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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來美國旅遊的代價很大，坐飛機的時間很長，旁邊剛好坐著一位不幸過重的美國人的機會很大。我當然很同情過胖的人，可是誰來同情我變得窄小難眠的座位？而且奇怪的是，越太平洋航線的班機上，是不是特別多小嬰兒？我猜有可能，因為很多亞洲人都喜愛在美國生孩子，這樣就可以有美國兒子或美國孫子。而這些全家族的指望，就經常被抱著在飛機上飛來飛去，全程大哭大鬧。

代價最大的，當然是美國的吃和住很貴，而且相對品質往往不理想。所以，如果只是要體驗煩悶、享受無聊的話，我們這輩子不會再來這裡，要也要挑些便宜大碗的地方吧。

可能是我對美國車的成見吧，這一路上我總覺得我們的克萊斯勒怪怪的。不過這恐怕也不是我的問題，因為美國車真的比較差勁。和幾個月前在北海道得到的那輛Suzuki Swift相比，這輛還算新的Cruiser不但恐怖耗油（每加侖四美元喔，不是10幾年前的90美分！）而且震動很大、車內噪音驚人，座椅不舒服，還特別難以駕馭。

我曾經開過好幾年的貨車，很多難開的貨車，包括沒有動力方向盤的古董Mercedes 407D ，甚至高齡20年80萬公里的老Mercedes大卡車都沒抱怨過，這輛才幾千哩的克萊斯勒卻讓我吃足苦頭。

有一天，高速公路穿過愛達荷荒涼的半沙漠時，我覺得車胎怪怪的，因為車身一直有個不舒服的諧振。那輛爛車不知道為什麼竟然搭配17吋的鋁圈，上面裹著205/45/17的半跑胎。這種胎如果破孔，不會消風完畢，而會感到一些怪怪的。我有一些類似遭遇，因為我有駕駛第二代Golf GTI 16V超過18萬公里的經驗，在高速公路上破風的感覺就是那樣。那天起先我不敢講，不過後來還是開口了，我跟身旁的太太講，好像輪胎沒風了。

終於後來我把車停在路邊檢查，把每一顆輪胎踹了幾腳，確定沒有破風，才繼續上路，裝作沒事。其實應該是沒事，可能只是因為沙漠太無聊了，無聊到忍不住注意到一些如同心跳聲的規律震動吧。

當天晚上，無聊的晚上，也忘了在哪裡，反正在某一個毫無特色的汽車旅館裡，竟然不知道怎麼搞得我想到白天說的幾個字：輪胎沒風了。

我想到很久以前，1983年的夏天，台中縣烏日鄉，有個叫成功嶺的地方。那年我高中畢業，考上台北某大學，那時候，大多數的大一男生新生會被政府強制送上成功嶺，度過六週的軍事生活和訓練。我的成功嶺生活，也是我這輩子僅有的軍隊生活，不但非常無趣，而且留下很多很想從記憶中抹去的陰影。

那六週時間非常苦悶，因為幾乎沒有一點點可以稱為休閒的時光，最勉強的恐怕就是兩次或是三次的籃球活動。我之所以還記得成功嶺的籃球活動，是因為有一次的籃球活動中，有一段簡短卻印象深刻的對話。

記憶中，我們那一連的班長都很差勁，尤其我們那一排的幾位班長，非常喜歡以極為粗魯的髒話辱罵我們這些學生，尤其是當中一位來自高雄，志願役的上士。那段印象深刻的對話開端，是一位相當憨厚，台中一中畢業的同學，在籃球場上跟這位士校畢業的班長說：「班長，這粒籃球沒風了！」

讓我畢生難忘的是，這位班長竟然用道地的下港腔台灣國語破口臭罵那名同學：「幹令娘！什麼是『沒風了』？你到底會不會說國語啊？籃球裡面怎麼會有風？是空氣好不好！你這樣還能當大學生？亂七八糟！…」

