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菟咖啡 台北縣瑞芳鎮金瓜石黃金博物園區

我相信應該不是我的錯覺，這些年來台灣號稱「攝影」的人變多了。

「你也攝影嗎？」這句話已經不是難得聽到的話，成為人們初次見面時寒暄的問候詞，取代「吃飽了沒？」

二十年前，一個高中學生擁有一頭傻瓜相機就已經是很得意的事情。（當然，我是指一般庶民而言，並不包含黨政軍特高官子弟，那些對「黑名單」的看法和我們的經歷明顯有別的權貴。）但是現在，小學生拿著相機拍個不停，在金瓜石是很常見的。上週，一名幼稚園的小朋友和父母親來咖啡店，五歲的稚童就不斷穿梭店內各處，只要他的高度可及，就把發現的貓頭鷹拍下來。

幼兒用傻瓜相機拍照，這同時擁有一頭單眼相機的大人也大幅增加。在某些人的理想中，使用單眼相機，就是在「搞攝影」。對這類想法我沒有太多意見，因為我也有我自己的錯覺或成見，經常期待旁人容忍。

其中一項錯覺就是，我總覺得台灣人似乎比西歐或北美等社會，更偏好一些炫耀財，譬如說，名車、名表、名牌服飾。相較於所得水準，名牌在這裡受到更大的歡迎。

另一個錯覺或成見，愛用名牌的人，似乎不免期待透過名牌的加持，讓周遭人們對他另眼相看，崇敬或者羨慕。我的錯覺是，其實大家的差異沒那麼大，但是總有些人覺得自己與眾不同，打從基因起、打從心眼裡與眾不同，所以無論如何要藉著一些公定的儀式或習俗，把自己與他人區隔開來。

話題回到相機。

自從數位相機越來越普遍後，「搞攝影」的同胞也隨之暴增，無可厚非。同時隨之菌生的，還有很多的攝影社，這些攝影社的同好，經常利用假期舉辦活動，穿梭各地聘請老師指導攝影技術。有不少攝影社相當偏好金瓜石，幾乎每個週末都有同好絡繹於此，背著扛著昂貴的設備相屬。

今天一早，幾個來此切磋的同好因為天冷，躲進木菟喝咖啡取暖。坐定後，把他們的Leica擺在桌上，估計至少30萬元的行頭。

「這麼冷的天氣來金瓜石拍照喔？」很蠢的客套話，我這麼開場。

「是啊。」客人的回答很像家裡的貓向我喵一聲，回應我的呼叫。

「哇！相當不錯的Leica相機。」做生意嘛，嘴要甜，永遠不吝嗇稱讚客人的小孩可愛，或者強調客人的品味出眾，尤其當客人毫不掩飾地炫耀其名牌時。

沒想到這桌客人還真出眾，其中一位用上揚的音調問我：「哦，你也知道Leica啊？」

這勾起我一年多前的一次印象。

一個忙碌的下午露台上幾乎坐滿，一位洋人和他的台灣女友在最外側喝咖啡，因為發現他穿著很蠢的Bayern Müchen球衣，過去問他是不是德國人。他說是，但並非慕尼黑人，而是道地的斯圖加特人。於是百忙中我和他聊了一陣子，幾乎圍繞在足球的話題上。在南德人的旁邊，坐著四位大學生，後來德國人離開後，我過去問四位學生還需要什麼的時候，其中一位用很不可思議的表情說，想不到我會說英語！

這幾位大學生可能覺得不可思議，像我這種上了年紀的人，可能和她爹娘差不多年紀，而連她爹娘都不會講「英語」了，金瓜石這鬼地方的鄉巴佬怎可擁此絕技！

基於「客人至上」的帝王原則，我沒有告訴她，剛才她聽到的夷話其實不是英語。

要不是有這些經驗，我還很難想像，原來金瓜石的這些遊客中，有些人抱持著城裡文明大爺的心態，臨幸我們這粗魯不文的窮鄉僻壤，萬萬沒想到，我們這些土民竟然知道世上有Leica，竟能開口講「英語」。不過我猜想，即使遇到這種情況，這些傢伙恐怕還是難以改變自認高人一等的信念。

