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cember 31,2006
Graham Greene,沉靜的美國人
我硬是要把這部精采、深刻、聰明又睿智的傑作歸為推理小說,是因為之中牽涉了一樁(政治)謀殺──儘管它的背景是每天死去許多無辜(以及有罪)的人的法越殖民戰爭,也就是讓美國輸得很慘的越戰的前身;而它的形式也比較接近confession而不是detective story。
葛林大師說故事的功力一流,害我有點後悔這麼晚才讀到他,當年看完”愛情的盡頭”電影後,並沒有用心更了解他一點;幸好唐諾安慰我像葛林這樣的作者,是需要有點年紀才能讀懂的,我想也是啦。儘管走的是最寫實、由豐富細節撐起的大敘事(Grand Narration),葛林還是巧妙地融入象徵和隱喻(三個主要角色的國籍、性別和互動關係,正是三個國家的擬人化,因此派爾的死也預言著美國的慘敗命運);藉由私情與「任務」的不相容與其帶來的掙扎,他也寫出了國家命運裡微妙的、人性的那一面。
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是一部間諜小說,弗勒外籍記者的身分讓他有機會認識不同來路的人、探知許多內幕,也因而在判斷(政治的和愛情的)局勢後,捨棄了自己「旁觀者」的身分,與越南人合作,剷除派爾這個意圖扶植第三勢力(和奪走自己心愛的女人)的美國間諜。
透過一個衰老殖民帝國的眼睛來看逆來順受的殖民地以及新興的、野心勃勃的『民主帝國』(這個詞本身似乎有點弔詭,但卻能十分準確地形容美國),當中的感情是相當複雜的。在嘲諷(也包括自嘲)的背後,敘事者英國記者弗勒還是被逼著要檢視自己的內心:到底有沒有一條命會比另一條重要?要除去的,是他的情敵,還是會讓這個國家陷入更大危險的人?是出於愛情還是忌妒,使他做出背叛朋友的決定?他給越南女子鳳的交代,是不是只是自己的一廂情願?弗勒的happy ending其實是蒼涼的,他再一次否認了、抹去了天真。『自從他死後我一切都很順遂,但我多希望有這麼一個人存在,我能對他說:對不起。』還是悲傷的。
小說裡不時出現的精闢評語讓我著迷,尤其是在剖析、控訴「天真」這項罪名的部分非常出色:
『天真總是自然地招來保護,我們卻常自以為聰明,而疏於提防它。它就像一個失去警示鈴的愚蠢痲瘋病患,在世界中遊蕩,但沒有傷人之意。』(卻不表示沒有帶來傷人之實──正因為不知自己會傷到人才危險)
『我羨慕那些信仰上帝的人,但我並不相信他們。我覺得他們是靠不變和永恆的寓言來維持勇氣。死亡遠比上帝來的真切。有了死亡,愛情日漸枯竭的可能才會終止,來日的枯索和冷寂的惡夢才會免除。』
『「我祈求上帝,希望你(派爾)知道你在搞什麼。唉,我知道你的動機是好的,很多事情動機總是好的。」他的神情顯得困惑和狐疑。我繼續說道,「有時候我倒情願你生些壞的動機;那樣你可能對人心會有多一點的瞭解,這句話對你的國家也很適用。」』
懷抱理想的天真之士(派爾、美國),對他亟欲解救的受苦之人(鳳、越南),帶來比壓迫(舊殖民帝國)更大的傷害。於是世故、講求利益的弗勒有了這樣激情的控訴:『在你開拓民主的疆土時,要殺死多少殖民國的軍人才能使一個無辜的小孩或一個三輪車夫之死,死得有代價?』
當他自問『我有什麼權利把她(鳳)看的比廣場的屍體還輕?苦難不因數字的多寡而有高下之分:一具屍體足以囊括整個世界感受的全部苦難。』時,我明白了整部小說仍是十分溫柔的──世故卻溫柔。新舊殖民帝國都是罪人,理想是虛妄的,政治是空泛的,只有苦難是真實的。
在出租店裡,由Philip Noyce執導的電影版居然被歸為動作類,讓我有點無言。大概是為了方便觀眾了解,人物和故事都做了相當簡化,使幾乎所有人都有了雙重身份,諜對諜的緊張氣氛似乎凌駕了三人之間的情愛糾葛;不過男主角米高肯恩表現可圈可點(他也得了一脫拉庫的獎),他的懦弱、驚慌、自私和偶而的真情流露都有很強的感染力,導演也成功地把電影變成控訴越戰和美國政府的一則歷史軼事。
亦敵亦友的派爾和弗勒愛上了同一個女人,在危難時以性命相見,最終又為了不同的理念,使這段友誼只好跨越陰陽兩界。在電影裡,弗勒選擇了留在越南,應是抱著贖罪的心理,要給鳳、給越南一個交代;但對比於原著小說,這樣的他卻顯得有點太天真了,原著裡的他應是明白自己的渺小和懦弱的。
