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rnika│心內的窗

逛到K的Blog，落落長兩篇《見怪?不怪》(1) (2) 好不容易看完，當下感覺真佩服K的好耐性，居然還能夠跟對方談這麼久，連身為「旁觀者」的我都差點看不下去了，自然連結到2005年那時在反侵略．和平家書 網頁上碰到的中國人好像也都是很難講得通的印象。

只要碰到中國人「一廂情願」認為我們是台灣「同胞」、「理所當然」是中國的一部分時，直覺就會感到很不舒服、被冒犯，馬上就想與他們劃清界線。許多負面印象（如霸道、無理等）亦會隨之一湧而上，或者是再度印證先前累積的印象，然後更加肯定「對，所以我們就是不一樣」。我承認自己有這樣的傾向。然而就是因為台灣與中國本來就是不同的國家，這種差異似乎不再需要透過這樣的「他者化」過程。就如同台灣跟韓國本來就不同，自然不用透過排斥來確認彼此的差異，如果看見民族性的差異，也只會一笑置之，因為根本上就不一樣。又或者如新加坡70％是華人，他們的認同是新加坡人、華人，而非中國人，但卻也可以看見他們自在地使用華人文化，不需要有條緊張的界線，新加坡是新加坡，中國是中國，原本就不一樣。

延續這種「本來」的確定，中國早已是「他者」，（必須承認，認同本來就是需要創造一個「他者」來確認什麼是「我群」），但這邊的意思是「他者」既已存在，自然也再不需要排斥他者的「他者化」的過程來強調。這個結論對於我們當然沒有什麼新意，更沒必要多做解釋，但對岸的中國朋友們卻似乎還沒接收（應該說消化理解）到這些訊息，問題是我們需要費盡唇舌跟他們溝通嗎？或者，該怎麼溝通才能真的「講得通」、讓對方真的能夠理解？

記得有天跟W吃飯，恰巧聽見新聞報導隨口批評一句，W頗不以為然，唇槍舌劍後氣氛有點不愉快，一個覺得對方莫名挑釁、一個覺得對方沒有交代清楚，最後才發現是欠缺相同的「前邏輯」所致。如果今天是跟同科系出身的S吃飯，那麼一句批評可能就只是一句批評，然後繼續其他話題，或是有默契的吐嘈幾句。但遇到W，一句對W而言不算有前因後果的話，是無法達成共鳴的。然而人往往就是會預設對方應該知道，所以不會特別解釋，當對方沒有辦法進入你的對話脈絡、甚至質疑的時候，反而會特別不舒服：「你怎麼會不懂我的意思？」甚至被對方質疑交代不清的時候，還會感到很冤枉：「為什麼這個需要解釋？」或者認為自己已經解釋的夠清楚了。

這裡其實可以用相同的「前邏輯」，或者是「社會脈絡」來解釋。比如必須雙方先具備知道「國王的新衣」這個故事（前邏輯），拿「國王的XX」來開玩笑才會產生笑點，對話才能順利進行。又，前邏輯的獲得，可能是一個故事，也可能需要的是長時間文化脈絡的累積。

從小學開始教科書告訴我「先總統蔣公」自小勤奮好學，是一代偉人、民族救星…印象中那首歌旋律還蠻好聽、很容易琅琅上口（雖然現在早就「唱不出口」）。第一次聽見「蔣公」的壞話，是小學四年級的某個夜裡跟媽媽同事的小孩聊天，對方（也是同齡小朋友）不屑地說蔣中正才不是什麼好人，那也是我首次聽見歷史課本不曾提過的孫立人將軍事蹟，對印象中穿著長袍拄著拐杖看似慈祥的老人開始打了問號。但課本還是繼續告訴我蔣中正多麼「以德報怨」寬容日本，考試還是不斷透過什麼是正確答案來強化那些印象。國中的時候，中國歷史地理學得更多、更深入了，那裡有礦產、鐵路怎麼接軌、漢唐歷史背的清清楚楚，當時國家統一綱領頒布，記得看完的時候還曾經有「哇！照這種綱領規定，是要到什麼時候才能統一」的失望感覺，那個時候二二八事件在課本裡面只有很短很短的幾行交代，短到無關痛癢，也看不出到底是什麼事件。應該是到高中之後，從李筱峰的《解讀二二八》以及其他書籍，才慢慢知道課本中談到二二八事件的短短幾行其實隱藏了多少讓人難以置信的事，才開始反省自己對於中國的歷史、文化、地理瞭若指掌，對自小生長的土地認識少得可憐，認同一點一滴地轉變，直到現在。換言之，這種「前邏輯」其實是花了好多年慢慢累積起來的，直到我視它為理所當然。

S的中國朋友告訴她說，中國的課本從小學開始，升學考試必考台灣（台灣不也一樣？自小學校的標語要我們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甚至到了現在的軍中還唱著「中國的駱駝」，但台灣與中國不同在於，我們比他們更早開始有多元的管道去理解、反省這些莫名其妙的事），做為一個不曾質疑過往認知體系的中國人，遇到想像中的「台灣同胞」，卻發現現實中的台灣人對他們避之惟恐不及、並且努力劃清界線，感到錯愕甚至受傷的想法也不難理解。然而就是因為我們認定「we are totally different」是如此理所當然的概念，那麼既然台灣與中國是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的文化脈絡與前邏輯，甚至民主化過程也存在有這麼大的差異，當然更不可能期待一時半刻就能夠跟中國人「溝通清楚」，畢竟認同轉變怎麼可能是短短幾句話就能說明白的？甚至說服對方？對話當然還是必須要不斷地繼續下去，一次又一次。甚至，溝通的目的也不僅僅只是在宣告「Taiwan is Taiwan，China is China」，而是要讓它漸漸內化成為雙方共通的「前邏輯」。又，跟中國人與中國政府對話是兩回事，中國人受的是政府體制教育的「理所當然」結果（如同過去的我們），對話也許可以是很不一樣的，譬如S與中國朋友談到天安門事件，對方從不肯相信到事後查閱書本為證，或者是談到「國共內戰」與「解放長征」歷史如何的各說各話，兩人相視莞爾的過程。當然在這裡我好像也很難提出怎麼溝通的模式比較好？只是覺得若僅因為一開始的認知不同下就將對方推離，也許溝通永遠無法真正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