前不久，中國國民黨的馬英九主席來到台北溪洲部落的原住民社區，氣勢凌人地開導原住民表示，他認為原住民的基因沒有問題，很重要地，他把原住民當人看！他一定覺得很奇怪，明明掩飾得很好，為什麼還是有人揭穿他的面貌而大肆抨擊？

然而話說回來，如果在德國或美國，講出這種話的總統或議員候選人恐怕就不必再選下去了。但是在我們這個草昧的貞卜文明中，馬英九隔天依然大搖大擺跑行程，毫不知恥。原因無他，種族、城鄉、性別的歧視，在此仍屬正常。彼此人同此心，總統參選人出此妄語，何足怪哉？

二十年前，還在戒嚴的年代，台灣有個太上衙門，叫做警備總部，我老爸就在那個衙門當差。實際他在那裡面做些什麼事情我不清楚，不過，我知道的是，警備總部的唯一工作，就是執行戒嚴法令。一群軍人，配合統治者的要求，包山包海限制一切人民的基本自由。

那個年代，就是泛藍媒體鋪天蓋地喇叭宣傳的美好古代。

除了平時神秘詭怪的工作外，老爸常有好幾個朋友會不定期來家裡拜訪。他們在不同的單位工作，公家機關或民間大企業都有，他們的共同特色就是，外省籍、軍人退伍或轉任。

我最有印象的是一位空軍上校退役的華航國際線飛行員，他大約每個月會老遠跑來內湖眷村的家裡一次，他們會胡扯聊天一堆東西，然後，他會交一份簡單的報告給老爸，手寫的，沒有署名，報告的內容就是他單位裡，甚至他接觸到的旅客，哪些人有什麼值得注意的行為，譬如說，「某君曾與某台獨人士接觸，正密切注意」等語。

因為我偷偷看過好幾次他交給老爸的報告，用十行紙寫的。他每個月來，老爸每個月會交給他500元酬勞。

老爸這樣的「好朋友」有幾位我也不清楚，但是五六位似乎不只，他們每個月都為交一些資料，為自己身邊的朋友、同事打小報告，貼紅標籤、綠標籤，讓那些人萬劫不復，卻竟然不知道什麼原因，無法申覆。其實我老爸在警備總部的工作主要是國境檢查管制，包括機場、港口、海岸的管制業務。但是顯然人員的情資蒐集是情治單位重要的工作項目，每一個人都負有一定的責任。

在那個軍事統治的戒嚴年代裡，各行各業都有很多人在執行類似的工作。不只政府機關有「人二室」，負責監管並記錄單位內人員的言行，很多的大企業都有一個「安全室」，這個安全室的主任，都是憲兵上校組長以上軍官退伍，由警備總部直接派任。至於這個主任的任務呢，也是一樣監管並記錄員工言行，吸收企業內部分同仁偷偷記錄其他同仁的言行，以推行白色恐怖統治活動。

當然，不只各行各業，學校裡面也有很多人從事類似勾當。教官不要講了，那就是他們主要的業務；很多老師也是箇中要角，不僅僅是國民黨知青黨部的幹部，很多老師都是靠這類活動平步青雲的，尤其那些中山獎學金的高官子弟。此外，一些狡猾的學生當然也是教官們最愛相互利用的對象，通常外省籍、思想純正、父母親擔任黨政軍特官員的同學，最為上選。

結束人類建立現代國家以來最漫長的戒嚴統治，也已經二十年了，說仇恨是沒有，但是我非常好奇的是，那些國民黨恐怖統治的「英犬」如今心裡怎麼想？那些爪牙們有沒有想過應該向無辜的同事、同學們懺悔？為了他們曾經做過這麼卑鄙的行徑。

做為一個政治學的學徒，從學生運動年代一步步走過來，看到台灣的民主制度慢慢建立，可是這當中我覺得還嚴重缺乏一個轉型的過程。這可以不是一個審判的程序，而應該是一個救贖的過程，那些曾經在戒嚴時期蹂躪同胞的達貴們，應該為自己過去的言行向大家道歉，並且請求寬恕。

