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ptember 21,2008
September 18,2008
<中國的日夜>張愛玲
“...............
我拿著個網袋,裏面瓶瓶罐罐,
兩隻洋瓷蓋碗裏的豆腐與甜麵醬都不能夠讓它傾側,
一大棵黃芽菜又得側著點,
不給它壓碎了底下的雞蛋,
扶著挽著,吃力得很。
冬天的陽光雖然微弱,正當午時,而且我路走得多,曬得久了,
日光像個黃蜂在頭上嗡嗡轉,營營擾擾的,
竟使人癢刺刺地出了汗。
我真快樂我是走在中國的太陽底下。
我也喜歡覺得手與腳都是年青有氣力的。
而這一切都是連在一起的,不知為什麼。
快樂的時候,無線電的聲音,街上的顏色,仿佛我也都有份;
即使憂愁沉澱下去也是中國的泥沙。
總之,到底是中國。
回家來,來不及地把菜蔬往廚房裏一堆,就坐到書桌前。
我從來沒有這麼快的寫出東西來過,所以簡直心驚膽戰。
塗改之後成為這樣:
中國的日夜
我的路
走在我自己的國土。
亂紛紛都是自己人;
補了又補,連了又連的,
補釘的彩雲的人民。
我的人民,
我的青春,
我真高興曬著太陽去買回來
沉重累贅的一日三餐。
譙樓初鼓定天下;
安民心,
嘈嘈的煩冤的人聲下沉。
沉到底……
中國,到底。
確實是看漏了眼,愧疚著。
上面的這一篇,說在1947 年收入【傳奇】增訂版中,那便應該是在這之前寫的,看那句子中文字豐富的顏色,和當中活躍的心情,不是到底,是幾乎滿到了頂,是少見的。
文中有兩首詩,也是少見的,慧芬早看中了<落葉的愛>,用來做了首哀美的曲子,我喜歡最後這段,尤其:
“我真快樂我是走在中國的太陽底下。
我也喜歡覺得手與腳都是年青有氣力的。
而這一切都是連在一起的,不知為什麼。”
很久以後的現在看到這段文字, 只覺得無比欣喜,以及觸動。
比“使人高興一個上午,一天,一生一世。”
還要讓人揪心。
文字簡樸地還原了本真。
那時候的張愛,就是憂愁也還是滿滿的,
因為她是在中國,能讓她踏實的土地上。
進了劇場之後成為這樣:

September 15,2008
留言張愛
“她有足夠的情感能力去抵達深刻,可她沒有勇敢承受這種能力所獲得的結果,這結果太沉重,她是很知道這分量的。於是她便覺攫住自己,束縛在一些生活的可愛的細節,拼命去吸吮它的實在之處,以免自己再滑到虛無的邊緣。 ”
——王安憶
“凡是中國人都應該讀張愛玲。 ”
——夏志清
“生長在一個仿佛空洞文化腐蝕的沒落貴族的家庭,張愛玲以詛咒的方式讓一個世代隨她一起死去。
像一個大上海的幽魂,活在許多愛她的人的心中,她是那死去的蝴蝶,仍然一來再來,在每朵花中尋找它自己。
仿佛因為她的死,月光都像魂魄了。 ”
——蔣勳
“只有張愛玲才可以同時承受燦爛奪目的喧鬧及極度的孤寂。 ”
——皇冠版《張愛玲全集》
“嗨,與張愛玲同活在一個世上,也是幸運,有她的書讀,這就夠了。 ”
——賈平凹
“一讀就中了魔,找不到自己。”
——蘇童
September 14,2008
<張愛玲與反張愛玲> 楊佳嫻
對我來說,張愛玲,或者紅樓夢,因為讀得熟了,現在都是吃便當時候拿來佐餐用的,讀幾乎要成為反射的熟悉之物,才不影響消化。
記得我跟楊牧提過這樣的「用餐習慣」,他說,這豈不是跟白先勇一樣了?
