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菟咖啡 台北縣瑞芳鎮金瓜石黃金博物園區

老實講，美國西北部有點無聊。無聊就算了，因為無聊的旅行經驗我太多了，無聊時候可以想一些有的沒有的。這是旅行過程中的一大特色，就是會想到很多平常不會想到的事物，原因很可能是旅行過程中的環境，和平時習慣的生活環境差異很大。

不過，來美國旅遊的代價很大，坐飛機的時間很長，旁邊剛好坐著一位不幸過重的美國人的機會很大。我當然很同情過胖的人，可是誰來同情我變得窄小難眠的座位？而且奇怪的是，越太平洋航線的班機上，是不是特別多小嬰兒？我猜有可能，因為很多亞洲人都喜愛在美國生孩子，這樣就可以有美國兒子或美國孫子。而這些全家族的指望，就經常被抱著在飛機上飛來飛去，全程大哭大鬧。

代價最大的，當然是美國的吃和住很貴，而且相對品質往往不理想。所以，如果只是要體驗煩悶、享受無聊的話，我們這輩子不會再來這裡，要也要挑些便宜大碗的地方吧。

可能是我對美國車的成見吧，這一路上我總覺得我們的克萊斯勒怪怪的。不過這恐怕也不是我的問題，因為美國車真的比較差勁。和幾個月前在北海道得到的那輛Suzuki Swift相比，這輛還算新的Cruiser不但恐怖耗油（每加侖四美元喔，不是10幾年前的90美分！）而且震動很大、車內噪音驚人，座椅不舒服，還特別難以駕馭。

我曾經開過好幾年的貨車，很多難開的貨車，包括沒有動力方向盤的古董Mercedes 407D ，甚至高齡20年80萬公里的老Mercedes大卡車都沒抱怨過，這輛才幾千哩的克萊斯勒卻讓我吃足苦頭。

有一天，高速公路穿過愛達荷荒涼的半沙漠時，我覺得車胎怪怪的，因為車身一直有個不舒服的諧振。那輛爛車不知道為什麼竟然搭配17吋的鋁圈，上面裹著205/45/17的半跑胎。這種胎如果破孔，不會消風完畢，而會感到一些怪怪的。我有一些類似遭遇，因為我有駕駛第二代Golf GTI 16V超過18萬公里的經驗，在高速公路上破風的感覺就是那樣。那天起先我不敢講，不過後來還是開口了，我跟身旁的太太講，好像輪胎沒風了。

終於後來我把車停在路邊檢查，把每一顆輪胎踹了幾腳，確定沒有破風，才繼續上路，裝作沒事。其實應該是沒事，可能只是因為沙漠太無聊了，無聊到忍不住注意到一些如同心跳聲的規律震動吧。

當天晚上，無聊的晚上，也忘了在哪裡，反正在某一個毫無特色的汽車旅館裡，竟然不知道怎麼搞得我想到白天說的幾個字：輪胎沒風了。

我想到很久以前，1983年的夏天，台中縣烏日鄉，有個叫成功嶺的地方。那年我高中畢業，考上台北某大學，那時候，大多數的大一男生新生會被政府強制送上成功嶺，度過六週的軍事生活和訓練。我的成功嶺生活，也是我這輩子僅有的軍隊生活，不但非常無趣，而且留下很多很想從記憶中抹去的陰影。

那六週時間非常苦悶，因為幾乎沒有一點點可以稱為休閒的時光，最勉強的恐怕就是兩次或是三次的籃球活動。我之所以還記得成功嶺的籃球活動，是因為有一次的籃球活動中，有一段簡短卻印象深刻的對話。

記憶中，我們那一連的班長都很差勁，尤其我們那一排的幾位班長，非常喜歡以極為粗魯的髒話辱罵我們這些學生，尤其是當中一位來自高雄，志願役的上士。那段印象深刻的對話開端，是一位相當憨厚，台中一中畢業的同學，在籃球場上跟這位士校畢業的班長說：「班長，這粒籃球沒風了！」

讓我畢生難忘的是，這位班長竟然用道地的下港腔台灣國語破口臭罵那名同學：「幹令娘！什麼是『沒風了』？你到底會不會說國語啊？籃球裡面怎麼會有風？是空氣好不好！你這樣還能當大學生？亂七八糟！…」

童年的印象裡，經常聽到班上那些軍人老爸的女同學嘲笑那些家裡種田的同學不會講國語，或者講出她們覺得很可笑的台灣國語，她們會大聲笑個不停，並且還會四處張揚，耳聞的同學也會跟著大聲笑個不停。但是，我親耳聽到同是台語為母語的一人嘲笑另一人，在那面籃球場倒是畢生第一次。