我始終覺得，沒有這麼一個救贖的過程，我國民主制度的內涵仍充滿了懷疑和歧見，很難順利轉型成為一個正常民主國家。我相信那些爪牙願意懺悔的話，會獲得全面的寬恕與諒解。我非常想知道，到底是哪些同學和朋友，從前曾經偷偷記載我的言行，交給教官。我很希望他們主動在我們面前懺悔，請求原諒，因為，我很想要原諒他們！我不能接受一個社會永遠沒有是非，不分黑白。

然而，令我毛骨悚然的是，矢口否認竟然是那幫英犬的一貫作法，那麼我該怎麼相信，某條英犬是為了這個共和國的共同利益和前景而出來參選總統，而不是為了他心中那個猥瑣的賊性？

這是一個壓克力桌牌，我來到這個桌子辦公後，清空了原有的一切物品，只留下這個玩意兒：一塊寬12公分，高6公分，厚2公分的壓克力。以其土氣的模樣和八股的文字來看，應該是有點年代，但也不會太久。裡面提到「注重電話禮貌」，所以應該在台灣電話普及之後，所以至少30年之內。另外，「準時上班下班」這個觀念在國民黨的黨國統治環境下，是很晚近的觀念，可能比壓克力加工產品一度在台北街頭到處可見的年代還晚發生。壓克力加工的風潮在台灣盛行也還不到30年的時間，而國民黨對準時上下班開始有概念，應該是民間開始普遍使用打卡鐘之後，也就是二十年前左右。

所以，我推定，這玩意兒應該約20年的古物，饒富興味，而且存世的數量應該不多。青輔會曾經有個處長叫做馬鶴齡，這大約就在他任職前後的產品。

更有趣的古物，最近流傳在網路之間的，是馬鶴齡的兒子馬英九在革命實踐研究院時的一些老資料。圖中是馬英九所書，研讀蔣介石〈我們復國的精神志節和建國的目標方略〉一文讀後感。


懷古是很有趣啦。我也會對成長過程中曾經見證過的一些遺跡有特別的感覺，所以對於日漸稀少，印有「消滅萬惡共匪」字樣的東西都會刻意保留。不過，我可不打算復古，所以對於那些言必稱蔣的哥而們難有好感。

那些人在蔣朝享受與台灣人截然不同的樂趣生活，選擇五花八門，生活無憂無慮，當然很念蔣。但是我可一點都不希望那個恐怖的古代和古人從記憶和墳墓裡爬出來嚇人。那些三十年前縱橫江湖，到處記人言行，向情治機關交報告，荼害同學同事的傢伙們當然很推崇那個時代。

這就是台灣民主的奇異現象，這些當年搞特務的傢伙，竟然可以搖身一變喊民主，而當年被他們貼標籤、記言行的人們，竟然完全不當一回事。害人的不必懺悔，被害的也無所謂。真是奇妙。我沒那麼大量，我一直都很想知道，到底是哪些好同學，平時和我們嘻皮笑臉，回頭努力寫報告交給教官。我想要知道是哪些人，而且要他們向我們道歉懺悔。

自然曾經有人問我，去過幾個國家？從我第一次被這樣詢問的時候，我就覺得這種問題非常蠢，當然，那時候我去過的地方還很少，當時二十幾歲的我不知道去過「幾個國家」該有什麼不同的價值或意義。

大學念書的時候有個同學以唱歌聞名，叫做黃舒駿。黃舒駿歌聲不錯，吉他一般，創作普通，不過歌詞很鬼扯。他的一首歌有歌詞一段約如此：「她去過八個國家，該看的都看過。」

他唱這首歌的時候，我大學還沒畢業，1990年以前，很少有幸運的男生曾經在大學畢業以前出國。別人很多是因為兵役，當然，就算不是兵役的限制，我也沒錢離開台灣，因為坐飛機很貴，那年頭從台灣買機票出國，甚至比現在還貴！不過，我看過世界地圖，也很喜歡看百科全書，我當然不相信，去過八個國家，可以把「該看的都看過」。

很多年過去了，距離25歲才第一次出國後。後來有機會離開德國，去歐洲一些其他文明走走，再然後有機會離開歐洲，跨過幾重經緯度，看到其他大陸的其他種種。老實講，我根本不知道有哪些是「該看的」。或者說，哪些是「不該看的」，我不明白。

