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我丟了飯碗

《那一天，我丟了飯碗》8/4晚上十點首度在公共電視「紀錄觀點」播出，8/5上午十點重播。

《那一天，我丟了飯碗》這部紀錄片，不管在外界放了多少場次，不管在外界引起多少討論，可是它始終無緣進入中國時報的地盤，哪怕是在報社旁小公園一場小小的露天放映。

這部紀錄片的成形，最原始的初衷就是為了現在還在職的時報員工，可是這部片子要走進大理街的門著實不容易。公共電視「紀錄觀點」提供了一個管道，讓時報員工總算可以安心、不怕被「點名」，躲在家裡偷偷看到這部與自己息息相關的片子。

時序回到4年前，大理街門口，中南編又來拉布條抗議了，擠在隊伍中間，有幾個人戴著帽子、緊緊裹著面罩，閃躲圍在警衛室旁「點名」的主管，那是極少數敢站出來聲援中南編的總社員工。

4年前，還有一群人，面不改色默默地，在我們的募款箱裡投下千元大鈔，不是因為他們薪水比其他總社單位的多，他們的薪水在報社裡算是低的，但他們知道報社下一刀就要砍在頭上了。

4年前，還有中南編幫大家出出氣，報社經營階層還有點壓力，4年後呢？我最常聽到兩種時報人的心聲：第一種，年資十幾、廿年左右，成天提心吊膽，想留卻怕留不住，「優退優離」逼著大家提早回家吃自己，可是孩子正要用錢，房貸還沒付清；第二種，年資十年以下，工作意興闌珊，想走卻走不了，不甘願青春付諸東流，連個資遣費都拗不到。

我始終記得余老闆的那句話：我的目的是要讓這個社會養得起我們。4年了，報社承認約1500名時報員工被丟給社會養，實際人數應該遠超過此數，而且還在持續。外界傳得沸沸揚揚，留下900人，財團就接手。那些要養得起的「我們」到底是誰？那些留得下來的「我們」又是什麼樣的人？

時報今天的處境，看在許多曾經以時報為榮，以時報養家活口的離退職員工來說，是一種又愛又恨的痛。舉個例子，有一位曾經負責校對的中南編同仁，裁員後發誓再也不買中國時報，可是她卻每天看中國時報，因為現在的公司訂了報，看到錯字愈來愈多，她就罵說「再裁吧！愈裁錯字愈多。」

當然，也有人怪罪進口「蘋果」，但這其實不公平。早在「蘋果」傳說要登台前的一、兩年，報社上上下下不早就沙盤推演了好幾回嗎？「蘋果來了！蘋果來了！」好像對手還沒上岸，我們就自認灘頭守不住了，不是嗎？後來我才聽說，其實台、港兩位報老闆，在報紙還未開打前，就已經把酒交手過了，見識到台灣大報老闆的酒場氣勢，那位香港的報老闆還直說「好可怕，好可怕！」蘋果其實是怕中時的，可以這麼說嗎？

「船要沉了！船要沉了！」現在報社裡瀰漫著這種氣氛，船員們搶著救生圈，有權力、有條件、有手腕的人先把別人推下海，每天上演著人性大戲；船上一群揮刀的人站在船首，威風凜凜向後看著船往那邊偏，一個浪打來，「右舷人多了，砍五百」，又一個浪打來，「不行，不行，左舷也多了，這邊再砍三百」，船身外波濤洶湧，這艘吃水愈來愈淺的大船，還有誰修補船上的漏洞？還有誰挺在船尾向前看穩住舵？

我相信很多時報員工還是不會去看這部片子，或許因為他自以為站對了邊，不必擔心被拋下海；或許他早已備好救生艇，時機一到滿載油水閃人；或許他覺得打擊士氣，不看也罷。

常常有人問：中南編打了那麼久，抗爭那麼激烈，結果又得到什麼？我知道這個問題背後真正要問的是：中南編有多拿到多少錢？報社因此就停止裁員了嗎？抗爭有用嗎？

就現實的利益來說，這場抗爭對中南編自救會毫無「好處」可言，報社更沒有因此停手，所以抗爭無用？但因為中南編自救會的抗爭，讓某些人可以有籌碼和報社談一點條件、甚至保住工作；因為中南編的司法訴訟，讓後來離退職的同仁因為「平均工資」的計算內容，依法多得到數十萬的補償，所以抗爭有用？

這場抗爭有沒有用？中南編自救會在抗爭期間，除了南北奔波抗議，還要製作道具、準備行動細節，更要常常開會討論、協調，真的比上班還要累上好幾倍，有人忙到通宵達旦，有人忙到好幾個月不能回老家看父母，失業了反而更忙。曾經某次開會，我們讀了魯迅的文章《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讀讀看吧，然後換我問你：這場抗爭有沒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