白對於紅樓夢第幾回有什麼可是清清楚楚,隨問隨答,我從前雖然跟戀人玩過紅樓回目接龍的無聊遊戲,也還沒有這個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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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也有「張愛玲與反張愛玲」,張愛玲早成了「祖師奶奶」,
有作家為她激情月臺,也有避張如避火者,
甚至有為之寫了厚厚書冊卻要特意表明「我不是張派作家」等等。
這名行蹤神秘的女作家所帶來的焦慮,不只出現在作家身上,也出現在評論家身上﹔
張愛玲與台灣文學史的書寫是一種緊張的關係,如何解釋台灣「張愛玲熱」也成為燙手的議題,甚有主張這是因為她可以滿足「想像中國」之慾望,也就是一種「失落了中國」之後,對中國的「意淫」--
這其中或明或隱地牽涉到國族認同,且張委實也太忙碌了點,同時要滿足對香港 / 上海 / 中國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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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個(非台灣的)作家的迎與拒之間,牽扯著對「台灣」的想像,以及對「台灣文學」邊界的拓寬或修剪的問題,甚至是文學史觀和建國論述之間的拉鋸。
五四以來,大抵也只有這樣一個女作家有如此大的能耐﹔就這點來看,就連魯迅都得讓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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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到「反張愛玲」,恰恰是一個把張愛玲架空的過程。
「張愛玲的小說藝術」序 ~夏志清
......
因之,我初讀「傳奇」「流言」時,全身為之震驚,想不到中國文壇會出這樣一個奇才,以「質」而言,實在可同西洋現代極少數第一流作家相比而無愧色。
隔兩年讀了「秧歌」「赤地之戀」(後書前三分之一,描寫「土改」,非常深刻,可惜皇冠雜誌社沒有把它重印),更使我深信張愛玲是當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來最優秀的作家。
別的作家產量多,寫了不少有份量的作品,也自有其貢獻,但他們在文字上,在意象的運用上,在人生觀察透徹和深刻方面,實在都不能同張愛玲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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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從不諱「俗」,在她的散文裏她直談自己的好惡,追憶自己幼年、少年時期的遭遇,從不裝腔作勢,給人一個極真的印象。
她 的小說卻是非個人impersonal的,自己從沒有露過面,但同時小說裏每一觀察,每一景象,祇有她能寫得出來,真正表達了她自己感官的反應,自己對人對物累積的世故和智慧。
就憑這一點非個人而無處不流露自己真正「感性」的境界,就可以就我們信服何以郁達夫和大半五四時代的小說家如此「粗糙」「幼稚」,而張愛玲卻如此「細緻」「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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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意象而言,也是張愛玲的密度較濃,不知多少段描寫,鮮艷奪目而不減其淒涼或陰森的氣氛.....
在「流言」裏,年輕的張愛玲對人生的一切表示了強烈的好奇,強烈的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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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13,2008
重讀<對照記>

“我姑姑,一九四○末葉。我一九五二年離開大陸的時候她也還是這樣。
在我記憶中也永遠是這樣。”
---【對照記】
第一次讀<對照記>時,最喜歡這張照片,這段文字。
現在再讀,仍然一樣。
最短的文字,最深的感情。
喜歡張愛玲,更喜歡這位姑姑。

<超人才華,絕世淒涼──悼張愛玲>~夏志清
(1) 張愛玲終於與世長辭。
九月八日星期五下午四時許高張信生教授從南加州來電話報知噩耗,我震驚之餘,想想張愛玲二十多年來一向多病,兩三年來更顯得虛弱不堪,能夠安詳地躺在地板上,心臟突然停止跳動,未受到任何痛苦,真是維持做人尊嚴、順乎自然的一種解脫方法。
張愛玲這幾年來校閱了皇冠叢書為她出版的「全集」,並新添了一本《對照記》,把所有要留傳後世的自藏照片,一一加以說明,等於寫了一部簡明的家史。
去年底她更獲得了「中國時報」頒給的文學「特別成就獎」。