我最土氣的嗜好之一，就是「旅遊」。這個嗜好非常土，簡直土斃了，因為幾乎每個人都有，尤其是一些格外土的人一定都有這個嗜好。不久前，咖啡店曾經有一桌客人在討論旅遊，兩位顯然是公立中小學老師的客人展開一場拉鋸戰，簡直看不出誰在當中獲勝。兩個人幾乎沒有掩飾地讀出自己曾經去過哪幾個國家，一洲一洲地炫耀。老實講，如果不是當公立中小學老師，要完成100個國家以上還真不容易。連來咖啡店喝咖啡都要炫耀這些戰績，我想他們的學生和家長們一定更慘，經常要忍受他們的耀武揚威。

當然，有些人可能就覺得聽別人吹牛很爽。光是聽別人吹牛說，他去過一個你沒去過的地方，很多聽者就會很佩服說者。我要說這類聽者很呆，恐怕有點不禮貌，不過這是真的，不呆怎麼會相信別人因為出國有什麼不同？

其實我從來不去統計去過哪幾個國家。說個好玩的經驗，1991年我第一次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分別曾經在布拉格和布拉提司拉瓦停留過夜。不久之後，兩個國家分離，分別為今天的捷克和斯洛伐克共和國，首都分別為布拉格和布拉提司拉瓦。也就是說，本來我只去過一個國家，後來因為分離，讓我變成去過兩個國家。

不過，我這些年到處亂跑的目的是什麼呢？說來好笑，通常只是去看看鳥。很多看鳥的人也喜歡周遊各國看鳥，因為鳥類雖然會遷徙，但並非全部鳥類都會遷徙。所以各地有各地不同的鳥類組成，為了欣賞其他地區的鳥類，所以很多鳥人喜歡到處旅行。因為看鳥的人一般也是常人，不免有常人的一些毛病，譬如說吹牛炫耀的毛病。所以，很多鳥人酷愛四處旅行，以便累積自己曾經看過的鳥種。全世界的鳥種可能不到8,000種，看過超過5,000的大有人在。據說在台灣也已經有三千俱樂部的成員了。

我看過幾種鳥？我不知道，或者說，哪裡能記得那麼多！跑一趟東非或南非，就算只看過800種鳥，回家後半年，隨便拿出當中100種，誰能正確答出鳥名，更別說他們的棲息地或生態特徵。如果什麼都忘了，只記得一個誇大的數字，譬如說，2,500，那又怎樣？

不久前，有一位某黨的總統參選人被他黨的參選人質疑，他的政策根本就是中國的「離島建設條例」，他的一切觀點都來自中國，他看到的只有中國。結果，這位言必稱中國的候選人後來急了，竟然得意表示，他才不是只看到中國，他還去過印度ㄟ！對手政黨有哪位人士曾經去過印度？他大聲質疑。

一個將近六十歲的老頭子，告訴我他去過印度。喔，他去過印度取經，所以值得我們尊敬他？顯然那位候選人以為，在印度有他「想看的」，不過，我希望這類人能夠有起碼的謙虛和理解力，他自己「想看的」，和「該看的」差很多，台灣人沒必要無知到在他的想像間磨蹭。我常覺得，「藏拙」是做人很重要的態度，不亞於學習。如果一個人把學習來的三腳貓工夫動不動拿出來耍弄，那麼還不如不學。

二十年前的五月十一日，天氣和今天差不多，一群學生忙了好幾天，辦了一場未經核准的活動，叫做「511台大學生日」。我已經忘了後來幾年還有沒有台大學生日的活動，可能有。不過，那幾年的五月總有不少類似活動，比上課有趣多了。

我的天啊，照片中這些人看起來怎麼這麼老土。不過別忘了，這可是整整二十年前，照片當中最年輕的，也要在一年左右滿四十歲了。



從校門口集結出發，舉牌子、拉布條、喊口號。不過就這幾隻貓，卻有很多攝影記者爭拍。那年頭還沒有SNG之類的戰車，新聞靠的都是步兵級的照相記者，所以現場還不會太混亂。

