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我丟了飯碗

紀錄片如果不能引發討論，那大概就算死了。
公視的播映，無法與觀眾面對面對話，但謝謝Loubodu的觀影感想--【那一夜，我丟了飯碗】_團結為勞工，讓這個BLOG上的對話有了契機，這下子人氣會開始旺了吧？

《那一天，我丟了飯碗》這部片子不是新聞報導，這是一部有「觀點」的紀錄片，所以我從來沒有想要做所謂的「平衡報導」，而且表相的「平衡」，往往讓你看不到骨子裡的「不平等」。

裁撤中南編當時，電子媒體訪問過中時高層「給個說法」，最近有人要做個有關台灣報業的紀錄片，也問了中時高層「給個說法」，那些「制式」的說法，我這個當事人從來記不起來，我不知道有幾個觀眾還會記得他們說了什麼。

「中時裁員過程到底多粗暴？資方一定一副資遣員工拿我沒轍的惡劣嘴臉？」很抱歉，就算當時攝影機能夠拍到畫面，你看到的絕對是另一幅景象。

如果攝影機有拍到，真實的畫面是這樣：90年6月9日，南編的同仁在長官的安排下到了台北總社陳情，報老闆出席了，他說到整個大環境的變化，說到經營的困難，有個同仁起來發言，講到對報社的感情，講到對報社的期待，講到自己還是時報（出版）的股東，他泣不成聲。兩年多以後，我才聽說，報社私底下曾經希望這位同仁回去上班，可是他沒回去。

還有一個真實畫面是這樣：90年6月24日，中時工會臨時大會，報社「動刀」後工會會員的首次集會，余建新來了，他語重心長說了兩段話，第一段重點是這樣：大家都問我有沒有要裁員、有沒有要減薪，有沒有這個、有沒有那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人，該做的就要做。今天沒有什麼抗爭的問題，坦白說，我也算是自救會的啦！

第二段就是影片裡他說：我的目的就是要讓這個社會養得起我們，中南編非常有效率，他們的平均成本，絕對比台北的低。中南編這個理想，我們一直堅持著，但今天這個理想我們負擔不起。

他的話沈重、遲緩但鏗鏘有力，最早的版本我曾經把他的話全部擺進影片裡，包括說話中間的漫長停頓。我想要呈現當時的氛圍，那種在場近千名勞工豎耳傾聽、毫無異音的氛圍。後來我做過幾次小測試，詢問觀眾還記不記得影片裡余建新說了什麼，很少有人說得清楚。可是90年6月24日那天，就是這些觀眾都記不清楚的話，讓台下近千名勞工失去了反抗力。

當天，工會的工作人員用V8拍下了余建新的講話，可是卻沒有拍下余建新當天腳上穿的鞋。他穿了涼鞋、沒穿襪子來參加工會大會。這是重點嗎？如果有這麼一個特寫鏡頭，配上台下不知道哪天就要被砍頭，引頸期盼老闆說法的勞工，這段畫面會多麼反諷，更不要說如果能配上其他人描述余建新的酒國傳奇……。紀錄片就是這麼殘酷，沒有就是沒有。

穿著涼鞋來跟工人講話，這是一種姿態，就像你看到風災後官員穿著雨鞋走在淹水的災區一樣。讓你以為他跟你穿著同一條褲子，讓你以為他跟你感同身受。很不幸，大部分的人都吃這一套。

老闆裁員總是嘴臉惡劣、窮兇惡極？那是被逼急了的老闆才會這麼出手，中時可以一邊裁員，一邊派員參加經發會，一手又買中天電視，絕不是被逼急了的那一型。當然，也可能是我們抗爭了半天，根本沒傷到要害，他按部就班一點也沒被逼急。

丟開這些刻板印象吧！「殺人以刃與政，有以異乎？」現在的老闆其實從政客身上學到很多，看看前陣子中時版面上出現的《名人話報》，再看看中時部落格邀請的作家，哪一個不是形象清新、思想進步，罵他？人家還會懷疑你的正當性呢。

還有更被質疑不具正當性的一件事：你們都拿到資遣費了，幹嘛還抗爭？抗爭期間，工商時報招商到大陸考察投資，我們去中正機場拉布條，質疑中時報系「錢進大陸、債留台灣」，這個口號對某些人來說應該是非常政治正確吧？突然冒出一位女士，她說我們怎麼不和資方好好談，在國家大門做這種事，有辱國家形象。聽她的口音，她應該是所謂的「外省人」，我在想如果標語改成「企業西進、阿扁無能」，她會不會就不質疑我們了？

一部小小的紀錄片，不只檢驗一般人對裁員正當性的想法，而且還意外地牽動了「統獨神經」。因為中時是被歸類為「統」的報社，所謂的「中國北京報」，裡面的人被裁員，跟報社對抗，很多人其實抱著「狗咬狗」看好戲的心態，還嫌影片中的抗爭畫面太少、不夠嗆。但弔詭的是，影片最後一幕帶到總統府的時候，觀眾有意見了「導演的用意是什麼？你覺得阿扁政府要負責嗎？」

這部片子放映的過程中，最大的收穫就是讓我看見觀眾的狀態，也看見我個人的局限。每個觀眾帶著他的知識背景、感情投射、甚至意識型態來看片，會有不同的體會或者「不滿足」，不同的爽快或者「怪怪」的感覺。因為當事人與拍攝者雙重角色的兩難，因為能力與現實條件的不足，很多事情沒有在影片裡說清楚、講明白。但反過來說，就是因為這樣「不滿足」、「怪怪」的感覺，讓我們可以因為這部紀錄片繼續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