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 21,2006
Fringe 的迷思
藝術文化與公眾的關係非常密切,但郤一直沒能引來公眾的關注和討論,近日有關Fringe發展問題的文章,開始零星出現在報章上,希望這是一個引發更多公眾討論有關文化之事的開始。 而我作為一名觀眾最關心的,就是Fringe會繼續給我們看些什麼樣的節目。
現在經營模式的大變動,會否影響這個藝術節的藝術方向和想達成的文化使命? 我認為Fringe在過去七年所呈現在公眾面前的形象是蠻清晰的,毎年到Fringe,公眾便會看到一堆不按牌理出牌的節目,在城中各個平常角落,進行不同規模、主題、模式、類型的藝術活動,隨便數些例子,如:以綿羊仔方式帶著觀眾穿街過巷進行流動式的演出、在公園水池上放映錄像、在舊街小巷裏跳舞、即使可以坐定定看演出,坐下的地方也通常是習慣以外的,如廢棄工廠、空置難民營、即將拆卸的工人球場、街市樓上、茶樓、露天廣場搭起的帳蓬等…選擇這些地方的表演,也通常配合著演出者創作中想要帶給觀眾的一些訊息。
這些演出的目的期待通過不一般的形式和表達為觀眾帶來不一樣的觀賞經驗、不一樣的創意啟發,有一些甚至要求觀眾不要只是被動地靜坐觀賞,而能有一些程度的參與,其目的也只是為了與觀眾更好地溝通。
這些演出所傳達出背後的Fringe理念和藝術方向其實是很清晰的:鼓勵創意、實驗、強調藝術與生活的緊密關連,正由於此,藝術質素未必是放在第一位的考慮(因此它不會著力去買和賣一些名牌節目),希望營造更開放自由的創意環境、讓參與藝術家在壓力較少的氣氛下激發出更多新穎的嘗試、互相進行交流和表達,連續兩年的Fringe 都進行了『Wacfest!』藝術營的計劃,讓藝術家聚集交流,也有提供好多外地與本地藝術家一同創作的契機。
這類型以實驗先行的表演模式,大部份處於未進入既有模式的雛型狀態,不適宜硬套一些如『先鋒』、『前衛』等標籤,而且種類十分多樣化,有很多是混合體,由於這類演出不以慣常模式及表現手法進行,對於一些觀眾來說可能會引發一些陌生化的效應,所以更不適宜以一些既定詞彙或眼光去評價它們,讓人更覺得難以理解和親近。
面對這些命中註定經常出現的難題,作為主辦單位應該要確立和堅守自己的藝術方向,向著自己定下的藝術目標清晰地前進,準確地判斷節目的質素,積極找尋更多與觀眾溝通的機會而不是為要遷就大多數人的口味而去找一些所謂『易入口』的節目,來確保行政上可以交差的『入座率』,這樣就會落入本末倒置的方向迷失中,不斷在服侍觀眾的口味中徘徊,這樣的藝術節很難有向前發展的遠景,不進則退,只能是一個退步的藝術節。
很遺憾和可悲的是,本地的大部份藝術節都是這樣一個『行政主導』的藝術節,所以我們很少聽到這些藝術節會談到自己的文化使命或願景,一般只會把宣傳集中在賣票上而為節目打鑼敲鼓,為了『安全的』行政考慮,他們一般會『入』一些安全的『貨』,即—題材上對社會上各方利益都沒有什麼衝擊性、藝術形式上不會怎樣偏離公眾口味、帶些少思想性但不需太深入太批判以免被人話『高深、晦澀』、節目裏最好有些國際認可的『賣點』、還有最重要的就是致力營造熱鬧繽紛、適合一家大小快樂地觀賞的、『好好睇睇』的氣氛就是成功的藝術節了。
如果還要加上『配合首長施政方針』的大前提(今年的藝術節節目就全部是旅遊文化的節目),當這一切都成為了一個藝術節的指標後,雖然選取出來的節目也不一定全是不值一看的,(我常覺得,節目本身是無辜的,它只是被有目的的人選了來担當政治的角色,所以我仍會去看值得看的節目,只是要同時符合上述要求的節目太少,而且多數不怎麼好看,經常都是失望而回。)
但問題是一個地方的藝術氣氛被刻意營造至此時此境,我想說,這些操控藝術的行政人所作的基本上距離『扼殺藝術』並不太遠了,因為在他們眼中,藝術只是一件行政工具。
