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靜筆記

在捷克著名作家卡夫卡的小說【變形記】中，那個一早睡醒起來竟蛻變成大虫的男子，面對著的是日常生活的巨大壓力，還有更重要的是家人對他的無法理解和日漸唾棄，男子最後可以說是順應著家人的意願自己慢慢死去的。


小說的最後一段實際令人髮指，卡夫卡繼續書寫這家人在兒子死後的這一天裏的所有活動：早上家人醒來發現男子己經死了，一家三口搭電車到郊外散步，在滿溢著溫暖陽
光的車廂中計劃美好的未來生活。這個結局充滿著卡夫卡式的黑色幽默和殘酷。


這像是卡夫卡自傳式的小說，對應著他的成長和家庭背景。『變形記』中豐富的象徵手法和寓意魔幻的形式為不少劇場工作者所喜愛，曾有人戲稱幾乎毎個劇團都一定或企圖排演過『變形記』。


然而早前在文化中心上演的莫兆忠的『月黑風高變蟲記』，有的郤不只是卡夫卡的荒誕寫實，還有寂然寫澳門處境的寫實荒誕。


這還是一個問問題的演出。導演很有勇氣地提出頗多的問題：澳門人的生活習性、在澳門作為一個導演所遇到的生存問題、創作問題、觀眾的口味問題、澳門城市的急劇發展是否必然的問題、未來的城市景像、最近公佈的施政報告中關於文化的部份等等，都是近日一些熱門的話題。可惜的是這些問題的提出和存在未來得及為演出營造出更多一點的空間引導觀眾去思索去沈吟，留下足以打動人心的記憶和共鳴。


戲裏有趣的是人物和情節之間互相牽涉又層層相叠相扣的關係與對應，我認為這種互為指涉的關係就是戲的主體的一部份。立足在『變形記』上說澳門，變形的本身便不只是人，或者是城市、或者是城市裏的所有人，而這又是一場戲中戲，控制著這場『戲』發展的就是『導演』了，飾演『導演』的演員也同時為其他演員所質疑著，最有趣的是中場休息之前，所有飾演『演員』的都群起發難、大聲向那飾演『導演』的質詢『劇情』的不合理及導演的權力等等『敏感』問題，這一幕很有民眾劇場的味道—人民對於當權者的質詢，這場『戲』十分有力量也富幽默感，導演的意旨很明顯，只是有幾多人可以像台上的演員那樣，認清自己處境的荒謬和不合理，繼而起來向操控權力的一方作出爭辯和質詢？！


我最感無奈的是結局：卡夫卡那為順應大眾意願而死的男子在今天還是要再死一次，連一點討論的餘地也沒有。是因為城市無視自身的變形發展郤容不下一隻變形蟲，或者麻木的人們無視自身的變形郤拒絕認同一隻變形蟲，這種種原因所導致的死亡結局，那無形中順應著周遭意願死去的結局，這種荒謬在今天更形可怕。

去年發生了很多事情。


其中一件重量級事件當數去年湖南文藝出版社，以配合世界各地紀念著名愛爾蘭劇作家貝克特誕生一百周年，而一口氣推出的一套5卷《貝克特選集》，讓人可以中文詳讀貝克特的作品，細味他獨特而孤絕的劇場句式。這些作品即使今天再讀起來仍令人側目，可能己沒有幾多人知道，這位不可多得的劇作家最為人所熟悉的名作【等待戈多】，許多年前也曾在澳門上演，地點是現在己重修得富麗堂皇的崗頂劇院。那個時候破舊的崗頂劇院竟會上演貝克特的荒誕劇，是八十年代混沌一片中突然劃過的一道光，曾給我寂靜的學生生活帶來不少衝擊，戲差不多忘了大半，只剩下矇矓的令人懷念的美好記憶。


關於一個逝去年代的懷緬，去年做得最徹底又入心的是大鳥導演的【三個朋友】。演出文本改編自台灣作家楊渡的散文小說，整個戲散發清新的純真情懷，以濃厚鄉土氣息的70年代台灣作背景，書寫3個朋友從少年到成人的成長經歷，字裏行間對生命起伏、理想存在與失落之間發出不斷的審視和詰問，完全一闕關於青春的浪漫輓歌。


我看的雖是總綵排，而且只看了大半場，但即使透過狀態未就緒的綵排，還是驚訝於戲中強烈的鄉土味，為戲調教出一種陌生化的戲劇效果。這種東西是台灣特產，在中國任何地方都不曾出現過這麼厚重純粹的鄉土人文情懷，這種感情對我們來說無疑是更為陌生的，因為我們當中大部份都未曾經歷過所謂『鄉愁』這樣的東西，甚至連對地方一些所謂共同記憶和認同都很薄弱而且模糊，現在甚至還在高速清檔中。


導演近乎堅執地、很用心地要去重塑一種對我們來說似乎相當陌生的『存在』，即使戲的背景設定了在台灣，這種刻意的選擇背後要顯現的似乎是很多東西都缺席的澳門。正如大鳥在場刊中說，在曾經純樸的澳門小城，同樣會有這樣的故事。但其實『陌生』和『缺席』所引來的對照可能更大。