當然，現在如果有這麼一小群學生在學校門口出發，走到活動中心前面演講，恐怕不會有任何攝影記者來按快門。

這場活動的訴求是什麼？還真是豐富多元！不過，最重要的是要求普選台大學生會會長。現在想想很離奇，學生會會長由同學們自己投票選出來有什麼好爭的，還爭了好多好多年，還有很多學生被記過、家長被騷擾。

二十年來，不只台大學生會普選了會長，教授們選舉了校長，全體立法委員都由公民選舉產生，直轄市長由公民選舉產生，總統也由公民選舉產生。這些一切，都發生在區區二十年間。

經常聽到一些讓人毛骨悚然的意見，瞎掰兩蔣時代的美好。那些在改革路上不斷踩煞車，力抗民主自由價值的傢伙們，在戒嚴年代吃香喝辣，而如今搖身一變爭取擔任「台灣地區領導人」的時候，講那些「美好古代」的謊話，只讓我一再想起這二十年來那幫人的反動行徑。



為了辦這個活動，最忙碌的是一位美麗能幹的大陸社學姐，她手工完成了好幾十件的大背心，就是上圖這位模特兒穿的型式。

最近「台客」裝扮正流行。看到了沒？正宗台客就是圖中模特兒的打扮，尤其注意的是那個膨鬆的怪頭，還有，無敵巨大的眼鏡框。警語：父母或女朋友膽小或有心臟病的讀者請勿模仿。




上圖這件大背心很可能是存世唯一的一件了。當年活動結束，我就把衣服收折好，一收就是二十年。不知道這件衣服在拍賣網站可以標得多少錢？

上一篇文字中曾提到「台灣鮭魚」。

寫完這篇幾分鐘後，剛好看到網路上一篇投書，台灣正名 靠鮭魚走出去?，對最近將過去稱為「櫻花鉤吻鮭」改名為「台灣鮭魚」提出幾個不像話的批評。

這是最近以來，那些對「正名」有不正觀念的一種代表心理。

「正這個名不知要花多少冤枉錢？」我相信這不必花什麼冤枉錢，這招太爛了。改個名字，又沒幹嘛，為什麼要花大錢？這至少比保育台灣鮭魚要省很多錢，也比看守蔣介石的墓要省錢。

「台灣能靠鮭魚『走出去」』嗎？」誰說改名是要讓台灣「走出去」？那些懼怕正名的傢伙別再給正名亂戴帽子。

其實，我的看法是，改名「台灣鮭魚」，和統派懼怕的「正名」沒有什麼必然關連。這位懼怕正名的退休教師顯然不懂分類，卻還瞎掰專業。事實上，多年來已經有很多學術上的討論，提議將「櫻花鉤吻鮭」改名。從我大學時候，有學者建議改為「梨山鱒」，到幾年前有個我最喜歡的名字「台灣櫻鮭」，不知道一共有多少建議。

這些建議當中，大部分的命名都有一個特色，那就是冠上區域名稱，而且多半冠上「台灣」，譬如日本人在發現之初，就將它命名為「台灣鱒」。原因很簡單，因為它是台灣特有亞種。從這個角度，「梨山鱒」和日本人另一個命名「次高山鱒」也是很好的名字。但是，這些命名恐怕對那些不明白何謂「次高山」或「梨山」的人而言，有點多此一舉卻不知所云，畢竟，「台灣」總是比較容易理解，它是這個地區的特有種。

這位退休教師說，「鉤吻鮭」至該種的「屬名」，這點我莫名其妙。如果他仔細去看文獻，有機會瞭解，為什麼其他每一種命名都沒有用「鉤吻」。答案很簡單：那有點呆。只要是鮭魚，除非畸形，否則都有個「鉤吻」，這是這類魚的特色，不必強調，就好像我們不必強調「直立人類」一樣，當我們要說「人類」的時候。

我為什麼比較喜歡「台灣櫻鮭」，原因很簡單，因為它是櫻鮭的一個亞種，特有台灣水域，因此命名。當然，即使櫻鮭也是鮭魚的一種，所以命名為「台灣鮭魚」也是不錯的。無論怎麼說，都比「櫻花鉤吻鮭」要強多了。這個名字只是把「櫻鮭」的名字複雜化而已，尤其是強調「鉤吻」，實在太遜了。