事實上任何一個藝術活動(不管是傳統還是當代)都會出現有關的藝術手法與公眾未必能完全溝通的問題,但這是否就是判斷一個作品的標準呢? 以上所說的並不是說不用顧及公眾『通俗』的欣賞口味,公眾的口味當然需要考慮,而且還應該放在第一位來考慮,因為文化藝術本身就含有『教育』的目的,而對象當然就是公眾,正因如此,我們知道『教育』本身並不是與學生『快樂地』原地踏步,『教育』是清晰地指出一個方向,然後帶領著學生有方法地向著目標進發,只要藝術節能向公眾呈現出一個清晰的立場和方向,然後努力在節目的溝通上多做輔導及配套的工作,盡可能地讓公眾與作品通上電,只要認知到這一個著力點,一切的努力就明確得多,也較易能讓公眾明白到,努力的成果也有一個較公肯的評估,這樣持久的著力工作必將對公眾發生影響。
這其實又回到行政執行力的問題上,但這樣的行政是為要達成一個藝術目標而服務的行政工作。 觀眾當然應該要『快樂地』走進劇場,但不是只走進一個他所熟悉的、在他認知範圍以內的劇場,而是快樂地開放地走進各種劇場,慢慢培養出多樣化的、開濶的視野。
試想想很多我們未能完全明白的東西都有其獨特的存在意義,藝術其實與科學的性格很相近,都是傾向不一定要使用所謂『正常』的語言或思維去思考問題、或者去尋找答案,去進行各種想像力的實驗,我們同樣很難聽得明科學家的研究報告,但我們不會去嘲笑他們那同樣很難理解的語言,但大多數的公眾郤不會這樣去包容藝術的創意,甚至會嘲笑這些思想和理念,原因是我們活在一個功利而事事講求功能的社會,我們的教育不大尊重思想、只尊重成就。
現在經營模式的大變動,會否影響這個藝術節的藝術方向和想達成的文化使命? 我認為Fringe在過去七年所呈現在公眾面前的形象是蠻清晰的,毎年到Fringe,公眾便會看到一堆不按牌理出牌的節目,在城中各個平常角落,進行不同規模、主題、模式、類型的藝術活動,隨便數些例子,如:以綿羊仔方式帶著觀眾穿街過巷進行流動式的演出、在公園水池上放映錄像、在舊街小巷裏跳舞、即使可以坐定定看演出,坐下的地方也通常是習慣以外的,如廢棄工廠、空置難民營、即將拆卸的工人球場、街市樓上、茶樓、露天廣場搭起的帳蓬等…選擇這些地方的表演,也通常配合著演出者創作中想要帶給觀眾的一些訊息。
這些演出的目的期待通過不一般的形式和表達為觀眾帶來不一樣的觀賞經驗、不一樣的創意啟發,有一些甚至要求觀眾不要只是被動地靜坐觀賞,而能有一些程度的參與,其目的也只是為了與觀眾更好地溝通。
這些演出所傳達出背後的Fringe理念和藝術方向其實是很清晰的:鼓勵創意、實驗、強調藝術與生活的緊密關連,正由於此,藝術質素未必是放在第一位的考慮(因此它不會著力去買和賣一些名牌節目),希望營造更開放自由的創意環境、讓參與藝術家在壓力較少的氣氛下激發出更多新穎的嘗試、互相進行交流和表達,連續兩年的Fringe 都進行了『Wacfest!』藝術營的計劃,讓藝術家聚集交流,也有提供好多外地與本地藝術家一同創作的契機。
這類型以實驗先行的表演模式,大部份處於未進入既有模式的雛型狀態,不適宜硬套一些如『先鋒』、『前衛』等標籤,而且種類十分多樣化,有很多是混合體,由於這類演出不以慣常模式及表現手法進行,對於一些觀眾來說可能會引發一些陌生化的效應,所以更不適宜以一些既定詞彙或眼光去評價它們,讓人更覺得難以理解和親近。
面對這些命中註定經常出現的難題,作為主辦單位應該要確立和堅守自己的藝術方向,向著自己定下的藝術目標清晰地前進,準確地判斷節目的質素,積極找尋更多與觀眾溝通的機會而不是為要遷就大多數人的口味而去找一些所謂『易入口』的節目,來確保行政上可以交差的『入座率』,這樣就會落入本末倒置的方向迷失中,不斷在服侍觀眾的口味中徘徊,這樣的藝術節很難有向前發展的遠景,不進則退,只能是一個退步的藝術節。
很遺憾和可悲的是,本地的大部份藝術節都是這樣一個『行政主導』的藝術節,所以我們很少聽到這些藝術節會談到自己的文化使命或願景,一般只會把宣傳集中在賣票上而為節目打鑼敲鼓,為了『安全的』行政考慮,他們一般會『入』一些安全的『貨』,即—題材上對社會上各方利益都沒有什麼衝擊性、藝術形式上不會怎樣偏離公眾口味、帶些少思想性但不需太深入太批判以免被人話『高深、晦澀』、節目裏最好有些國際認可的『賣點』、還有最重要的就是致力營造熱鬧繽紛、適合一家大小快樂地觀賞的、『好好睇睇』的氣氛就是成功的藝術節了。