童年的印象裡，經常聽到班上那些軍人老爸的女同學嘲笑那些家裡種田的同學不會講國語，或者講出她們覺得很可笑的台灣國語，她們會大聲笑個不停，並且還會四處張揚，耳聞的同學也會跟著大聲笑個不停。但是，我親耳聽到同是台語為母語的一人嘲笑另一人，在那面籃球場倒是畢生第一次。

我忘了在哪個無聊的汽車旅館裡，我想到二十幾年前成功嶺豔陽下的一面籃球場，然後又想到十幾年前在德國的一段對話。

那天對話的現場有四個人：一名哈爾濱出生，男性，戶籍在北京，國際貿易大學肄業的王同學；一名北京出生，男性，父親是大學教授，清華大學分校畢業的滕同學；一名台南出生，女性，某專校畢業的黃同學；還有我。當時我們四個人在大學的語言班就讀，我和兩名中國學生感情不錯，和台灣的黃同學同級，下課後我們偶而會一起在學生餐廳午餐。有一天我們邊用餐邊砍大山完畢後，從學生餐廳走出來，

講著一口濃重台灣國語的黃對滕說：「我好羨慕你喔，你講的國語好好聽，你的「兒」音發得好標準喔！」

滕聽了回答說：「妳就別逗我了，我這就只是普通的北京話吧，哪有什麼好聽不好聽的。」

邊上的王馬上接腔說：「是啊，妳瞧他這口音，整個這片子胡同的土音，能聽嗎？妳到底懂不懂啊，中國所謂標準普通漢語，不是北京那土話兒，毛主席講過了，是東北方音為主的普通漢語。簡單講，就是我講的這種口音了。」

黃回答：「可是我真的覺得滕講話的聲音很好聽啊。」

滕笑著：「好啦，求求妳別再逗我了。」

於是王轉過頭來問我意見，我說，我覺得我自己講的這種台灣口音最好聽，滕講的那種胡同裡的土話，我從小就覺得難受。

王聽了大笑，滕也跟著笑，黃默然。

接著四人在餐廳門口分手，各自回家，我和王一道走，因為我們是室友。路上王問我：「你們這個台灣女同學說滕講話好聽，是怎麼一回事？」

「哪有怎麼回事？還不就是蔣匪幫搞的。」

「別逗了，蔣介石自己普通話也講得不好，我們大陸一些電影裡常常有他的戲啊，我學給你看。」

「不用了，我也會學寧波口音的普通話，保證比你強。」

「像黃這種想法的台灣人是不是很多？」

「我不知道，不過總有一些吧。」

「我聽你們台灣人講話，就像你，是覺得蠻好玩，不過幹嘛去羨慕別人的口音呢？」

「這就要問蔣匪幫囉，幹嘛搞得台灣人活在這種分裂的世界裡。」

「看起來蔣介石還真是獨裁。」

「沒錯，不過比起毛匪還差了一截。」我們都大笑。

在那間汽車旅館的無聊夜裡，我想到白天時講的幾個字，然後一拖拉股回想了十幾二十年前的兩個場景。「輪胎沒風了」，其實很多年來我已經用慣這個說法了。

從小有印象以來，我一直是班上去參加演講比賽的當然人選，我不可能還記得背過幾篇〈保密防諜，人人有責〉。老師或同學推舉的原因，通常除了課業成績之外，最重要的，在那個年頭，就是「國語」要標準。當然，一個國語標準的同學，是不可能講出「這粒籃球沒風了」這樣令人惶恐的話出來。

最後一次被推舉去參加演講比賽，我已經念高三了。那應該是我這輩子最後一次參加這種比賽的機會，但是我拒絕同學的推舉，並且在導師陳國政威脅要記過的情形下，依然故我。後來陳國政把我記了一個小過，當然，他要記我大過也無所謂，反正我畢業時根本沒機會上台領獎章，記幾個過不痛不癢。