也不知道為什麼，這年頭一些正確的命名都會遭到來自統派的敵視，甚至刻意羅織一些缺乏常識的指責。最爆笑的是，這位退休教師還說，改名為台灣鮭魚「讓台灣失去更多人文氣質」。

偶然間看到三立新聞的〈福爾摩沙事件簿〉，今天的主題是「三月學運十七年」，主播陳雅琳糊里糊塗講了一堆很表面的東西，和我經歷的三月學運有不小的差距。不過，這無所謂。

讓我覺得非常有趣的，是節目出現的一些當年影像。其中有一張照片，一群人看似很冷的樣子，每個人裹著一條橘紅點點的圍巾。那應該是十七年前的三月十七日傍晚，當時，賀德芬老師過來向同學們講話。她說，鎮暴部隊已經在附近集結，要我們緊緊結合在一起，不要分開。我記得那天相當冷，傍晚的時候，有廠商送來幾箱的圍巾，給大家禦寒。一群受凍的學生於是人人裹著那條質料不麼樣的小圍巾，就是照片中那模樣。

那是學生開始在中正廟的圍牆外靜坐的第二天，當時在經濟研究所第一年的駱明慶學弟打電話來，好像是說前一天的靜坐要持續下去，要我也加入壯大。我在下午趕到牆外靜坐地，直接加入進去。當天後來人數可能已經累積到兩百人左右。由於圍巾數量不多，所以那個晚上我們每個人也都只有分得一條圍巾，很醜的圍巾。

第三天起，人數快速增加，靜坐移進廣場，而全國各地湧來的支援物資也不斷進入廣場，帳棚、睡袋越來越多，尤其是睡袋。但是圍巾沒有再增加，只有最早的那群學生獲得。事實上，抗議學生還擠在牆外聚集，而大家的行動還前途不明的時候，曾經為了確定靜坐學生的身份，大家約定好將那條圍巾圍上或綁在手臂上以為識別。

十八日下午我回內湖家中洗澡，因為當天放晴，往來廣場上不免覺得熱。顯得歡樂無比的廣場上，我帶著寶貝Nikon FA相機，拍下幾張有趣的照片，包括劉孟奇的可愛照片。但是當晚又接到駱明慶的電話，表示廣場上有學生開始絕食，所以，我們也要馬上開始加入絕食。當天夜裡我趕回廣場，加入廣場中央一塊圍起來的區域，杜文仁學長，駱明慶、劉孟奇、湯志傑…等學弟十多人在座。十九日，絕食區移往國家音樂廳的迴廊下，大家的腦袋上都多了一條黑布條，上面潦草寫著：「絕食抗議」。

那幾天陰晴不定，白天時候經常相當炎熱，晚上卻相當涼，還曾經有天晚上下了不小的雨，廣場上露宿的學生不及走避，留下很多淋濕的帳棚和睡袋。還好有那條怪醜而不怎麼保暖的圍巾，讓我安然度過那幾個餐風宿露、餓得半死的夜晚。（當然，最後兩個晚上要感謝音樂廳管理單位，他們特地開放幾個房間供我們使用，而絕食的同學夜裡其實不是睡在廊下，而是室內的地上。）

上面的照片中，貓咪模特兒甜玉頭上的黑布條，就是當時飢餓的我在廊下綁的那條。甜玉身旁的橘紅點點圍巾我竟然保留了十七年…。（我的天啊，甜玉的表情看起來怎麼這麼「無敵正義」！）

夜裡整理收放郵票的暗房，找到一疊先前台灣郵政一文所說的的油紙袋，上面印有「台灣郵政管理局」的小袋子。

那個年頭不管什麼東西，只要能印上文字的，幾乎都不免有類似的文字：「莊敬自強 消滅共匪」。年紀一定以上的，應該都有類似的記憶。而且當時靠「反共」謀生的，現在很多還沒死。

我開始知道自己「反共」，應該至少是20歲以後的事情。原因跟馬英九等反共喇叭手的催眠宣傳無關，只是因為讀了一些書，而且懂得自主思考而已。當然，也和中國共產黨的殘暴不仁、滑稽無恥無關。