如果還要加上『配合首長施政方針』的大前提(今年的藝術節節目就全部是旅遊文化的節目),當這一切都成為了一個藝術節的指標後,雖然選取出來的節目也不一定全是不值一看的,(我常覺得,節目本身是無辜的,它只是被有目的的人選了來担當政治的角色,所以我仍會去看值得看的節目,只是要同時符合上述要求的節目太少,而且多數不怎麼好看,經常都是失望而回。)
但問題是一個地方的藝術氣氛被刻意營造至此時此境,我想說,這些操控藝術的行政人所作的基本上距離『扼殺藝術』並不太遠了,因為在他們眼中,藝術只是一件行政工具。
事實上任何一個藝術活動(不管是傳統還是當代)都會出現有關的藝術手法與公眾未必能完全溝通的問題,但這是否就是判斷一個作品的標準呢? 以上所說的並不是說不用顧及公眾『通俗』的欣賞口味,公眾的口味當然需要考慮,而且還應該放在第一位來考慮,因為文化藝術本身就含有『教育』的目的,而對象當然就是公眾,正因如此,我們知道『教育』本身並不是與學生『快樂地』原地踏步,『教育』是清晰地指出一個方向,然後帶領著學生有方法地向著目標進發,只要藝術節能向公眾呈現出一個清晰的立場和方向,然後努力在節目的溝通上多做輔導及配套的工作,盡可能地讓公眾與作品通上電,只要認知到這一個著力點,一切的努力就明確得多,也較易能讓公眾明白到,努力的成果也有一個較公肯的評估,這樣持久的著力工作必將對公眾發生影響。
這其實又回到行政執行力的問題上,但這樣的行政是為要達成一個藝術目標而服務的行政工作。 觀眾當然應該要『快樂地』走進劇場,但不是只走進一個他所熟悉的、在他認知範圍以內的劇場,而是快樂地開放地走進各種劇場,慢慢培養出多樣化的、開濶的視野。
試想想很多我們未能完全明白的東西都有其獨特的存在意義,藝術其實與科學的性格很相近,都是傾向不一定要使用所謂『正常』的語言或思維去思考問題、或者去尋找答案,去進行各種想像力的實驗,我們同樣很難聽得明科學家的研究報告,但我們不會去嘲笑他們那同樣很難理解的語言,但大多數的公眾郤不會這樣去包容藝術的創意,甚至會嘲笑這些思想和理念,原因是我們活在一個功利而事事講求功能的社會,我們的教育不大尊重思想、只尊重成就。
May 20,2006
出走
無法忍受留在一個地方太久,總要找各種借口走到別的城市呼吸一下,香港愈來愈沒趣,反而廣州,是我近來喜歡的出走之地。
去廣州通常一天即可,雖然有點趕,但長了人就鬆了,還是保持著僅僅可以平衡的、不緊不緩的節奏比較適合我。一天可以更集中在想去做的事情上,去目標之內的書店、買DVD的地方、咖啡店和『古巴』,哈!一天剛好。
這次還有個很重要的目的,探望剛懷孕了的朋友Maggie。見面,她便又體貼地帶我去掃碟。雖然好幾檔都還未開門,但我還是興奮地掃了一堆:至愛的經典『柏林蒼穹下Wings Of Desire』、高達拍Cocteau的『真相與謊言』、Jérôme Bonnell 05年的『Les Yeux Clairs』、02年王兵用DV、在沈陽拍攝歷時兩年的紀錄片『鐵西區』(一共3集)、剛在文化中心看完Lars Von Trier美國三部曲之二的『地獄莊園Manderlay』以及他的前作整套『歐洲三部曲』、Agnès V.拍Jane Birkin的記錄片『千面珍寶金』、舊片子『Metropolitan』、關於電影攝影的紀錄片『Vision Of Light』、一套五張岩井俊二早期作品集、Tony Gatlif拍的關於吉卜賽人流浪的記錄片『Latcho Drom(一路平安)』(這部紀錄片太好看,打算拿來做教材),Maggie又幫我買了寺山修司的『無賴漢』以及兩部波蘭斯基的片子。
在一間書店發現上海竟然新出版了一本紀念Beckette的『貝克特肖像』,當下買了,還有本雅明的『單行道』。不消說,將大入。哈!小豐收大樂哉!我像儲好了糧過冬的蟻,又可以回去面對殘酷的現實,過上一段日子了!