高二下轉進社會組後，和班上一小群外地生混得很熟。有一次我們在康禹吉的宿舍裡聊天，沒多久後，其中一位同學跟我說：「跟你講話很累ㄟ，我們大家講話都用台語，但是跟你講話的時候就要轉成國語，有時候轉起來很累ㄟ。」當場他們大家決議以後我必須跟著學講台語，尤其在我們聚會的場合。

我勉強的台語就是在17歲那年開始學的。漸漸我也愛上一些新的表述，譬如說，「這粒籃球沒風了」。誰只要敢笑我，我就反問他有沒有得過演講比賽冠軍。

兩年前，一次奇怪的機會有人找我去中國南昌談論獨木舟活動，有一天晚餐桌上和兩個當地同好講到方言，我教了他們幾個台語的詞，兩個南昌人都覺得「顛倒」、「加減」實在很好用。他們也分享了一長串江西話裡特殊的詞，可惜當晚我多喝了幾杯四特酒，一點都不記得他們講的是哪些詞。

其實文化的樂趣就在這些模擬和對照中，學習到新的事物和事理，並且印證自己的環境及其互動關係。然而由於政治力長期的蠻橫介入，不僅割斷了很多可貴的文化連結，在我個人的記憶裡，也留下了很多難以回首的片斷。

在美國的旅行中，成功嶺的班長對同學的咆哮，德國大學語言班台灣黃同學的羨慕，兩段抹不掉的記憶可能因為太無聊了，從腦中寧靜的深處醒來，之所以依然有傷痛的感覺，應該是因為這瘡疤底下的傷口其實還沒有痊癒。

（注，如果有人想要留言，表示這篇文章印證這幾年此間強調台灣文史如何戕害文化共容共創，那麼請先多花時間想一想再這麼做。我是說，至少多花幾個月吧，在來我這裡嘴砲以前，對你對誰都有好處。） ]]> http://blog.roodo.com/mutu/archives/7402437.html http://blog.roodo.com/mutu/archives/7402437.html 非典型紀行─美國西北2008 Mon, 20 Oct 2008 02:07:08 +0800
很多天後，告別蒙大拿、懷俄明、愛達荷寬廣的天空，我們又回到這個喧囂的城市，除了喧囂之外，這裡比黃石公園或蛇河流域還多了很多人，閃族人、拉丁人、亞洲人、非洲人，各色各樣的人種，而不像過去十幾天一樣，接觸到的只有歐裔白人，甚至幾乎看不到阿拉伯人或印度人。

我喜歡這種多元的感覺。

各種人種都出現了，當然中國人也更容易看到了。先前我曾經說過，出去旅行的時候很怕碰到中國人，因為他們普遍大嗓門，而且說起話來非常粗魯，很糟糕的是，他們講的粗魯話，我聽得懂。

這次在西雅圖，我們也碰到不少中國人，然而一改我過去的印象，現在很多中國人也會講話輕聲細語。某天我們住的某間Days Inn汽車旅館，早餐廳裡有個中國年輕人一進來就清喉嚨，不過我注意到，他刻意小聲清喉嚨，而且後來走到垃圾桶去吐那口痰。這怎麼說也是好現象，至少是正常正確的發展方向。

有一天，我們在一個購物中心午餐，排隊在我前面是兩位中國口音的小姐，輪到她們領餐的時候，拉丁裔的服務小姐竟然開口用日語跟她們兩人說：ありがとぅございます！聽到服務人員這句話，其中一位小姐轉身喜孜孜地跟另一位小姐說：呵，我看起來像日本人嗎？她竟然以為我是日本人呢！言詞中聽得出她的得意和自滿。

