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瑞月文化基金會

◎吳叡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我學會了走路；從那時候起，我就讓自己奔跑。我學會了飛翔；從那時候起，我就再也不願意被人從後面推著走。」
---尼采,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1. 通靈者之夢

這是劍橋的一個地下室，潮濕、陰暗，一如當年的芝加哥地下室。我一面聆聽Dietrich Henschel的Invitation Au Voyage，一面思索蔡瑞月在台灣政治思想史的位置，如通靈者尋找理性之夢。對的，像一個通靈者，在台灣那不可思議的豐美與貧脊之中想像某種連結，某種深度，某種尺度。現代舞和政治思想。身體和自由。這是受到西方經院懲罰多年之後，終於從我體內湧出的一點關於故鄉的微弱直覺。

或許你也可以說是一種解放。當你覺察到自己原來一無所有，你於是可以自由地，原創地，而且美麗地想像。像寫一首詩，編一段舞，或者杜撰一篇關於人類不平等起源的論文。你知道，那種沒有典範的，放肆的幸福，比方說，想像卡夫卡書寫蔡瑞月，而蔡瑞月舞動查拉圖斯特拉之夢…

2.卡夫卡的寓言

在1914年的短篇〈在流刑地〉(In der Strafkolonie)中，小說家卡夫卡講述了一段關於罪與罰的寓言。一位歐洲探險家來到法蘭西帝國統治下專門監禁、流放罪犯的海島殖民地，並在現任指揮官的邀請下，見證了一場處決犯人的驚悚過程。負責行刑的軍官，向探險家說明當地的「司法」機制。在流刑地，觸犯規定的犯人將受到懲罰，但是他不會被告知為何被懲罰，也沒有機會辯解。向根本不懂法語的原住民犯人告知其罪行，或者給予辯護的機會是沒有必要的；在承受一個精心設計的行刑機器對他肉體施加懲罰的過程中，他終將體悟到自己的罪，並且真正悔改。軍官熱心地向探險家解釋這個行刑機器的結構與運作方式：犯人將被綁在一塊鋪著羊毛墊的桌面上，他的上方是一個與人體同型，用玻璃板製成的釘耙；行刑者依照繪製著處刑內容的設計圖調整好機器，而一旦啟動機器之後，釘耙就會將罪行內容逐步紋刻─「寫」─在犯人的肉體之上。

帶著信徒般的狂熱，軍官向探險家說明這種超越言語的懲罰與悔罪的辯證歷程。在最初幾小時，犯人還會掙扎，還會想吃放在嘴邊的粥，然而到了第六個小時，他會開始喪失食慾：

「然而到了第六個小時，他會變的多麼安靜啊！這時，即使是最愚昧的人也會受到啟蒙而開悟。開悟的過程是從眼睛四周開始的。 啟蒙之光從那裡開始放射擴散。在這一刻，你會忍不住也想將自己投身到那釘耙之下。這一刻，那個人開始了解刻在身上的那些字的意義了；他雙唇微張，彷彿正在傾聽。您剛剛已經知道，光用眼睛是不容易看懂處刑圖上的文字的，但我們這位犯人是用身上的傷痕解讀他的刑罰的。當然，那可不是件簡單的事，他得要花上六小時才做得到。」

3.規訓與身體：蔡瑞月在流刑地

卡夫卡關於身體與刑罰的寓言，不由讓人聯想到白色恐怖中的蔡瑞月。我們可以從兩個故事中的隱喻來觀察卡夫卡與蔡瑞月的相遇。

首先讓我們看看「流刑地」─流放受刑人的殖民地─這個隱喻。像「城堡」一樣，「流刑地」也是卡夫卡用來描述現代疏離情境的隱喻，他們共同的特徵是宰制者(國家)與被宰制者相互溝通、理解之不可能。不過比起抽象的「城堡」，「流刑地」指涉一種更具體、特定的疏離情境：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在文化(語言)、道德與認識論上的相互隔離，無法溝通。對於有著多重、連續殖民歷史經驗的台灣，「流刑地」幾乎是一種直接、具體而切身的明喻 (simile)─而且它可以同時意指火燒島和柯旗化所說的整個「台灣監獄島」。流刑地中不懂法語的原住民罪犯的處境，也與外來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相仿─大多數受日本教育的本地受難者，包含蔡瑞月在內，不論在語言或道德上都完全無法理解自己的「罪」。在這裡，我們得到一個啟示：如果卡夫卡將「殖民主義」這個歷史現象轉化為文學與哲學的隱喻，我們不妨反其道而行，從文學或哲學隱喻的角度，重新理解蔡瑞月曾經親身經驗過的歷史的殖民情境。比方說，我們可以從存在主義或荒謬劇場的角度，挖掘台灣殖民情境當中包含的哲學、美學與政治意義。

