場空？但是現階段也不可能完全逃離這種內耗性的運作，重點是要怎麼跟它保持一種平衡，然後努力維持頭腦清醒，慢慢累積自己想做的東西。」

無疑地，我也是他同世代眾多朋友其中一位，所以我可以分享一些經驗，關於這種隨處可見的內耗式運作。是昨天沒講的。其實很有趣，我一直以為我能夠靈活應付各種外加的內耗而不損及心神，最簡單的操作就是把自己分成兩半，外面那一半去應付機構或計畫的基本要求，最高指導原則就是花最少的力氣並且儘量不要去問為什麼，裡面那一半還是保有自己的觀點跟情緒，主要是情緒，以便可以在大家聊天時，用外射的力比多證明自己還是個人，保留以前某種風格的一個人。

換言之，我以為我能夠維持這種內外分隔的界線分明。大家都知道下一句會怎麼寫吧，就是「結果，我錯了......」之類的。故事都是這樣寫的，但這其實不是我想講的重點。內外是我自己分的，內在如何改變也是我自己說的，這也許都只是一種不嚴謹的看法。

我倒是想講講別人說我的改變。

兩年前，當我要離開高雄哲學所時，指導教授蔡老師很委婉地說，我有一點改變，變得比較不直接回答問題。我當時以為哲學就是不能直接去回答問題，並不以為意。但口考當天我發現事情並非如此。搞哲學的會很小心不要掉入陷阱，他們的不回答問題比較是這種風格。但我發現我對陷阱並沒有很好的洞察力，或者說，我對於陷阱的位置很敏感，但是對拆解陷阱很拒斥。於是我變得要嘛很容易掉入陷阱，要嘛很容易在陷阱面前停住。如果真的掉入陷阱，接著就等著人家來救我就好了；或者，在陷阱之前停住，說對不起我還沒準備好，也就不用去回答問題了。簡言之，我漸漸變得在考量怎麼做是最有利的，這可以讓我不至於狼狽，越來越不容易狼狽，但是卻離問題越來越遠。

這種反應模式在我身上漸漸凝聚成一種話語的風格。如果以心理學的術語來描述，叫做自我揭露（self-disclosure）。我進到醫院之後，某個主治醫師曾這麼說過：「你們這組很有趣，每次我要跟你們談治療的技術性問題，你們沒多久就會開始自我揭露，講你們的生命史、你們的錯、你們的反移情等等，結果，往往就是我們的技術性討論必須被迫中斷。」我跟同事尷尬地笑了笑，然後果然很快就中斷討論。

其實在那之前，我並沒有這麼清楚地意識到我常用的話語風格，特別是在遭遇困境時。我早年比較會就事情選一個立場去捍衛，或許是累了吧，或者我不想重複地接受基本問題的檢驗，我開始自然地運作一種描述的技術。自我揭露嚴格說來並不比某些咄咄逼人的理性話語來得強，但那應該是最容易上手的話語，也卓有成效。於是，我常不自覺地放出大絕招。也不是說放大絕招不好，只是放久了，我逐漸忘記要怎麼問問題，或者我有問題想問，但總是慢了一步，或膽小，不小心一被質疑就先放了大絕。這種自我揭露對別人的恐嚇性力量就先不說了，但重點是對自我的逐步接管。好像走到最後除了拼命地壓榨自己掏心掏肺之外，不再有任何創造性的可能。或者，應當說我也不再相信創造性的發言是有效且必要的。

考，真的還蠻嚴肅的阿。餓了，吃飯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