輪到我領餐的時候，那位可愛的拉丁裔女孩也是跟我說：ありがとぅございます！我知道我自己不像日本人，可能更像泰國人或越南人。幾年前我跑了好幾趟越南，經常被當地人認為是同胞。在泰國，國家公園的入場券本國人只要20泰銖，卻收外國人200泰銖，違反該國憲法的平等原則。不過，經驗中除了有一次因為分不清楚紙鈔面額而被識破之外，每次我進入泰國的國家公園都矇混成功。

那個女孩可能對任何一位我們這種模樣的人說一樣的感謝語，不論來自菲律賓還是蒙古。

我不知道菲律賓人被他人誤以為是日本人的反應是怎樣，不過我知道有不少台灣人會因此竊喜。當然，竊喜的原因或許千奇百怪，不過當中有種應該非常類似聽到別人稱讚「你的英語講得跟美國人一模一樣」。我曾經聽過一個朋友好幾次跟別人炫耀，他在美國念書的時候，別人聽他開口，都會以為他是在美國長大的。

好幾年前，幾個國中同學找我回眷村其中一位同學家中敘舊，我這同學成大畢業後到美國讀書多年，當時剛拿了學位回來找工作，暫時住在眷村父母家裡。雖然我知道他們聚會的方式二十年來就是打麻將。我不喜歡浪費時間打麻將，不過因為這個從小同班同校到高中的同學剛回來，我才過去看他的。

牌桌邊的我沒什麼事好做，只能聽他們講一些乏味的話題，比方說，當兵的種種趣事。我沒當過兵，更難理解當兵有什麼樂趣，可以讓一個男人不斷重複講一輩子。又比方，吹噓自己在股票市場賺了多少錢。此外就是談政治，一夥人尖酸刻薄罵台獨份子數典忘祖。

罵著罵著，四個人問起我來：你們台大政治系環境不好，有一些思想有問題的老師，才會搞出這麼多敗類，你該不會也受他們影響，思想偏激了吧？

「喔，我從來不去上課，大概發生不了什麼影響。」聽了我這麼說，一夥人安心地說：那就好。然後繼續他們的台獨亡國滅種論調。其實他們不知，台大政治系一直以來都是正藍旗的大本營，系上老師直到現在依然如此，更別說那時候了。

終於解救我的，是房間裡傳來的一陣嬰兒哭聲，那是我同學在美國出生的小孩，下午剛睡醒，開始哭。沒多久，嬰兒的哭聲停了，我看到同學的媽媽，也就是嬰兒的祖母抱著嬰兒走出來，笑著說：「哎唷，我們的美國人醒來了，你們看看，我們家的美國人醒來了。」

接下來的四圈麻將中，我至少聽了五十次的「我們家的美國人」。

「咦，小孩在德國出生，是不是也是德國人？」，美國人的祖母問我。

「不是，他們的國籍法和台灣一樣，並非屬地主義。」

「那這樣不是很可惜嗎？我還以為外國都是這樣的。」美國人的祖母所謂的外國，是指「歐美先進國家」而言。

另一位同學接說：「對啊，你看我們小寶，以後孩子長大了，他就可以依親取得綠卡，然後陳媽媽、陳伯伯也可以獲得綠卡住到美國去，幾年後全家就可以變成美國公民。」

「喔？小寶，你不會打算把小孩送到美國去吧？」我問。沒想到他竟然回答：「為什麼不？」另一個同學接腔說：「不然他幹嘛最後一年急著在那邊生孩子啊？」

那四圈麻將真是讓人難以忍受，終於最後我忍不住問：「你們剛才罵了半天台獨數典忘祖，那這個小嬰兒被你們這麼一搞，看來非要數典忘祖不可了吧。」

同學回答：「當然不一樣，就算拿到美國籍，我們還是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那好，看來你至少不介意台灣加入合眾國，成為美國的一個州，以後選一個州長，兩個參議員，若干眾議員去華府開會，然後大家說英語，高唱星條旗歌？」

