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靜筆記

總是和雞蛋站在同一邊
村上春樹

我是以小說家的身份來到耶路撒冷，也就是說，我的身份是一個專業的謊言編織者。

當然，說謊的不只是小說家。我們都知道，政客也會。
外交人員和軍人有時也會被迫說謊，二手車業務員，屠夫和工人也不例外。
不過，小說家的謊言和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在於，沒有人會用道德標準去苛責小說家的謊言。事實上，小說家的謊言說的越努力，越大、越好，批評家和大眾越會讚賞他。
為什麼呢？

我的答案是這樣的：藉由傳述高超的謊言；也就是創造出看來彷彿真實的小說情節，小說家可以將真實帶到新的疆域，將新的光明照耀其上。在大多數的案例中，我們幾乎不可能捕捉真理，並且精準的描繪它。
因此，我們才必須要將真理從它的藏匿處誘出，轉化到另一個想像的場景，轉換成另一個想像的形體。不過，為了達成這個目的，我們必須先弄清楚真理到底在自己體內的何處。
要編出好的謊言，這是必要的。

不過，今天，我不準備說謊。我會盡可能的誠實。一年之中只有幾天我不會撒謊，今天剛好是其中一天。讓我老實說吧。
許多人建議我今天不應該來此接受耶路撒冷文學獎。有些人甚至警告我，如果我敢來，他們就會杯葛我的作品。

會這樣的原因，當然是因為加薩走廊正發生的這場激烈的戰鬥。根據聯合國的調查，在被封鎖的加薩城中超過一千人喪生，許多人是手無寸鐵的平民，包括了兒童和老人。

在收到獲獎通知之後，我自問：在此時前往以色列接受這文學獎是否是一個正確的行為。這會不會讓人以為我支持衝突中的某一方，或者認為我支持一個選擇發動壓倒性武力的國家政策。當然，我不希望讓人有這樣的印象。我不贊同任何戰爭，我也不支持任何國家。同樣的，我也不希望看到自己的書被杯葛。

最後，在經過審慎的考量之後，我終於決定來此。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有太多人反對我前來參與了。
或許，我就像許多其他的小說家一樣，天生有著反骨。
如果人們告訴我，特別是警告我：「千萬別去那邊，」「千萬別這麼做，」我通常會想要「去那邊」和「這麼做」。你可以說這就是我身為小說家的天性。
小說家是種很特別的人。他們一定要親眼所見、親手所觸才願意相信。

所以我來到此地。
我選擇親身參與，而不是退縮逃避。
我選擇親眼目睹，而不是蒙蔽雙眼。
我選擇開口說話，而不是沈默不語。

這並不代表我要發表任何政治信息。判斷對錯當然是小說家最重要的責任。

不過，要如何將這樣的判斷傳遞給他人，則是每個作家的選擇。
我自己喜歡利用故事，傾向超現實的故事。
因此，我今日才不會在各位面前發表任何直接的政治訊息。

不過，請各位容許我發表一個非常個人的訊息。
這是我在撰寫小說時總是牢記在心的。我從來沒有真的將其形諸於文字或是貼在牆上。
我將它雋刻在我內心的牆上，這句話是這樣說的：

不過，並不是只有一個角度，還有更深的思考。
這樣想吧。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是一顆雞蛋。我們都是獨一無二，裝在脆弱容器裡的靈魂。
對我來說是如此，對諸位來說也是一樣。我們每個人也或多或少，必須面對一堵高牆。
這高牆的名字叫做體制。
體制本該保護我們，但有時它卻自作主張，開始殘殺我們，甚至讓我們冷血、有效，系統化的殘殺別人。

我寫小說只有一個理由。
那就是將個體的靈魂尊嚴暴露在光明之下。
故事的目的是在警醒世人，將一道光束照在體系上，避免它將我們的靈魂吞沒，剝奪靈魂的意義。
我深信小說家就該揭露每個靈魂的獨特性，藉由故事來釐清它。
用生與死的故事，愛的故事，讓人們落淚的故事，讓人們因恐懼而顫抖的故事，讓人們歡笑顫動的故事。這才是我們日復一日嚴肅編織小說的原因。

　（【東尼瀧谷】電影劇照）

先父在九十歲時過世。他是個退休的教師，兼職的佛教法師。當他在研究所就讀時，他被強制徵召去中國參戰。身為一個戰後出身的小孩，我曾經看著他每天晨起在餐前，於我們家的佛壇前深深的向佛祖祈禱。有次我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告訴我他在替那些死於戰爭中的人們祈禱。

他說，他在替所有犧牲的人們祈禱，包括戰友，包括敵人。看著他跪在佛壇前的背影，我似乎可以看見死亡的陰影包圍著他。

我的父親過世時帶走了他的記憶，我永遠沒機會知道一切。但那被死亡包圍的背影留在我的記憶中。這是我從他身上繼承的少數幾件事物，也是最重要的事物。

我今日只想對你傳達一件事。
我們都是人類，超越國籍、種族和宗教，都只是一個面對名為體制的堅實高牆的一枚脆弱雞蛋。不論從任何角度來看，我們都毫無勝機。高牆太高、太堅硬，太冰冷。
唯一勝過它的可能性只有來自我們將靈魂結為一體，全心相信每個人的獨特和不可取代性所產生的溫暖。

請各位停下來想一想。
我們每個人都擁有一個獨特的，活生生的靈魂。體制卻沒有。
我們不能容許體制踐踏我們。我們不能容許體制自行其是。
體制並沒有創造我們：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這就是我要對各位說的。

我很感謝能夠獲得耶路撒冷文學獎。我很感謝世界各地有那麼多的讀者。我很高興有機會向各位發表演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