白襯衫、學生頭、單車、書包、火車、民謠，又是另一種的『陌生』，在這些符號的背後是導演對青春的定義—對理想價值的付出與追求，導演對這種價值觀的肯定，在事事追求經濟效益的今天，顯得相當超現實。


很喜歡戲裏一幕演員向著疾馳而逝的火車大聲呼喊，用力揮舞身體，以僅有的一點力量，在黑暗中奮力揮拳，大聲呼叫：『去遠方流浪啊！』，這句話有如無人邊境響起的暮鼓晨鐘，使得在椅背上綣縮一團的我，不得不直一直腰，凝視舞台前方一片煙霧昇起，要在那裏看到什麼。

澳門文化中心於去年開展的一個與本地劇場工作者合作的計劃『劇場‧閱讀‧劇場』，點子很好—以文學結合劇場，推動本地創作動力。由06年到現在，己先後推出了4個本地創作人的劇場作品，類型多樣，展示本地創作能力和扶助創作成長，為切合當下需要的一個實幹型的藝術計劃。



＜聽風的卡夫卡＞是這個文學劇場計劃中的第三波，我繼續把自己感覺親密的作家擺上枱，05年是紀念張愛玲逝世十周年的【靜安寺路192號6樓】，這次是村上春樹這位同為大眾熟悉的作家。


為村上的作品尋找一個獨特的空間和氛圍，讓人可以感覺到村上那種安靜淡漠、感覺細膩而內斂的書寫，以及暗藏在一切看似平靜、安逸的生活底下，空洞和不安的情節基調；如同形式和觀念對我來說就是演出的『內容』一樣，表演的空間及其所呈現的特質就像是這個演出的『題旨』。尋找一個具有村上特質的空間，同時又是個充滿『可能性』的空間，而『可能性』是對創作的一種重要養料。



文化中心二樓大堂是典型的都會建築空間—簡約明快的線條、乾淨一片的銀灰和冷白，理性的鋼材、玻璃和大理石，空間開敞闊氣、一絲不苟，功能純淨不容有失的各項現代化設施，這樣的空間既疏離又冷靜地與日常生活掛鈎，成為供大眾使用的公共空間，這個特質本身己具一定戲劇性；同時它是通向大劇院入口、一條供人『進入』的走道、一個『非正式』的過渡性質的空間…這些似乎正好符合＜聽風的卡夫卡＞所想要的—它是熟悉的、典型的、公共的，同時也具備了可以逆轉為一個異化空間的雙重性格；更重要的是這個空間可以望到金沙正在興建中的賭場、大橋、荒地與日漸遠去的海…..澳門己經變得愈來愈單一，熟悉親切的城市特質現在都變得陌生與疏離了，這些正可以與演出內容相呼應以至互相對話，這是環境劇場一個重要的要素。



＜聽風的卡夫卡＞於是選了在文化中心二樓大堂進行演出。選擇這樣一個非常規性場地作為演出空間，比起在一個可以全盤操控的一般表演場地要麻煩得多，意味著本身要作出很多調整，要把環境中很多原本存在的外在客觀因素包容及轉變為演出的一部份，去克服和使用這些元素其實也令創作變得更加有趣。但關於演出隨之而來的最大問題竟然不是在空間運用上，反而是和文化中心在公共空間場地使用的商議和協調上。



到最後呈現在觀眾面前的演出是經過多種『不得己』的刪改，如原有的一幕約二分鐘的吸煙的戲由於二樓是非吸煙的公眾空間而只好刪掉；第一場最後一幕觀眾俯瞰一名演員在一樓大堂中在人群中穿插跳舞的部份，因為怕會妨礙一樓的公眾而只好把舞步改為『踱步』；第四場眾舞者原本凝視一架遙控直昇機在上空盤旋飛過，過程大約是半分鐘，但由於担心會失控『墜機』而影響公眾，即使此為一全無傷害性的超輕型發泡膠飛機也被完全禁止進行；最後一場當觀眾面向大橋和漁人碼頭，用耳機聽著微細的、現在己很罕有的大自然聲音，本同時安排有一名男演員半裸背對觀眾站在窗外平台，面向漁人碼頭和大橋靜止站立五分鐘，最後也基於各種行政和空間的規定以及安全性的問題，也只能完全刪去。還有同樣面對各種行政和空間規定而不斷作出修改的裝置作品，還有由於堅持不能關閉大堂其中一些局部燈光，而導致演出中錄像和劇場燈光的效果大打折扣，這種種繁瑣的問題，最後導致作品一部份的意念無法完整地呈現在觀眾面前，而這些問題其實都不屬於難緾的空間技術問題，反而是很多似乎無法逆轉的人為規定和規章之類的東西，而令在這樣的空間所進行的演出根本沒有突破的可能性，無法達到環境劇場中關於空間開發和再定義這部份的目的。