「不行，這樣的話，我們連根都沒了！」

後來我們就「根」爭執了很久，眾人異口同聲認定我在台大被污染了：「不是你的錯，在那個環境，不知不覺就被那些有心人士騙了。」雖然明明問題出在這幫人不想當台灣人，也不想當中國人，但卻要留下一個可恥的根而已。

我在德國念書的時候常和中國學生一起活動，甚至很長一段時間和中國學生住在一起。除了很少數幾位外，大多數的中國人在言談時提到德國人，總是用「德國鬼子」來指稱他們，提到歐洲白人的時候就用「洋鬼子」，提到非洲黑人的時候則用「黑鬼」。不知道為什麼，中國人對外國人就是忍不住要加入一些敵意，這個現象非常普遍。

我的一位室友，她後來嫁給德國人，儘管如此，和我聊天的時候還是稱呼她先生是「鬼子」。有一次我問她何必這麼講自己先生，她的回答令人很驚訝：「鬼子就是鬼子啊，你以為老娘嫁給他是為了服侍鬼子啊？你別看他對我很好，其實他們德國鬼子打從心眼裡瞧不起咱們中國人！」

雖然聽多了，我還是不習慣她用「咱們」兩個字，更重要的，我可完全不覺得德國人瞧不起我，或者說，瞧不起台灣人。在系上上課、在宿舍生活、在打工的公司裡，雖然德國人讓我感覺稱不上熱情，但是至少相當尊重我，一如對待其他人。

很奇怪，中國人非常在乎別人是否瞧得起他們，而且似乎總是覺得別人瞧不起他們。一直到前年我去中國的時候，遇到的中國人還是讓我很明顯感受到這樣的焦慮和憤怒。

老實講，各國人吃飽撐著，沒事幹嘛去瞧不起中國人呢？其實，瞧不起中國人的，只有中國人自己。就像我眷村裡一起長大的同學們，那次離開那張牌桌前，一位同學還憂心忡忡告誡說：「我們外省人現在的處境很不好，到哪裡都被本省人欺負。」

「那你還要去當美國人，你就不擔心到那裡被美國人欺負嗎？」

「不一樣，那起碼是我自己找的」，他回答。我沒講什麼，其實這些不都是他自己想的嗎？想像這一切屬於焦慮與憤怒的自己，想像擺脫中國之後的榮耀與僥倖，而且一定要留一條根，來證明自己的怯懦。

這幾年隨著中國經濟的成長，除了依舊以「小日本」和「鬼子」指稱日本人外，中國的反日情緒似乎又再上了一個台階。連近日《海角七號》在台灣暴紅，都讓中國人看不順眼。

這次的美國行途中，在西雅圖親見一名中國人自以為被誤認為日本人而欣喜不已，這是因為中國人的仇日情緒已經淡化？恐怕不見得，因為除非中國人不再瞧不起自己，痛恨自己的出身，否則這類歸咎其他民族的思想暴力，恐怕不會有停止的一天。

相對而言，過去十幾年間，越來越多的台灣人因為身為這個島國的人民而感到驕傲，而此驕傲是因為台灣人終於得到對自己的肯定。然而有趣的是，當我們終於建立了自我主體性，進而更能夠敞開胸懷去欣賞其他民族的文化，認識自己的根源，卻反過來被中國人指責為「漢奸」、「媚日」，寧不怪哉！ ]]> http://blog.roodo.com/mutu/archives/7382703.html http://blog.roodo.com/mutu/archives/7382703.html 非典型紀行─美國西北2008 Thu, 16 Oct 2008 00:19:15 +0800
才剛把時差調整過來後，我們就走進電影院，買到最後的兩張票，坐在第一排看了這部電影。從我對電影的粗淺瞭解來說，這部電影不能說拍得很好。不過，我已經很久很久沒有因為看了一部電影或小說而有強烈的衝動想要寫一些東西出來。從這個角度看，它可以說相當成功的。