(沉靜的美國人,格雷安葛林著,何勁松、徐嘉俊譯,唐諾導讀,時報出版)
葛林大師說故事的功力一流,害我有點後悔這麼晚才讀到他,當年看完”愛情的盡頭”電影後,並沒有用心更了解他一點;幸好唐諾安慰我像葛林這樣的作者,是需要有點年紀才能讀懂的,我想也是啦。儘管走的是最寫實、由豐富細節撐起的大敘事(Grand Narration),葛林還是巧妙地融入象徵和隱喻(三個主要角色的國籍、性別和互動關係,正是三個國家的擬人化,因此派爾的死也預言著美國的慘敗命運);藉由私情與「任務」的不相容與其帶來的掙扎,他也寫出了國家命運裡微妙的、人性的那一面。
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是一部間諜小說,弗勒外籍記者的身分讓他有機會認識不同來路的人、探知許多內幕,也因而在判斷(政治的和愛情的)局勢後,捨棄了自己「旁觀者」的身分,與越南人合作,剷除派爾這個意圖扶植第三勢力(和奪走自己心愛的女人)的美國間諜。
透過一個衰老殖民帝國的眼睛來看逆來順受的殖民地以及新興的、野心勃勃的『民主帝國』(這個詞本身似乎有點弔詭,但卻能十分準確地形容美國),當中的感情是相當複雜的。在嘲諷(也包括自嘲)的背後,敘事者英國記者弗勒還是被逼著要檢視自己的內心:到底有沒有一條命會比另一條重要?要除去的,是他的情敵,還是會讓這個國家陷入更大危險的人?是出於愛情還是忌妒,使他做出背叛朋友的決定?他給越南女子鳳的交代,是不是只是自己的一廂情願?弗勒的happy ending其實是蒼涼的,他再一次否認了、抹去了天真。『自從他死後我一切都很順遂,但我多希望有這麼一個人存在,我能對他說:對不起。』還是悲傷的。
小說裡不時出現的精闢評語讓我著迷,尤其是在剖析、控訴「天真」這項罪名的部分非常出色:
『天真總是自然地招來保護,我們卻常自以為聰明,而疏於提防它。它就像一個失去警示鈴的愚蠢痲瘋病患,在世界中遊蕩,但沒有傷人之意。』(卻不表示沒有帶來傷人之實──正因為不知自己會傷到人才危險)
『我羨慕那些信仰上帝的人,但我並不相信他們。我覺得他們是靠不變和永恆的寓言來維持勇氣。死亡遠比上帝來的真切。有了死亡,愛情日漸枯竭的可能才會終止,來日的枯索和冷寂的惡夢才會免除。』
『「我祈求上帝,希望你(派爾)知道你在搞什麼。唉,我知道你的動機是好的,很多事情動機總是好的。」他的神情顯得困惑和狐疑。我繼續說道,「有時候我倒情願你生些壞的動機;那樣你可能對人心會有多一點的瞭解,這句話對你的國家也很適用。」』
懷抱理想的天真之士(派爾、美國),對他亟欲解救的受苦之人(鳳、越南),帶來比壓迫(舊殖民帝國)更大的傷害。於是世故、講求利益的弗勒有了這樣激情的控訴:『在你開拓民主的疆土時,要殺死多少殖民國的軍人才能使一個無辜的小孩或一個三輪車夫之死,死得有代價?』
當他自問『我有什麼權利把她(鳳)看的比廣場的屍體還輕?苦難不因數字的多寡而有高下之分:一具屍體足以囊括整個世界感受的全部苦難。』時,我明白了整部小說仍是十分溫柔的──世故卻溫柔。新舊殖民帝國都是罪人,理想是虛妄的,政治是空泛的,只有苦難是真實的。
在出租店裡,由Philip Noyce執導的電影版居然被歸為動作類,讓我有點無言。大概是為了方便觀眾了解,人物和故事都做了相當簡化,使幾乎所有人都有了雙重身份,諜對諜的緊張氣氛似乎凌駕了三人之間的情愛糾葛;不過男主角米高肯恩表現可圈可點(他也得了一脫拉庫的獎),他的懦弱、驚慌、自私和偶而的真情流露都有很強的感染力,導演也成功地把電影變成控訴越戰和美國政府的一則歷史軼事。
亦敵亦友的派爾和弗勒愛上了同一個女人,在危難時以性命相見,最終又為了不同的理念,使這段友誼只好跨越陰陽兩界。在電影裡,弗勒選擇了留在越南,應是抱著贖罪的心理,要給鳳、給越南一個交代;但對比於原著小說,這樣的他卻顯得有點太天真了,原著裡的他應是明白自己的渺小和懦弱的。
(沉靜的美國人,格雷安葛林著,何勁松、徐嘉俊譯,唐諾導讀,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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