張愛玲雖然體弱不便親自返國領獎,向多少敬愛她的作家、讀者見面,但她已為他們和世界各地的中國文學讀者留下一套校對精確的「全集」,可謂死無遺憾了。
大家都知道,張愛玲乃一九四三年崛起於上海的紅作家,其小說集《傳奇》、散文集《流言》大受歡迎,且為內行叫好。
我自己初讀張愛玲已在五十年代初期,那時我已有系統地讀了魯迅、茅盾、老舍、沈從文等的作品,大為其天才、成就所驚奇,認為「張愛玲該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
且謂「《秧歌》在中國小說史已經是本不朽之作。
……《金鎖記》長達五十頁;據我看來,這是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
這些判斷原見英文本《中國現代小說史》,一九六一年才出版。
但先兄濟安特把書稿張愛玲章的大部分分作〈張愛玲的短篇小說〉、〈評《秧歌》〉兩文譯出,先後載於一九五七年「文學雜誌」二卷四期、六期。
上面所引三句皆見「短篇小說」那篇。二文顯然引發了有志創作的讀者研讀張愛玲的興趣。
因之張愛玲雖曾於六十年代初期來過一趟臺灣而未受大眾注意,她對臺灣小說界發展的影響卻是既深且遠。
到了今天,世界各地研讀中國文學者,無人不知道張愛玲。
她在大陸也重新走紅起來,受到了學界、評者的重視。
我至今仍認為《秧歌》是部不朽之作(classic),〈金鎖記〉是「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
早在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一年我認定張愛玲為「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也一點也沒有錯。
當時中共文學不值得一讀,臺灣作家間,只有薑貴的《重陽》和《旋風》可同《秧歌》、《赤地之戀》相抗衡,可是短篇小說他寫得極少,也無法同《傳奇》相比的。
但《赤地之戀》(一九五四,英文本一九五六)出版之後,張愛玲的創作量大大減少,不免影響到我們對她終生成就的評價。
早在一九七三年,我為水晶《張愛玲的小說藝術》寫序,就注意到這個問題。
水晶有一章把《沉香屑──第一爐香》同亨利·詹姆斯長篇名著《仕女圖》(The Portrait of a Lady)相比,我在序裏繼續較量兩人之短長: 在我看來,張愛玲和詹姆斯當然是不太相像的作家。
文體而言,我更歡喜張愛玲,詹姆斯娓語道來,文句實在太長(尤其是晚年的小說),紳士氣也太重。
就意象而言,也是張愛玲的密度較濃,不知多少段描寫,鮮豔奪目而不減其淒涼或陰森的氣氛。
但就整個成就而言,當然張愛玲還遠比不上詹姆斯。
我想,這完全是氣魄和創作力持久性的問題:詹姆斯一生寫了多少長短篇小說,而且據一般批評家的看法,越寫越好……,張愛玲創作欲最旺盛的時期是一九四三《沉香屑》發表後的三四年,那時期差不多每篇小說都橫溢著她驚人的天才。
逃出大陸後不久,她寫了《秧歌》和《赤地之戀》兩本小說。
至少《秧歌》已公認是部「經典」之作。
但她移居美國已十七年了,也僅寫了兩本:《怨女》是〈金鎖記〉故事的重寫,《半生緣》是四十年代晚期《十八春》的改編,她創作的靈感顯然逗留在她早期的上海時代。
《怨女》、《半生緣》以及其後《張看》、《惘然記》、《餘韻》、《續集》四書裏所載的小說和散文當然我都細細品賞過,雖然尚未寫過評論。
連張愛玲不喜歡的早期小說(有些是未完成的,有些是重加改寫的),讀起來都很有韻味,因為張愛玲的作品總是不同凡響的。
但即是最精采的那篇〈色,戒〉原也是「一九五○年間寫的」小說,雖然初稿從未發表過。
「古物出土」愈多,我們對四五十年代的張愛玲愈加敬佩,但同時也不得不承認近三十年來她創作力之衰退。
為此,到了今天,我們公認她為名列前三四名的現代中國小說家就夠了,不必堅持她為「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 ...繼續閱讀
September 12,2008
遙寄張愛玲~柯靈
" 我扳著指頭算來算去,偌大的文壇,哪個階段都安放不下一個張愛玲;上海淪陷,才給了她機會。"

不見張愛玲三十年了。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個有月亮的晚上……我們也許沒趕上看見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輕的人想著三十年前的月亮該是銅錢大的一個紅黃的濕暈,像朵雲軒信箋上落了一滴淚珠,陳舊而迷糊。老年人回憶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歡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圓,白;然而隔著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帶點淒涼。”
這是《金鎖記》裏開頭的一段。我現在正是帶著滿頭的白髮,回看那逝去的光陰,飛揚的塵土,掩映的雲月。 ...繼續閱讀
September 11,2008
<從吶喊到流言>許子東
二○○○年十月下旬在香港舉行的“張愛玲與現代中文文學”國際研討會,
第一場討論便出現紛有爭議的話題:
張愛玲是否已經(或正在)成為魯迅之後,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又一個“神話”?