尷尬的是，當年那些仗著「反共」騙吃騙喝的國民黨鷹爪，近年來幾乎全部變裝成功，疲勞轟炸式的形式不變，變的只是內容，從反共而媚共。

猛然間，發現自己身陷變色龍群，驕傲已經不足以形容，雖然不過是「一致性」。

目前德國聯邦政府有19個聯邦最高級部門，譬如總理府、外交部之類，主要分布在Berlin和Bonn。其下共有78個聯邦高級部門，譬如在Frankfurt am Main的中央銀行，或是在Pullach的聯邦情報局；23個公營財團法人，很像我們的紡拓會之類的基金會；此外還有35個附屬機構，國家博物館之類的。

這些機構，至少分布在以下54個城市中：
Bad Homburg, Bergisch Gladbach, Berlin, Bielefeld, Bochum, Bonn, Braunschweig, Bremen, Chemnitz, Dellbruck, Dessau, Dortmund, Dresden, Erlangen, Eschborn, Flensburg, Frankfurt am Main, Frankfurt an der Oder, Freiburg, Gros Lusewitz, Grubenhagen, Hamburg, Hannover, Hoppegarten, Hundstadt, Hürth, Ilmenau, Jena, Karlsruhe, Koblenz, Köln, Langen, Leipzig, Ludwigsburg, Magdeburg, Meckenheim, München, Münster, Nürnberg, Offenbach am Main, Pullach, Quedlinburg, Rastatt, Rheinland, Riems, Salzgitter, Siebeldingen, St. Augustin-Hangelar, Stetten am kalten Markt, Stuttgart, Trier, Wettzell, Wiesbaden, Würzburg.

因此，晚間八點的新聞裡，可能有來自Karlsruhe的聯邦憲法法院的判決，來自Nürnberg聯邦勞工局對於罷工的決定，來自Leipzig德意志圖書館的消息，最後有來自Wiesbaden德意志氣象局的氣象預報。如果剛好樂透累積好幾週沒開出頭獎，記者就會趕來本市，因為聯邦彩券局在Münster。

除了首都Berlin之外，聯邦政府機關在Bonn, Köln的密度仍相當高。此外，多年前我讀過的評估，由於聯邦政府部門或機構所在的關係，德國至少有25個城市可以在戰時迅速成為聯邦政府的臨時指揮所。經過這幾年在東德的成果累積，這個數字應該已經突破30。

戰略上的影響，其實反映了地理區位上的重要性、各區域發展的均衡，以及基礎設施的普及程度。

反觀我國呢？每當台北人講到我們是「首善」的時候，我就覺得想吐！中央政府把幾乎全部的資源投注在台北這鬼地方，到底是什麼意思？難怪人家把我們矮化成「中華台北」。

隨便舉個例子，我們何不把原住民委員會遷往花蓮或台東？把客家委員會遷往苗栗？把農委會遷往雲林？國科會就直接在新竹即可？而林務局可以不必座落在只有幾棵行道樹的台北杭州南路。這不只是大家發揮想像力，其實也正是這個國家可以考慮國土和區域規劃的開始。

而過去幾年來，民進黨政府開始提出一些不同的做法，幾乎每一次都遭到來自台北舊勢力的譏諷打擊。先是國慶煙火和元宵燈會不再專屬台北人，被馬英九市長等人飽酸一頓；接著一些文化性質的展覽館設在南部，被台北的文化霸權一路猛打。最近，執政黨終於又開始提到中央政府南遷事宜，幾乎同樣一組人又出來罵個沒完。

我曾經在豐原工作半年多，覺得台中地區不僅地理位置適當，而且氣候條件優越，是設置首都的理想位置。其他人不論贊成還是反對，似乎應該頭腦清楚一點，尤其先別急著罵人，講些能聽的道理才是。

自從馬英九亦遭起訴後，泛藍媒體馬上噤聲打貪腐，轉而開始沒完沒了、鋪天蓋地、自說自話編造台灣經濟完蛋的劇本。所以，最近不管執政黨有任何動作，就一律套上同樣的劇本扮演：「政府只會搞＿＿＿，完全不顧老百姓的生計。」最近，自從遷都和機關南移成為話題後，那類節目不假思索就有這樣的結論：政府只會搞南遷，完全不顧老百姓生計。