雖然大家都明白到文化中心二樓大堂是一個公共空間，有其本身需遵守的公共規章，之前亦從未有使用來進行劇場演出或其它的文化活動，其實當一個公共空間在進行文化藝術活動時它的性質己有所不同，不能再視之為單純的常規性的公共空間，而己轉化為發揮著一定功能的文化空間，其部署及作用應有所不同，兩者不應該看成是互相衝突、矛盾的，而應該看成是互相啟發、補足的。文化中心作為主辦機構對這一點似乎未有足夠的準備，未有因此而作出足夠的相應調整，只繼續以慣有的行政方式來常規運作，作品所需以及希望突破空間常規這些作品最重要的出發點反而放在比較次要的位置去考量，在許多無關宏旨的地方未能作出靈活的變通以及提供足夠的自由度以支持作品的完成。



整件事最後變成過度以行政操作凌駕於藝術之上，侷限了作品的發展空間，令本來在這樣一個公共空間進行演出的意義大減，這點確令人遺憾。這也體現出文化中心作為一個本地最主要的文化機構，如何更好地發揮其所擁有的文化資源，而不只是穩妥地管理好一個場地，如何更好地向公眾體現藝術的特質和功能，而不只是凡事不過不失交貨就算。



民政總署取回經營文化中心這樣一個本地最主要的文化機構後，雖然在與民間合作互動這方面，近年己踏出了跨越式的一大步，但要成為一個對本地文化發展真正有啟發性、有推動性，甚至走在前面帶領著城市的文化路向，成為城市的真正文化地標，現在的運作模式似乎有很多需要調整的地方。

2007年開始的第一天，幾個朋友一起約了一直與癌症搏鬥的友人，一同到海邊的酒店飲茶，是日天清氣朗，藍天白雲給人悠閒鬆弛的感覺，實在是新年伊始好氣象。 眾友相聚，面對良辰美景，然而我們的心情郤是沉重的。友人的病況令人慽然。雖然他生性樂觀，一直以來都積極面對病情，頑強不息，聽他一路道來治病經過，令人歎服。知道未來情況不太樂觀，我們都笑不出來了。


友人平靜地訴說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滿屋子的書籍，這位朋友專研澳門歷史，也做大量濕地保護工作，同時熱愛文化藝術，收藏大量珍貴難得的古籍典著，項目比各主要圖書館要豐富齊全，然而，現在這些書何去何從，就成了友人最耿耿於懷的事。友人很想捐給圖書館，但又擔心得不到妥善的照顧，或者只是束之高閣，無用武之地，總之各種憂慮，就像父母對自己的子女那樣放不下心來。 我對各大圖書館的行政及管理不太熟悉，但友人遭遇令我想起的是這個城市對待文化的態度。


一個城市最重要的文化資源不是你有幾多祖先留下來的文化遺產，或者幾多百萬去搞一個熱鬧有名的藝術節，不是幾有面子請到什麼名人大師過境駐留，更加不是國寶級展覽或者宏偉的文化中心．．．而是這個城市裏存在著的人！這些活生生的非金錢可以計算的資源，生於斯長於斯，一直為這個城市默默付出個人力量，但這個城市又是怎樣對待他們的？！有沒有珍惜過他們的存在？重視過、支持過他們的研究工作？當他們有困難的時候有沒有提供過實質的協助？有沒有給他們起碼的生存環境讓他們更投入工作？有沒有給他們更多的生存空間？以及足夠的自由的空間去成長去發展？有沒有尊重和維護他們的成就與珍藏？有沒有適當的政策發佈他們的學術成果？有沒有專人去延續、去開展他們在進行中的工作？


而友人過去所面對的經歷是：報章專欄被cut , 文章經常需要刪改, 保護濕地的行動經常受挫，經常要與有關當局為此周旋.......長期的孤軍作戰，相信這些都與他發病不無關係。而這就是澳門沒有選擇沉默的文化人要面對的真實狀況。難道這就是『局外人』難逃的一貫命運？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也曾不然。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德國曾出現過一個短暫的『威瑪共和』，就是一個政府與民間局外人所聯合促成的文化上的盛世光年，政府大力扶持文化藝術科學等的發展，短短十四年間，凝聚了一班精英才子：愛因斯坦、湯瑪斯‧曼（Thomas Mann）、潘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布萊希特、格羅皮奧斯（Walter Gropius）、格羅斯（George Grosz）、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還有這些關鍵詞：表現主義、抽象主義、包浩斯設計藝術學校、解構主義、間離效果.....


這批『局外人』的自由創意得到充份的滋養，影響深遠。 一個城市要看它是否真的有文化，就是看這個城市是否真正懂得尊重知識、珍惜人才，年年的施政報告，都未見有落實過與『文化人』生存有切身關係和助益的措施，公佈的文化政策骨子裏所追求的，都是著眼於易有效益又能建立政績的措施：如推動閱讀經典作品、與教育、學問等有關的保守的『有形』的文化培養。


(http://www.al.gov.mo/lei/lag/2007/cn/_Toc151445566) 但『無形』的諸如對『人』、『空間』、『文化環境』的培養和維護等，則根本沒有提及過。 面對友人的擔憂，真希望呼籲有關人士馬上進行一些實務工作，不要讓友人的這些心血成果遭到埋沒，這將是澳門的一個莫大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