後來在網路上看到一些本片的觀後感，似乎也有不少人和我有類似的感覺，這部電影雖然拍得不夠細膩嚴謹，但是我們都深受感動。

我個人以為，一個多元的社會中，一部電影會感動這麼多人，每個人受到感動的面向差異必然不小（就像馬英九看了《色‧戒》後說，他被電影中學生的熱愛中國的行為感動。）此外，很多人也在這部電影中看到了不同的元素，從而獲得相當的體驗和娛樂。（可以想見，如果馬英九去看了這部片子，還是可以激發他對中國的熱愛。）

讓我回到家中還在反覆思索的，是片中不斷出現的《野玫瑰》。有趣的是，很快我也發現一篇由我的老師許介麟寫的負面評論，許老師在評論中表示：「…甚至終場的歌曲「野玫瑰」（德國、歌德詞），還要重複以日文歌唱。台灣終究逃不了日本文化控制的魔手。」文中以括弧強調這首歌「德國、歌德詞」，許師似乎認為導演實在見識短淺，和陳水扁一樣欠缺世界觀，竟然不知道這首歌的詞出自大文豪歌德，而不是片中的日文啦。

很明顯地，每個人都從這部片子得到極不相同的感受，就像馬英九必定繼續熱愛中國一樣，許介麟也看到了台灣表現成「美日『次文化』的大拼盤，缺乏的是哲學思想與世界觀。」

大四下學期，為了避免讀到第五年，我修滿了22個學分。而且為了歐趴，所以我都選擇較營養的課，而許介麟的「政黨與選舉」當然不能錯過。

當時台大政治系像許介麟這樣的老師不少，他們普遍的現象是很自大，蠻看不起學生。自大的老師對學生的助益很小，不過，這類老師通常文墨枯竭、學識貧乏，只好依恃囂張威嚴來嚇唬學生，有些同學很吃老師這套，還會特別崇拜他們。相反地，我發現這類人往往特別容易對付，不過必須注意的是，別去惹惱他們！

許介麟這門課是以專題報告的方式進行，選修的同學將近40名，每週上課時由兩名同學分別就其自選的一個國家，報告其政黨與選舉的發展和特色，我記得是這樣。這種蠢課我當然從來不會去上的，除了我自己報告的那天。當然，我這種懶人絕對不會登記排在前幾週就報告，相反地，我排到幾乎學期末才報告。

輪到我報告的學期末那天，和我同天報告的，也是一名從來不上課的大三學弟，他叫做徐永明，剛才還在電視螢幕中看到他。雖然我們一樣從不上課，而且拖到學期末才報告，但是我們受到許老師的對待差異很大。我依稀記得徐永明當天報告的是美國，這是一個糟糕的選擇，可能因為其他好的選擇都被別人先挑走了，因為這種大家耳熟能詳的國家要做出好的報告非常困難。

我記得徐永明當天的報告還算準備充分，我是指相較我自己而言。不過他卻被許老師敲了一頭包。當然，如果要我評論的話，徐永明犯的最大錯誤是：太猖狂。簡單講，在許介麟這種老師前面，千萬不能表現出自己有多傑出，尤其避免讓老師發現你比他還優秀。

很多大學教授的最大樂趣不是教授學生知識和求知態度，而是證實自己比學生優秀。這類老師在台大政治系還真多。對付他們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去上課，不得已須要去上課的話，最好裝乖，免得惹事，搞壞自己的心情。

那天我報告的國家是以色列，這個選擇非常不錯，因為圖書館裡有充足的資料可以運用，但是不要說一般人，連全系的老師都對這個國家無比陌生，所以我的報告就算狗屁倒灶，老師也不會發現。果然不錯，許介麟對以色列完全陌生，我口頭報告的同時，看著他急忙翻著一本日文世界各國年鑑的冊子。我報告結束後，沒有任何同學發問或表達意見，於是老師開始拿著他那本年鑑之類的書，結結巴巴地問起問題。他的問題當然很呆，想也知道，一本冊子記錄了全球一百多個國家，像以色列這種國家能有幾頁？然而重要的是，我不能當場讓他出醜，就算他的問題讓我很想笑出來。