我的看法是，一個均衡發展的社會本來就是有遠見的政府應該努力完成的，而老百姓的生計在均衡發展當中才能得到更佳的機會。這個共和國需要更多長遠的精心規劃，而不是原地打轉，反對進步。

昨天小賴學弟來店裡聊天，不知道怎麼回事聊到孔子，兩千多年前出生在今日中國山東的那位學者。

小賴學弟是本咖啡館《右滿舵船誌》2004年04月17日〈石門水庫之一〉的作者，夫婦兩人春節假期春遊金瓜石，順便來小店聊天喝水。

談到孔子讓我想起多年前的一次有趣經驗。

多年前在Münster大學語言班中級班時候，有一天一位南韓同學和一位中國同學一起來找我評理。中國同學先開口，用中文跟我說，「你說好不好笑，他們高麗棒子竟然瞎說孔子是朝鮮人！孔子當然是中國人啊，你跟他說清楚。」接著韓國人用德文跟我說，兩千多年以前居住在渤海灣周邊的民族，就是現在韓國人的祖先，而孔子就是現在所稱的朝鮮族人。

我對韓國人或中國人的民族主義狂熱始終難以欣賞。我給他們的答案是：老實講，我不關心孔子是哪國人，他是中國人也好，韓國人也好，我都無所謂。當然，我可以肯定的是，孔子絕對不是台灣人。

韓國同學和中國同學對我的答案都很不滿意，不過我提醒他們兩人，雖然我不肯定孔子是韓國人還是中國人，但是我敢肯定的是，孔子的學說和有關他的著作，我讀的比他們兩人，以及他們絕大多數的同胞國人要多很多。

對現代人而言，孔子是無排他性的公共財，誰有興趣都可以享用，而且不會妨礙其他人的享用。甚至要作文的話，還可以形容孔子的學說是「無主物」，是「埋藏物」。

然而，不論孔子或是舉世哪位先哲的學說，當我們還沒有經過思考和論證而獲得屬於自己想法以前，它們的存在是一種外物。中國人和韓國人爭論孔子是該本國人，不過類似一種「塗裝」的工夫，感覺不到有什麼文化主體性的意義。我其實並不主張中國古籍應該成為公立學校必修課程，不過我覺得中國人和韓國人與其爭執孔子的國籍，不如對他的學說多點好奇。

今年過年前，第六屆亞洲冬運會在中國長春舉行。（對不起，在此之前我還不知道有「亞冬運」這物，我只知道有「亞運會」，代表台灣的中華台北棒球隊打敗韓國首爾隊、中國北京隊和日本東京隊得到金牌，讓台灣被民族主義燒焦一圈。「矮中比高」是民族主義非常需要的。我怎麼樣也想不起來有沒有看過「歐運會」，甚至「歐冬運」這種東西。為什麼歐洲人不也來辦這類勞費的活動呢？）

亞冬運在1月31日女子3000米短道接力賽的頒獎儀式上，亞軍的韓國隊員在登上領獎台後突然展開七張A4紙標語，內容是「白頭山是我們的領土」。隊員們此舉令現場韓國奧委會主席金正吉不免尴尬，但韓國拉拉隊卻傳出一片歡呼支持聲。

短道接力隊的金敏貞選手說，來到長春後發現很多宣傳小冊子上寫著「白頭山是中國領土」，所以才決定這麽做。

看來這兩個國家還真是寶一對。白頭山，中國人通常稱做長白山，沒錯，就是我們小時候被蔣幫政權整天魔音傳腦〈長白山上〉那首歌講的地方，它是中朝兩國界山。

從一些文獻和報告來看，長白山的生態環境非常豐富，值得一遊。然而很糟糕的是，它是朝鮮和中國的領土。朝鮮可以直接忽略，而中國的旅遊環境必須以恐怖來形容，徒有長白山那種地方，無奈給這些人佔著。

就像爭執孔子是哪國人一樣，白頭山爭了半天又如何？不過兩個字：糟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