去廣州通常一天即可,雖然有點趕,但長了人就鬆了,還是保持著僅僅可以平衡的、不緊不緩的節奏比較適合我。一天可以更集中在想去做的事情上,去目標之內的書店、買DVD的地方、咖啡店和『古巴』,哈!一天剛好。
這次還有個很重要的目的,探望剛懷孕了的朋友Maggie。見面,她便又體貼地帶我去掃碟。雖然好幾檔都還未開門,但我還是興奮地掃了一堆:至愛的經典『柏林蒼穹下Wings Of Desire』、高達拍Cocteau的『真相與謊言』、Jérôme Bonnell 05年的『Les Yeux Clairs』、02年王兵用DV、在沈陽拍攝歷時兩年的紀錄片『鐵西區』(一共3集)、剛在文化中心看完Lars Von Trier美國三部曲之二的『地獄莊園Manderlay』以及他的前作整套『歐洲三部曲』、Agnès V.拍Jane Birkin的記錄片『千面珍寶金』、舊片子『Metropolitan』、關於電影攝影的紀錄片『Vision Of Light』、一套五張岩井俊二早期作品集、Tony Gatlif拍的關於吉卜賽人流浪的記錄片『Latcho Drom(一路平安)』(這部紀錄片太好看,打算拿來做教材),Maggie又幫我買了寺山修司的『無賴漢』以及兩部波蘭斯基的片子。
在一間書店發現上海竟然新出版了一本紀念Beckette的『貝克特肖像』,當下買了,還有本雅明的『單行道』。不消說,將大入。哈!小豐收大樂哉!我像儲好了糧過冬的蟻,又可以回去面對殘酷的現實,過上一段日子了!
February 10,2003
東歪西倒

子嬰從台灣回來度歲,作為手信,帶來一本精彩的書【東歪西倒,參年有成──台北文化一千天】。
閉門追讀一個晚上,人讓厚厚一冊書餵飽了,禁不住掩卷──不是長嘆,而是舒服坦然,像是讀完了一則在地童話,竟然有溫暖的感覺。
畢竟世間還有童話。
在歷史的長流中,文化要做出影響來,三年,委實太短了,但就這麼區區的一千個日子,台北的天空和地上郤擠滿了密密麻麻的希望工程,龍應台以她文人的才情和胸懷,為台北打造了一個高瞻遠望的文化指標,為這個城市創造了一個高品位的文化環境。
在這一千天裏,她成立了台北第一個『國際藝術村』,成為文化交流根據地;邀請高行健成為第一位駐市藝術家;舉辦華人第一個國際詩歌節;保存市內大量的古蹟,並以藝術活動來使古蹟復活和重生,以此創建了大量城市的人文空間──如在市長官邸創設『藝文沙龍』;把台北市政府舊廈改建成『台北當代藝術館』,並首創以官資民辦的模式經營;在眾多她所訂立和施行的制度和方案中,一些基本原則的制定最能體現出她文人當官的獨特之處。
龍應台說到文化局,她認為在現在的草創階段,自然一片生機和朝氣,但以後還是很難避免會成為一個官僚機構,所以要在「徹底官僚化」之前,趕快建立健全的制度,確定大方向,她認為文化局工作的態度應該:『理想性格要盡量保持,近乎宗教的情操要捧在心裏。
對這個社會要有一份溫柔的情感,否則不要來投身文化建設的工作。
她勉勵同仁,『這一份溫柔的情操,要小心維護,因為它很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