卯上主流！

文╱李靜怡
「我是在台南縣白河鎮出生的，從小，就聽聞父母親及一些長輩述說四十幾年前白河、東山大地震時的慘況，母親說，當時她19歲，才聽到「呼！呼！呼」地動的呼嚎，地牛就以一股強大的力量把土地抬起來「摔」，頓時山崩地裂，房子如骨牌般的震垮，人站都站不住，到處黑天暗地。」

1999年，30歲的黃淑梅站在中寮鄉永平街二排倒塌房屋前，她開始進入了七年陸續拍攝、剪接《在中寮相遇》與《寶島曼波》兩部紀錄片的漫長過程。她和災民站在同一陣線抗爭、陳情、與南投縣政府交涉關於中寮鄉重建的工程延宕，以及因為縣政府疏失，讓居民重建房屋蓋在九米高的虛地上；她和紀錄片團隊往往在豪雨時候開車上山，落石滾滾，幫助幾位居民逃難，還有一位顧著一窩小雞不肯下山的老太太；或是在納莉颱風時，在水深至頸的東區徒步涉水搶救工作室的 450捲母帶；和夢想蓋順應坡勢之綠建築的東海建築師，還有正義無敵的記者陳卉怡組成了堅強的斡旋小隊。太過投入的紀錄片導演很難掩飾自己的激動，總是說著說著，就靠我越來越近，總是說著說著，就發現許多在自然災害後，無法用語言表示之無物不廢的無常。

破報(以下簡稱破)︰城市藝術家常常對廢墟有許多精神式的投射幻想，或是視廢墟為政治或是發展過剩的都市殘餘物，妳自己對遭受自然衝擊的災區廢墟有什麼感受？

黃 淑梅(以下簡稱黃)︰首先覺得自然無限，人很渺小，地震可以摧毀所有東西。進去拍災區才知道台灣土地倫理，講土石流大家就以為種檳榔是肇因，其實不是。 《在中寮相遇》有個軸線就是講土石流。從小教育是叫我們背沒有去過的中國鐵路，到九二一地震我還是不知道土石流問題出在哪裡？後來我才去問生態學者陳玉 峰，就他三十年的經驗我才完全理解。台灣檜木林在日據時代就砍光了，但是他們砍完會種，種一些闊葉林。國民黨來以後，又把闊葉林砍光，闊葉林區塊是雨量最 豐沛的，沒有大樹根部就無法抓住土地。更慘的是國民黨實施放林，分宜林地與宜農地外租農民，管理不嚴謹，宜林地也偷種農作，現在看到的高山農作，都是在那 時候上山的，香蕉、哇沙米、檳榔、薑，輪番種，不停翻土，土石保水機能完全喪失。譬如以前下雨，雨從山上下來要一個小時，現在或許只要半小時。我們都知道 台灣是造山運動造成的，可是你到災區看到真正的造山運動，那非常 shock。

許多人一輩子才蓋一棟房子，不管貴賤貧富，她一輩子心 血都毀了。有的人必須住組合屋，必須繳貸款重蓋，不知道要付到什麼時候。地震好像是集體災難，但是那個底下有很多故事。有很多人家在那裡所遭受的生命斷 層，譬如全家都死掉，那種東西不是災難外圍的人可以理解的，因為災難找到的不是我們。

破︰許多進入南投災區協助重建的人描述過在極度壓迫的非常時期中，災區獨特的集體團結氛圍。妳在南中寮所觀察到的當地人所呈現的價值觀？

黃 ︰二次大戰後日本不收香蕉以及拚命城市化、工業化，農業是擺在最後的。中寮的命運就跟許多邊陲農村一樣，年輕人外流，農業蕭條，加上地方政府長期以來只著 力於選舉樁腳經營，鄉里建設無物，幾乎讓人看不到中寮村的未來。中寮是台電公司南電北送的中繼站，很大的像是科幻片怪獸的變電所隨處蓋在村落，中寮村本來 200戶，領了補助金全部搬走後，只剩50戶。你走在哪都可以看到很大隻的電塔，旁邊就是農地，變電所選在自己家鄉就沒有發展與改變可能。

除了變電所還有垃圾場，年輕人很氣憤也無法改變。我在《與中寮相遇》拍了青年廖學堂。媽媽過世後，他從台北搬回家陪獨居父親，他看不慣這些事情，但是在家鄉的年輕人，你一個人周圍有三十個老人，你很想改變，卻也無力改變！

九 二一對中寮來說是一個轉變。像廖學堂原本就只有一個朋友可以講心事，地震之後就很多人可以講。地震之後來了許多專業團隊與政府資源投入，廖學堂就組織了鄉 親工作站，開始帶村裡老人去修復五公里長的『福盛圳』，和小孩做互動。現在水圳修完了，他們接受主婦聯盟專家輔導，改做有機農業，開了一個柳丁學習農園， 以及地方圖書館，幫助農村隔代教養的問題，輔導課業。

這裡面有很強的向上力量，災區年輕人想要努力與改變，感到很憂暗，但前面似乎有光明。你知道環境很困頓，但是人可以透過自己力量，就算不撼動體制，也可以在災區發芽，這種情感性的東西對我真的很有吸引力。

破︰《寶島曼波》拍攝到一半的時候，你把素材剪接成陳情帶寄到中央政府，在這之中是否有創作者的掙扎，或是紀錄片工作者介入地方民眾運動的想像？

黃 ︰《在中寮相遇》對於土地情感較濃郁，用很濃的個人情感呈現。我們的地方史都是關於橋的落成，關於鄉長來剪綵，沒有人把一個鄉的發展，她的過去、現在、未 來會碰到什麼問題，作一個紀錄。我想將中寮鄉歷史從種植香蕉的輝煌到建垃圾塔，人在裡面的生活，都把它羅列進來，變成完整的空間影像。而《寶島曼波》希望 呈現批判與辨證的過程。

有些觀眾說，很欣賞這樣的轉變，從作者個人角色強烈的紀錄，到攝影機介入成分較少。雖然《寶島曼波》曾經使用 陳情帶手法去做直接改變，讓影像在運動過程扮演催化角色。那時候我和居民阿伯們，和「中寮鄉親報」的記者陳卉怡都覺得自己是一個team，常常明天要和縣 政府開會，阿伯就煮飯，建築師徐光華就說「我明天要報告什麼 ...」。大家就會要我準備拍攝的文字稿。所有人是認同一個想要完成「家」的理念，因為你在裡面看到自己的參與了。你覺得居民的房子有可能蓋在九米高的虛 地上，無法坐視不管，你就會開始討論什麼有效，並不是一開始就討論攝影機可以做為運動的工具，是這樣不得已討論出來的。

我對寄送陳情 帶有很大的顧慮與掙扎，顧慮到基層公務人員感受。因為你陳情就是躍過地方政府直接到中央層級，你不知道基層公務員會有什麼樣的反彈，會對居民有什麼影響。 每個人都有自己根深蒂固的價值，來自某種習慣。他覺得我這樣住，房子鏟成平地後不用爬上爬下，但是他並不知道土地剷平後有什麼影響。建築師認為不擾動土地 是最好的。很多公務員面對體制也是突破不了，你不能踰越許多項目，體制要能運轉，一定有防弊的方式，但是很多會造成非常重建時期的延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