我記得我表現得很謙虛，不像徐永明那麼猖狂，而讓許介麟很不爽。我無所謂爽或不爽，因為我只希望得到那三個學分順利畢業。雖然在許介麟看來，拿著一本日文小書就以為可以應付幾十個同學一學期。

為什麼許介麟對《海角七號》片中不斷出現的《野玫瑰》這麼敏感？我猜測，因為他自己多年來也是如此透過日文去理解這個世界，甚至，他自己善於以日文獲取一些額外的優勢，以及自得自滿，譬如說，一本日文年鑑手冊應付一整班的學生。他自己的「哲學思想與世界觀」就是透過日文翻譯和重組的，或許他自己就有些什麼不捨或心虛，我不知道，不過蠻有可能。

至於我為什麼對《野玫瑰》敏感，因為我從小就很喜歡這首歌，它也是我學會的第一首德文歌。不過，當天在電影院的第一排，卻是我頭一次聽到它的日文版。坐在戲院裡的我當然不會認為導演無知到不明白這首歌的原作是德文，當然我也不會以為這首歌連日文版都沒有。

對很多熱愛中國的台灣人而言，聽到日文版的《野玫瑰》會覺得荒誕不經，因為它的原文應該是德文啊。可是，這些人聽到中文版的《野玫瑰》為什麼就不會覺得刺耳難耐？因為在這裡，尤其是那些熱愛中國的人，認為日本的文化是毒藥，而中國來的影響才是王師。

這個標準答案早就已經過時了吧！

其實不只《野玫瑰》，舒伯特的一些著名作品，不管是《鱒魚》、《菩提樹》還是《美麗的磨坊少女》，台灣人第一次接觸到的，不是德文原版，也不是中文版，而是日文版，對很多熱愛中國的人而言，顯露出這個歷史文化的事實，是「隱藏著日本殖民地文化的陰影」。

然而事實是什麼？事實是，台灣人愛看棒球，但是引進棒球來台灣的並非美國人，而是日本人。念高中的時候，同學們熱衷癡迷橄欖球，不過這和英國沒有直接的關連，而是日本人的直接影響。同樣地，高爾夫球並非蘇格蘭人帶來台灣，還是日本人。

我喜歡觀鳥，而這個活動在台灣的形成，日本也是關鍵的因素。至今為止，台灣唯一一本鳥類圖鑑也是日本人協助繪製的。我喜歡拍照，在我們小時候開始接觸攝影的時候，幾乎全部的教材和資料都是從日本來的，即使內容是在介紹德國的Leica或瑞典的Hasselblatt. 我喜歡獨木舟，我也發現即使2000年獨木舟活動開始在台灣萌芽，還是受到日本的很大影響，一如過去很多休閒活動，譬如說釣魚。

我有一個中國好朋友，他很喜歡釣魚。他跟我說，在中國的釣魚活動都是台灣人帶過去的，舉凡競賽的方式、同好組織的活動與形成都是台灣這一套。我很驚訝他說的完全屬實，因為他用的術語和我所熟知的一模一樣，因為念大學時經常蹺課去釣魚，所以對這個活動稍有認識。其實他不知道，他所以為的台灣制度，其實應該就是日本制度。我用「擬餌」這個詞他聽不懂，講「路亞」他才知道。

什麼是「殖民地文化」？

從電影院回到家的我想著這個問題。我想到這部電影應該會讓一些熱愛中國的台灣人感到不適。（當然，功力如馬英九者，恐怕還是可以看到對中國的熱愛。）那麼，讓他們不適的根源是什麼？或者，我應該更清楚地問，為什麼一百年前日本人來到這幾個島嶼上，以日文開啟這裡的人民看到世界的窗。五十年後，日本人雖然離開這裡，但是接下來的五十年間，日本依然是台灣社會銜接文明世界的主要渠道。相對於美國在台灣的宗主影響力而言，日本的影響簡直不成比例的大。更難堪的是，儘管有語言介質上的便利，來自中國的種種卻很難讓台灣人產生普遍的同情。

