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黃仁宇認為國運如絲之時，最易有「言和即是漢奸」的說法，對於歷史上的和談也一味支吾規避。
歷史學家黃仁宇認為國運如絲之時，最易有「言和即是漢奸」的說法，對於歷史上的和談也一味支吾規避。
整整一千年前，大宋皇帝趙恒寫下了碑上的詩文，說明及紀念他簽訂「澶淵之盟」的心境。雖然對「澶淵之盟」歷史學家至今仍有兩極的看法；有人認為宋朝打了勝仗還付「歲幣」，是開啟喪權辱國之濫觴；也有人認為遼兵距汴梁僅在咫尺，朝臣有建議遷都金陵或成都者，大宋只付了原先預估十分之一的錢，就買到了一百多年邊境和平，創造了北宋傲世極品的精緻文化，真是太值得了，更何況因國泰而民安。
一千年後，趙恒《契丹出境碑》首句「我為憂民切」仍清晰可辨，說明打了勝仗的宋真宗，是知道老百姓期盼和平心切，當時距趙匡胤黃袍加身不過四十五年，距五代十國的顛沛戰亂結束，只有二十餘年。（九七九年北漢亡結束五代十國）
我們內部不正與澶淵之盟前的宋王朝一樣，社會趨於兩極化，只是由「主戰、主和」的兩派，轉化成為「主獨、主統」兩派而已。對岸無論經濟或軍事上的強勢，與當時新興的遼國相較，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而現今的執政者，能否有「我為憂民切」的心境？在這樣的困境中，「安內」而兼「攘外」。自古，「安內」比「攘外」難。有人提出內部和解應比兩岸和解優先進行，而質疑前往對岸者的腳步太快。但台灣內部和解，若未建立在趨向兩岸和解的基礎上，是得不到真正的和解。
沒有人不愛台灣，只是愛的方式不一樣。「戰到最後一兵一卒」固然是愛台灣的方式之一，「和平共生」不也是另一種愛台灣的方式。我們生在這裡，長在這裡，與台灣已是骨血相連。我們當然不願見因戰爭而使樂土變焦土，但到了該犧牲的最後關頭，也絕不畏懼犧牲。保有樂土不是僅有「言和即台奸」狹隘的一途，有政治智慧者仍有無窮揮灑的空間。日前林中斌教授所寫〈翡冷翠的啟示〉一文，提供了若干可能的歷史借鏡。澶淵舊郡是在戰國時一個特殊小國，衛國的附近，衛國得以在秦始皇統一天下後，仍未被滅亡，自有其以小事大的策略。碑文末只看得到「上天垂助」幾字，宋遼和約中兩方各以「大宋皇帝」、「大契丹皇帝」相稱，傳說趙恒還稱遼國著名的蕭太后為叔母，並申明和約永遠有效。西元一一二五年遼為金所滅，北境再起戰端，已是兩個甲子後的事了。現在開封市下十米是為千年黃河淤沙覆蓋的汴梁城，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成為東京風華唯一的見證。實現了後人有記載此詩末句：「繼好安邊境，龢同樂小康。上天垂助順，回旅躍龍驤。」
（本專欄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