我忘了在哪個無聊的汽車旅館裡，我想到二十幾年前成功嶺豔陽下的一面籃球場，然後又想到十幾年前在德國的一段對話。

那天對話的現場有四個人：一名哈爾濱出生，男性，戶籍在北京，國際貿易大學肄業的王同學；一名北京出生，男性，父親是大學教授，清華大學分校畢業的滕同學；一名台南出生，女性，某專校畢業的黃同學；還有我。當時我們四個人在大學的語言班就讀，我和兩名中國學生感情不錯，和台灣的黃同學同級，下課後我們偶而會一起在學生餐廳午餐。有一天我們邊用餐邊砍大山完畢後，從學生餐廳走出來，

講著一口濃重台灣國語的黃對滕說：「我好羨慕你喔，你講的國語好好聽，你的「兒」音發得好標準喔！」

滕聽了回答說：「妳就別逗我了，我這就只是普通的北京話吧，哪有什麼好聽不好聽的。」

邊上的王馬上接腔說：「是啊，妳瞧他這口音，整個這片子胡同的土音，能聽嗎？妳到底懂不懂啊，中國所謂標準普通漢語，不是北京那土話兒，毛主席講過了，是東北方音為主的普通漢語。簡單講，就是我講的這種口音了。」

黃回答：「可是我真的覺得滕講話的聲音很好聽啊。」

滕笑著：「好啦，求求妳別再逗我了。」

於是王轉過頭來問我意見，我說，我覺得我自己講的這種台灣口音最好聽，滕講的那種胡同裡的土話，我從小就覺得難受。

王聽了大笑，滕也跟著笑，黃默然。

接著四人在餐廳門口分手，各自回家，我和王一道走，因為我們是室友。路上王問我：「你們這個台灣女同學說滕講話好聽，是怎麼一回事？」

「哪有怎麼回事？還不就是蔣匪幫搞的。」

「別逗了，蔣介石自己普通話也講得不好，我們大陸一些電影裡常常有他的戲啊，我學給你看。」

「不用了，我也會學寧波口音的普通話，保證比你強。」

「像黃這種想法的台灣人是不是很多？」

「我不知道，不過總有一些吧。」

「我聽你們台灣人講話，就像你，是覺得蠻好玩，不過幹嘛去羨慕別人的口音呢？」

「這就要問蔣匪幫囉，幹嘛搞得台灣人活在這種分裂的世界裡。」

「看起來蔣介石還真是獨裁。」

「沒錯，不過比起毛匪還差了一截。」我們都大笑。

在那間汽車旅館的無聊夜裡，我想到白天時講的幾個字，然後一拖拉股回想了十幾二十年前的兩個場景。「輪胎沒風了」，其實很多年來我已經用慣這個說法了。

從小有印象以來，我一直是班上去參加演講比賽的當然人選，我不可能還記得背過幾篇〈保密防諜，人人有責〉。老師或同學推舉的原因，通常除了課業成績之外，最重要的，在那個年頭，就是「國語」要標準。當然，一個國語標準的同學，是不可能講出「這粒籃球沒風了」這樣令人惶恐的話出來。

最後一次被推舉去參加演講比賽，我已經念高三了。那應該是我這輩子最後一次參加這種比賽的機會，但是我拒絕同學的推舉，並且在導師陳國政威脅要記過的情形下，依然故我。後來陳國政把我記了一個小過，當然，他要記我大過也無所謂，反正我畢業時根本沒機會上台領獎章，記幾個過不痛不癢。

高二下轉進社會組後，和班上一小群外地生混得很熟。有一次我們在康禹吉的宿舍裡聊天，沒多久後，其中一位同學跟我說：「跟你講話很累ㄟ，我們大家講話都用台語，但是跟你講話的時候就要轉成國語，有時候轉起來很累ㄟ。」當場他們大家決議以後我必須跟著學講台語，尤其在我們聚會的場合。

我勉強的台語就是在17歲那年開始學的。漸漸我也愛上一些新的表述，譬如說，「這粒籃球沒風了」。誰只要敢笑我，我就反問他有沒有得過演講比賽冠軍。

兩年前，一次奇怪的機會有人找我去中國南昌談論獨木舟活動，有一天晚餐桌上和兩個當地同好講到方言，我教了他們幾個台語的詞，兩個南昌人都覺得「顛倒」、「加減」實在很好用。他們也分享了一長串江西話裡特殊的詞，可惜當晚我多喝了幾杯四特酒，一點都不記得他們講的是哪些詞。

其實文化的樂趣就在這些模擬和對照中，學習到新的事物和事理，並且印證自己的環境及其互動關係。然而由於政治力長期的蠻橫介入，不僅割斷了很多可貴的文化連結，在我個人的記憶裡，也留下了很多難以回首的片斷。

在美國的旅行中，成功嶺的班長對同學的咆哮，德國大學語言班台灣黃同學的羨慕，兩段抹不掉的記憶可能因為太無聊了，從腦中寧靜的深處醒來，之所以依然有傷痛的感覺，應該是因為這瘡疤底下的傷口其實還沒有痊癒。

（注，如果有人想要留言，表示這篇文章印證這幾年此間強調台灣文史如何戕害文化共容共創，那麼請先多花時間想一想再這麼做。我是說，至少多花幾個月吧，在來我這裡嘴砲以前，對你對誰都有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