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浪。島嶼--munch

「九二一，畢業了。」

當這的語句在滿天煙火的夜空下，由一位總統口中說出，我感到一陣心酸。

如果在震災後六年，偉大的政府不去省思六年來不足之處，急思彌補之道，而用這樣的語調，宣告災民已經走出悲情，或者表達政府的重建任務圓滿，那無非是最大的謊言。

五年前，我碰見黃先生，那是剛滿災後一年，重建的口號響徹雲霄，災區裡是一片希望，人人覺得只要沒死，世界依然寬廣。

黃先生是這樣相信的。

第一眼見到他，在台中慈濟大愛村內，新組成的組合屋重建委員會正在開會，近五十歲的黃先生坐在角落不發一語，但是他很認真聽著每一句話。會後和他聊開，知道他原居草屯，經營一家製作蕾絲的紡織廠，廠中有十多位員工，地震將他的房子和工廠全部震跨，於是他被安排搬到組合屋來。

不到十坪的組合屋空間，黃先生和他的妻子、女兒擠在一起，房子狹小簡單，但是那些搶救出來的家具並不便宜。聊天的過程中，明顯感受到他的傲氣，他曾經是工廠老闆，不喜歡別人用災民的眼光看他，他相信只要工廠、房屋重新建好，他會搬離這裡，重新回到他的優渥人生。

跟著他回到草屯老家，他的母親、兄長住在那裡，三合院中堆滿用帆布蓋起來的物品。我好奇的看著，他將帆布打開，裡面藏著好幾台大型機器，機器接縫處塗著厚厚的黃油。他指著機械說，這些全部都是工廠中搶救回來的機器，塗上厚厚的黃油，是怕機械生鏽，然後他走到牆邊，搬出一箱箱的原料，他開玩笑的說，停工也好，剛好這段時間原料上漲，地震前他屯了很多原料，等到重新開工一定賺錢。

問他缺多少錢，他說二百多萬就夠，那能讓他在原廠地搭出一個鐵皮工廠，讓機械搬進去，他十多個員工都等著重新上工。說話時，他神情堅定，抽著三五牌的香菸，手就架在他那些充滿希望的機械上。

我相信他會成功，至少在那時我是如此相信。

第二年，也就是災後的第三年，途經台中想去看他，買了一盒月餅，但是不知他住在那裡，或許已經搬離組合屋，撥通手機聯絡上，他還是住在組合屋內。

屋內，風扇不斷的擺動，趨不走中午的炎熱，黃先生瘦了，眼中的希望光芒也清淡許多。他遞來長壽香菸，有點媔靦的笑著說，貸不到款。問他為何？他說銀行要求抵押擔保，他想拿廠房土地抵押，但是地權是家族的公地，同意擔保要找到親友蓋上幾十個同意章，有些親友早就沒有聯絡，交不出完整同意書，也就一直拿不出抵押物，錢一直貸不到。他母親曾和他的大哥商量過，拿老宅子去抵押，但是他怕萬一失敗，母親連住的房子也沒有，而且老房子位於地震帶，要設定抵押根本沒多少錢。

問他怎麼辦？他說再看看，去年一年，以前生意上的債款催得急，用盡他以往的積蓄，災前一些好友，走的走、閃的閃，就是沒人肯伸出援手。幾位員工在工廠垮了後，到處打零工、做檳榔西施，老員工們還曾想集資幫老闆，讓工廠重新開工，大家再回來工作，但是算算合資的錢不多，每個人也生活過的苦，他不敢收。

到下午，黃先生牽了腳踏車，要去上工。他說，他弟弟幫他找了搭鐵皮屋頂的零工，有工做一天就能賺一千五，生活還是要過。他牽著車走過組合屋的停車場，有輛豪華的黑色別克車停在那裡，我很好奇，問他是不是有官員來？他笑著說，車是他的，車子他不敢賣，是因為要去銀行借錢，就會開著停在銀行門口，讓自己像有能力償債的老闆，但是處處碰壁，至今身上幾乎沒錢加油，車子就停在這。

看著倒影在別克烤漆車殼上牽著腳踏車的黃先生，一位懷著求生希望的老闆，我覺得有點悲傷。問他老家的機械還在嗎？他說機械在，只是原料受潮全部丟了，不過他還是在等待時機。

等待時機，黃先生說這話時，有點無力。在他手上因為工作割傷貼著OK繃，我告訴他要多保重！

第三年，就是災後的第四年，台中大愛村組合屋聽說要拆，裡面的災民個個氣憤，覺得大樓重建和建商的官司還在進行，政府提出的優惠購屋貸款，那種利息根本不是災民負擔的起，而且民營銀行一切講利益。災民，在金融流通裡，根本不具任何意義。

下午，在電話聯絡不上黃先生，直接來到組合屋。組合屋有人搬出，景況不像幾年前的熱鬧，尋著舊路找到黃先生的家，在門口高呼幾聲，沒有人回答，卻從旁邊空屋的窗戶，瞥見屋內地板上躺著一個人，走過去問，他說黃先生不在，但是定眼瞧，他就是黃先生！

散亂的頭髮，憔悴的眼神，黃先生坐在門口台階上，我可以感覺到他的侷促不安。

遞給他一根煙，他笑笑說，抱歉！剛才以為是要債的。問他過的如何，他苦笑，說災區零工不好找，以工代賑名額越來越少，四處借錢借到親友都怕，家裡靠著太太幫人收驚賺些零用。那機械呢？我關心一直支持著他的那些夢想力量，他搖頭說，機械都鏽了，當壞鐵賣，只賣四萬多塊。

我愣了一下，他緊守的重建希望，就當廢鐵賣四萬塊！問他以後打算如何？他搖頭，望向遠方，告訴我，一切都是命！

房裡，黃太太在準備晚餐，一道青菜，一罐魚鬆，還有一盤應該是隔夜重炒的魚。黃太太說，這一年，黃先生曾經出去找工作，但是年紀大，連以前客戶的紡織廠都不願用他，他心情一直不好，精神有點耗弱。家中的經濟，除了她收驚賺點錢，就是女兒出外打工的薪資，今年女兒考上大學，心裡高興要去唸書，但是她們一直不敢告訴她，爸媽沒有錢讓她唸。

眼淚在眼眶滾著，心很痛，我不知道該如何幫忙？

離去，黃先生漠然站在門外，我不太敢回頭看他，總覺得有些罪惡，三年來，我來來去去，而他就只能待在這裡，離他想讓工廠復工的夢，越來越遠，越來越遠。

去年，借用軍方基地的台中慈濟大愛村面臨回收最後期限，黃先生電話打不通，前往尋找已是人去樓空，問了其他住戶，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去處，想去他老家找，但是早已忘記那彎彎繞繞的田埂路如何走。離開時，看見他的別克車還在，上面佈滿灰塵，輪子全都漏氣扁平，我記得黃先生在車殼上的倒影。

我想到他開著車四處找錢的心情，那應該是種動力，如果當時有人願意伸出援手，黃先生會站起來，他的家庭會重建，連帶他的十多名員工也會重生。

但是，他畢業了，在希望的人生舞台畢業了，遁入這個社會，成為懷著悲傷而消失的災民。

災後六年，黃先生只是許多災民中的一個例子，但是他對我意義不同，他不是統計數字，也不是模糊人影，而是在那段時間內，真實的看見一個災民的轉變與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