研討會的討論,顯示海外與內地學者在張愛玲的文學影響、
文學史地位等問題上,存在著相當明顯而且重要的分歧。
研討會由嶺南大學中文系主辦,召集人是劉紹銘、梁秉鈞和許子東。
在第一場學術討論會上發言的有鄭樹森、王德威、溫儒敏、劉再複、夏志清和黃子平。
鄭樹森的論文以“夏公(志清)與張學”為題,
高度讚揚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學術價值與深遠影響。
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沒有夏志清就沒有今天張愛玲的文學影響。
四十年過去了,海內外新撰現代文學史數百種,但夏著仍是權威版本。
王德威則用“重複、周旋、衍生的敍事學”理論,再次以流動細麗的學術筆調,
敍述幾十年來張愛玲傳統在兩岸三地的變化發展,
“世紀末張腔此起彼落,張學方興末艾”。
北大中文系主任溫儒敏和香港城市大學客座教授劉再複的發言,
則顯示了很不相同的學術風度與觀察視角。
溫儒敏以詳細的資料評述“近二十年張愛玲在大陸的‘接受史”,
指出雖然張愛玲文集的正版、盜版合計起來印數已達上百萬
(如果這個統計屬實,則張愛玲大概是魯迅、金庸之外擁有最多讀者的現代作家),
但其作品內涵卻在文化生產、商品炒作中層層剝落,成為九十年代流行文化符號。
劉再複則將張愛玲稱之為“殘酷的天才”,說:
“如果要在魯迅、張愛玲、沈從文、李劼人、
蕭紅這五個作家中挑選一個最卓越的作家,我肯定會在魯迅與張愛玲之間彷徨,然後把票投給魯迅。
這是因為,這兩位文學天才,
一個把天才貫徹到底,這是魯迅;
一個卻未把天才貫徹到底,這是張愛玲。
張愛玲在去國後喪失藝術獨立性,成為『夭折的天才』”。
劉再複的觀點立刻引來夏志清的回應。
夏志清認為張愛玲如果天折,魯迅更加失敗。
張愛玲“夭折”是為了生活,魯迅晚年為人利用做左翼領袖更不可取。
劉再複、夏志清的爭論關係到對現代文學史的基本價值判斷取向,
因而引起與會者濃烈興趣。
是日百餘人的研討會場擠得水泄不通,很多與會者站在牆角,
門外更有很多學生和遠道來屯門的客人要登記等待入場。
甘陽次日在報上撰文:“昨日在嶺南參加張愛玲研討會,與會者之多,為香港所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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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將張愛玲與魯迅比較的倒不是海外的張迷,而是國內的新銳學人。
比如暨南大學中文系主任費勇在一九九六年出版的《張愛玲傳奇》中寫道:
“魯迅是一位能夠承擔偉大兩字的作家……比較合適的說法是,
張愛玲是一位創造了一種獨特風格的優秀作家。僅此而己。”
(廣東人民出版社,105 頁)
王曉明在張愛玲去世時也撰文:“倘就學術創造的整體分量而言,
張愛玲自然是遠不及魯迅的,也及不上沈從文。”
(《明報月刊》,一九九五年第十期。)
雖然好像揚魯貶張,但在特定文化學術氣氛中,
將魯張並提,已經有強調張愛玲影響的意思。
但耐人尋思的是以往也有“沈從文熱”、“老舍熱”、“錢鍾書熱”,
何以從來沒有人將這些作家與魯迅比較?
為什麼張愛玲的對左翼主流傳統的挑戰好像特別危險,
需要引起格外的焦慮呢?