那天走出電影院，我一直偷偷哼著《野玫瑰》，而且是許介麟強調的歌德原著德文。台灣人何其有幸，可以透過日本而欣賞到舒伯特的作品。直到今天，無數的影響來自日本，透過我們自己的選擇與決定，享受文化的交流影響。而所謂「主體性」，在我看來僅僅是瞭解自己而且掌握自己以足，至於那些左派教條或者民族主義的情緒，有種就也拍部電影出來，讓市場來決定高下，而不要邊罵邊逃。 ]]> http://blog.roodo.com/mutu/archives/7372393.html http://blog.roodo.com/mutu/archives/7372393.html 非典型紀行─美國西北2008 Tue, 14 Oct 2008 00:11:51 +0800
很多很多年以前，我念高一的時候，學校的麵食部曾經發生一樁驚世駭俗的事件，有位同學在吃麵的時候覺得很離奇，明明送進嘴裡一口麵，怎麼會有清脆的咀嚼聲，然後他從自己嘴裡拉出一條還沒嚥下去的蟑螂腿。

這件事很快在校園裡瘋狂傳開，當然也嚇壞很多同學。很多人都說再也不敢去麵食部吃麵了，當然，也有很多人覺得事情並非嚴重，所以依然光顧麵食部，譬如我。

我當然也不吃昆蟲，像很多人一樣。只是我相信麵食部在發生這件慘案後，應該至少會有一段時間比較認真防範把蟑螂端給同學享用，這有點像每次空難後搭乘華航飛機總是比較安全，是一樣的道理。更重要的，我堅信麵食部的老杯杯不至於故意把蟑螂放進碗中給同學吃。

吃蟑螂會怎樣？我不是很清楚，不過似乎沒聽過這種動物有毒。儘管如此，就算衛生署的官員堅稱，每天吃一百隻蟑螂，吃一輩子也不會得腎結石，我還是非常不希望偶而吃到一隻蟑螂。而且，如果衛生署計畫訂定麵食驗出蟑螂的國家標準時，我可不希望他們以「吃不死」做為訂定的原則。

我和大部分國人一樣，從來不吃昆蟲，更不想吃到蟑螂，不論這種東西要吃多少才會得腎結石，或者一命嗚呼。而且我們也瞭解，這種東西若非人為添加，出現在麵碗裡的「天然背景值」應該是零。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們為什麼要接受國家標準，譬如說，一碗麵裡可以出現半隻或2.5隻蟑螂。

除非惡意添加，不然一碗麵裡經常出現蟑螂，甚至高達2.5隻，是令人非常匪夷所思的。而我們為什麼要容許別人在我們身上加諸惡意？衛生署的官員更沒有資格告訴我們這些惡意無害。

我們成立政府的目的是為了要規制公眾生活的基本秩序，以追求全體成員的利益。此一基本秩序中，對於懷有惡意並且付諸實行的行為，必須予以處罰，此毫無討論猶豫的餘地。更重要的，我不能接受政府的官員宣稱，吃蟑螂會不會死，或者要吃多少蟑螂才會死。我真正關心的是，官員是否介意故意在麵裡添加蟑螂這回事，而且必須告訴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對抗這種故意添加的惡意行為。

最重要的，政府官員應該積極瞭解手中握有選票的我們在想什麼，而不是頭一個先去推敲那些製造蟑螂食物的人民和政府在想什麼、要什麼。 ]]> http://blog.roodo.com/mutu/archives/7353601.html http://blog.roodo.com/mutu/archives/7353601.html 非典型紀行─美國西北2008 Fri, 10 Oct 2008 20:45:46 +0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