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開著的　(2008秋天）

這種享受，簡直就是『萬劫不復』，而且還幾乎停不下來，心裏總不忍這麼快就排完了、演完了，這段日子總要沈溺在各種與她相關的文字和影像當中，方得安寧。

“一讀就中了魔，找不到自己。”
——蘇童

對我來說，張愛玲，或者紅樓夢，因為讀得熟了，現在都是吃便當時候拿來佐餐用的，讀幾乎要成為反射的熟悉之物，才不影響消化。
記得我跟楊牧提過這樣的「用餐習慣」，他說，這豈不是跟白先勇一樣了？
白對於紅樓夢第幾回有什麼可是清清楚楚，隨問隨答，我從前雖然跟戀人玩過紅樓回目接龍的無聊遊戲，也還沒有這個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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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也有「張愛玲與反張愛玲」，張愛玲早成了「祖師奶奶」，
有作家為她激情月臺，也有避張如避火者，
甚至有為之寫了厚厚書冊卻要特意表明「我不是張派作家」等等。

這名行蹤神秘的女作家所帶來的焦慮，不只出現在作家身上，也出現在評論家身上﹔

張愛玲與台灣文學史的書寫是一種緊張的關係，如何解釋台灣「張愛玲熱」也成為燙手的議題，甚有主張這是因為她可以滿足「想像中國」之慾望，也就是一種「失落了中國」之後，對中國的「意淫」－－
這其中或明或隱地牽涉到國族認同，且張委實也太忙碌了點，同時要滿足對香港 / 上海 / 中國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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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個（非台灣的）作家的迎與拒之間，牽扯著對「台灣」的想像，以及對「台灣文學」邊界的拓寬或修剪的問題，甚至是文學史觀和建國論述之間的拉鋸。
五四以來，大抵也只有這樣一個女作家有如此大的能耐﹔就這點來看，就連魯迅都得讓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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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到「反張愛玲」，恰恰是一個把張愛玲架空的過程。

張愛玲先生，一代絕世才人，中國現代小說大家，猶似謫仙歸位，悄悄然物化而逝。

　　
愛玲先生出身前清權貴世家，自生及長皆寓居津滬兩地外國租界及香港英殖民地。


遺老族戚之輩本皆化外於民國──至少也都是事不關己的無情以視界外天 下。



如此乃流傳和成就愛玲先生文學風格的超然觀世，冷然處世；外間幾世幾劫 ，時事多少盛衰興替，時潮多少飛伏湧退，似皆與她無涉，不為所動。這種「鵲 橋俯視，人世微波」天上人間的境界，在中國現代小說家中，幾無第二人有她這般邀天之幸而得之者。


　　
如此看來，愛玲先生確然深得天之獨厚；也正因這樣殊異，突出於五四以來 所謂「新文學」的作家，乃每為預設尺碼的文評家，指其作品脫落於時代和社會，甚而為之貼上鴛鴦蝴蝶派的言情小說標籤，排斥於純文學作家行列之外。


誠然 ，其先期作品《傳奇》小說集、《流言》散文集，皆成於日本佔領下的滬港兩地 ，卻全然不涉當時遍地烽火，山河變色，國家苦難和民族瀕臨生死關頭的時代脈 動，豈不招致世人以冷血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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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玲先 生筆下正就是這樣的清平世界，蕩蕩乾坤，真正戰勝強敵的主力──千家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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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文學論家多以西洋寫實主義的框架來套量中國現代文學，動輒以反映時 代與社會為放諸四海皆準的要求。不知文學自身即就是發光體，是其照亮時代與社會，豈僅是一面「象喜亦喜，象憂亦憂」，婢學夫人而無主體生命的鏡子？而愛玲先生後期的重要作品《秧歌》、《赤地之戀》，那可是緊緊契合著那個時代和社會的脈息，但一般論者則又要就是避而不提；要就是以其為「反共文學」而不值一顧。


　　
對此須從多方面來看：


一是只因不認同或鄙夷反共的資產階級、資本主義， 或專制政體，連帶也減低或否定自主性反共的歷史意義與時代價值，委實不當。



二是單以「反共文學」定位《秧歌》與《赤地之戀》，未免太窄化矮化這兩部傑 作；鑒於愛玲先生的作品在海峽兩岸愈來愈為廣受重視，可以斷言有朝一日不問 是不需反共，抑或共已不存，這兩部長篇巨構必仍富有其文學價值，當可知其內涵至豐至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