我在《明報月刊》紀念“五四”八十周年(一九九九年第五期)的文章中也談過這個問題:
“他/她的重要作品都不多,卻都被人越讀越大……
同世紀的作家很難避開這兩個神話的影響。
雖然兩人各有大量擁眾追隨模仿,他/她的內心卻一樣孤獨、絕望、悲涼。
現代文學界中過去只有魯迅研究被稱為“魯學”,鄭樹森論文現在回顧“張學”
(我沒有聽說有“老學”或者“沈學”,有“錢學”一說,但以研究《管錐篇》為主)。
民間網址163 .com /Literature上題目五花八門,
但只有兩個作家專題,即《魯迅論壇》與《張迷客廳》
(論壇與客廳之別,也耐人尋味)。
劉再複在會上感慨地說,
“我好不容易才剛剛走出魯迅的神話,希望不要再為張愛玲製造新的神話”。
然而文學神話並不完全是人為製造,背後總有些文化思潮、意識形態及歷史選擇的必然因素。
張愛玲與“五四”大時代格格不入,
後來人們反省“五四”以後的現代性訴求,
才發現張愛玲早有預言,恰中主流之弊。
我是直到一九九三年和汪暉、孟悅等一起在洛杉磯加大參加李歐梵教授主持
的有關“五四”現代性的討論時才意識到張愛玲的文學史意義。
其實魯迅神話幾十年來也諸多變遷,遠的不說,
黃子平就注意到八十年代年輕研究者眼中反抗絕望的存在主義的魯迅,
在九十年代又變成以筆為旗痛斥走狗的魯迅了。
在某種意義上,“神話”與“傳奇”或許是相關聯的:
正因為魯迅被反復塑造為批判社會的精神戰土
(而不是早期的苦悶彷徨者),
張愛玲那以傳統技法與現代主義強調“日常生活”的女性感覺傳奇,
才越來越構成某種對話、補充與挑戰。
被認為是“結束了魯迅研究的陳湧時代”的王富仁,
曾將張愛玲稱為“女的魯迅”。
王德威在這次嶺南研討會上的概括更加傳神:
“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的發展,從呐喊到流言……”
...................
為什麼張愛玲在香港象徵純文學。
在臺灣成為經典偶像,在大陸——如王安憶所說——
卻主要是都市消費文化符號?
或者大陸太多厚重尖硬的文學,所以喜愛或警惕張愛玲的讀者,
都太強調其輕柔華麗的一面,
其實卻忽略諸如《中國的日夜》那種張愛玲式的時代憂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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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塔玉碑──敬悼張愛玲先生> 朱西甯

張愛玲先生,一代絕世才人,中國現代小說大家,猶似謫仙歸位,悄悄然物化而逝。
愛玲先生出身前清權貴世家,自生及長皆寓居津滬兩地外國租界及香港英殖民地。
遺老族戚之輩本皆化外於民國──至少也都是事不關己的無情以視界外天 下。
如此乃流傳和成就愛玲先生文學風格的超然觀世,冷然處世;外間幾世幾劫 ,時事多少盛衰興替,時潮多少飛伏湧退,似皆與她無涉,不為所動。這種「鵲 橋俯視,人世微波」天上人間的境界,在中國現代小說家中,幾無第二人有她這般邀天之幸而得之者。
如此看來,愛玲先生確然深得天之獨厚;也正因這樣殊異,突出於五四以來 所謂「新文學」的作家,乃每為預設尺碼的文評家,指其作品脫落於時代和社會,甚而為之貼上鴛鴦蝴蝶派的言情小說標籤,排斥於純文學作家行列之外。
誠然 ,其先期作品《傳奇》小說集、《流言》散文集,皆成於日本佔領下的滬港兩地 ,卻全然不涉當時遍地烽火,山河變色,國家苦難和民族瀕臨生死關頭的時代脈 動,豈不招致世人以冷血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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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玲先 生筆下正就是這樣的清平世界,蕩蕩乾坤,真正戰勝強敵的主力──千家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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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文學論家多以西洋寫實主義的框架來套量中國現代文學,動輒以反映時 代與社會為放諸四海皆準的要求。不知文學自身即就是發光體,是其照亮時代與社會,豈僅是一面「象喜亦喜,象憂亦憂」,婢學夫人而無主體生命的鏡子?而愛玲先生後期的重要作品《秧歌》、《赤地之戀》,那可是緊緊契合著那個時代和社會的脈息,但一般論者則又要就是避而不提;要就是以其為「反共文學」而不值一顧。
對此須從多方面來看:
一是只因不認同或鄙夷反共的資產階級、資本主義, 或專制政體,連帶也減低或否定自主性反共的歷史意義與時代價值,委實不當。
二是單以「反共文學」定位《秧歌》與《赤地之戀》,未免太窄化矮化這兩部傑 作;鑒於愛玲先生的作品在海峽兩岸愈來愈為廣受重視,可以斷言有朝一日不問 是不需反共,抑或共已不存,這兩部長篇巨構必仍富有其文學價值,當可知其內涵至豐至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