其次是刑罰與身體的隱喻。在卡夫卡的寓言中，我們提前看到半世紀後Michel Foucault所提出的藉由懲罰與規訓創造「從順的身體」(docile body)理論最極端，但也最生動的寫照。這裏，我們似乎也可以讀到到蔡瑞月命運的身影。她不只完全不能理解她的罪，還必須被迫為判她罪刑的統治者跳舞─被迫起舞的身體，彷彿成為被釘耙銘刻罪刑的身體，被強制演出的舞蹈，取代了看不懂的判決書，一舉手、一投足的律動，轉化為一道一道刻在肉體上的文字，在為神祕而不可認識的主人而舞的過程中，那被打扮成囚犯的囚犯，那獻藝的奴隸，終於開悟，終於認識到自己的罪，也終於獲得救贖。

在卡夫卡和Foucault，我們似乎讀到如此絕望，如此無路可出的黑色荒謬劇。

4.身體與自由

卡謬說，我童年時看過陰影，也看過陽光，所以我希望對兩者都保持忠誠。或許我們可以將這種個人存在式的生命體悟，理解成一種對世界多歧的、複雜的理解方式。晚年的Foucault，想要為無路可出的蔡瑞月尋找自由的可能，尋找某種「創造主體的技術」，但是我們被囚禁在監獄島的舞者無法等待果陀，她直接以自己的身體實踐，證明監獄的黑暗其實有著裂縫，而權力的光芒掩蓋了自身的破綻。她面對陰影，但她沒有遺忘陽光。

如果國家權威可以透過規訓、懲罰來創造從順的身體，那麼區區一個女性舞者，可能擁有什麼抵抗之道？以她的身體，被另一種權威，藝術與創造的權威，所規訓過的身體。像所有經驗過連續殖民的台灣人一樣，蔡瑞月的身體刻著不同國家權威的印記，然而她的身體保有另一種印記，另一種記憶，在自由之丘追隨石井漠、石井綠所習得的，關於如何誘導、表現內在感受的身體記憶。這是一種為了創造，為了自由的規訓痕跡。瑪莎‧葛蘭姆說：

「無論何時，舞蹈技術的獲得都只為了一個目標：訓練身體，使它能夠達成內在自我對表達與敘說願景的任何要求。」

現代舞的技術訓練，是為了解放社會化了的身體，清除所有妨礙身體表達「真實語言」(true speech)能力的事物。這是一種必須仰賴權威指導的嚴格訓練，然而如同舞蹈人類學者Randy Martin所說，這是一種「權威可以促成卻不能圍堵其發展」的訓練。換言之，這是隱含顛覆性與解放潛能的規訓。在這裡，我們看到主體性與自由的可能。「十五號囚徒」蔡瑞月「被押去」中山堂演出《母親的呼喚》，她不能抗拒主人的命令，然而主人也無力控制奴隸蔡瑞月以自由之丘的身體記憶表現對幼子雷大鵬的內在情感召喚。火燒島的班主任可以強迫她上政治課進行思想改造，卻無法鎮壓她那正在悄悄醞釀著《傀儡出陣》的，忿怒的身體。

紋刻於自由之丘的身體記憶，靜默而執拗地抗拒處刑機器強制書寫的罪的印記。不，它不能抗拒，但它隱身於舞者皮膚的底層，護衛著囚徒─舞者的靈魂。於是蔡瑞月的身體成為書寫密碼的羊皮紙 (palimpsest)，你必須削去表層的咒詛，才能讀到舞者的熱情。用社學學式的語言來說，多元的規訓，抵禦了國家的侵凌，創造了自由的空間。

5.以身體書寫的政治思想

對憂鬱的尼采而言，舞蹈是酒神精神的體現，是對生命說「是！」的美學姿勢。在受支配、受奴役的情境下，舞蹈可以是一種抵抗，身體的律動可以是一種批判(critical move)，它既是「免於被迫」的消極自由，也是「自我決定」的積極自由；它雖然受到層層限制，但卻真實無比；它未必能許諾解放，但卻足以護衛靈魂。尼采讓他的查拉圖斯特拉說：「我學會了走路；從那時候起，我就讓自己奔跑。我學會了飛翔；從那時候起，我就再也不願意被人從後面推著走。」當我讀到這句話，我彷彿看到那穿著魔咒舞鞋，無法停止舞動的少女蔡瑞月，在身後獨裁者粗暴的鞭斥之下，如何輕靈地，美麗地順勢飛翔，飛翔…

「我們被剝奪了語言，所以我們用身體書寫自由。然而這是何等憂鬱而美麗的政治思想。」在地下室，在生命的第二地下室的序幕時刻，我用他者的語言寫下自己的記憶。

在貧脊而受困的土地，我們勇敢地想像她的豐美與自由。

(2006/10/18寫於劍橋大學克來侖敦路十三號地下室)

參考資料(部分)
Elizabeth Dempster, “Women Writing the Body: Let’s Watch a Little How She Dances,” in Alexandra Carter ed., The Routledge Dance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1998), 223-229.
Franz Kafka, The Complete Short Stories (London: Vintage 2005).
Randy Martin, Critical Moves: Dance Studies in Theory and Politic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8).
Walter Kaufmann, ed. The Portable Nietzsche (London: Vintage Books, 1977).
蕭渥廷主編，《台灣舞蹈的先知：蔡瑞月口述歷史》(台北市：文建會，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