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an han?（什麼呢）

那一年，曼海姆一別，俄國人去了柏林，我回到台灣。俄國人到柏林入學後寫信來說，「東柏林真是可怕的地方。每月 150 元的房租很好，但滿屋子的老鼠一點也不好。」

偶爾我會想起，天氣開始陰冷之後，我們窩在房間裡一起看書的情景。我的德文比他好，所以我教他文法之後，他給我的回報就是朗誦俄文詩。那真是美好的韻律，奇妙的發音，讓我想像寒冷的北國，冰雪之下的滿腔熱情。

我跟他學俄文，自覺非常有趣，直到有一天，我跟他提起已故的俄國指揮家 Mravinsky 時，他突然大發脾氣，把我的筆記本從桌上掃到地下，大聲的說：「你根本就不喜歡我！你只是喜歡我是俄國人！」

當時是怎麼回應他的？我想不起來了。如今只記得好幾個夜晚他已經睡熟了，我還很認真的在寫報告。準備做 presentation 的前一夜，正在清點所有文件及圖表時，他突然從床上爬起來，睡眼惺忪的說：「我覺得你太認真了....」

硬麵包、乳酪、熱茶和義大利麵，上學途中的一杯咖啡，這是好長一段時間裡我對俄國人僅存的回憶。陪著他一同旅行時，我說：「浪漫大道未必都那麼浪漫，終點的新天鵝堡也是國王陳屍的湖畔。」

「你為什麼都講這種話？」俄國人皺著眉頭說。

我默不作聲，心裡想著，大概是因為我也曾經在浪漫大道上發生不怎麼不浪漫的事吧。

回到台灣以後收了他許多信，也回了他許多信。有一天他的來信寫著：「收到你上一封信，祝我往後的人生都一切順利，我突然覺得自己很困苦，在書桌前痛哭了一場。我想，也許不會再有你的消息了？」

望著他塗塗改改的筆跡，我也莫名的覺得有些困苦。我回信說，「請你不要誤會，我只是希望你能快快樂樂的把在柏林的日子過完，早點去紐約，做你真正喜歡的工作。」

俄國人後來總算完成了在柏林的課業，先是回到他受大學教育的波士頓住了一陣子，然後回到紐約，如願以償的進了他想進的超級企業。那之後不久，我們開始互通 email。

之後，發生了九二一地震。突然間我的信箱就被各地來的關切信給塞爆了，其中也有一封俄國人的來信。

「我沒事。公司裡的玻璃物品都震破了，不過所有人都平安。」那是我第一次以英文回信給他，也是我們之間第一次不再以德語為共通語言。

俄國人邀我去紐約，但我公事纏身，雜務太多，從沒能夠去拜訪他。至多也只是在他來信問我李安電影《臥虎藏龍》的底細時，認真的回想當年看過的王度盧原著小說，在信裡仔細的向他說明前因後果而已。「其實，《臥虎藏龍》是把《寶劍金釵》和《臥虎藏龍》兩部小說合拍成一部電影...」

之後我問他紐約生活如何，他回覆說：「這讓我想學《大亨小傳》的主角說話：I sell bonds...」

之後又有一天，紐約世貿中心遭到恐怖攻擊。

當時我想了又想，我有哪個朋友在紐約？又有誰在世貿中心工作？想了半天，原先在紐約的朋友好像都已經離開了，只有一個朋友的妹妹還在哥倫比亞大學唸書，但朋友已經確定他妹妹平安無事，於是此後我就再也沒有將九一一跟我自己聯繫起來了。

又過了兩年，有一天我正無所事事的在線上閒逛，想起了俄國人，然後一個念頭掠過腦海。

「他的辦公室在 world trade center...」

突然之間，這兩年裡所有的事情全都想起來了。俄國人為什麼沒有再來信了？他曾說過可能要調去倫敦，還會再告訴我是否成行，但此後就音訊全無。

我找出他寄來的最後一封 email，回了信，只有短短的一行：「Russian. Where are you?」

一秒鐘後，我收到了退信。

這退信代表了什麼？我呆呆的望著螢幕。也許代表他不再在那超級企業服務了，也許代表了別的。不過，我一點也不想去查九一一罹難者名單。

十七歲離開莫斯科去到波士頓的那個俄國人，我但願他是平安的。希望單純只是離開了那個工作，擺脫了過去，開始了新的生活，所以不再來信了。

也許我很過份，台灣發生地震時他很快的來信問候，但九一一事發當時我居然把他忘得一乾二淨，而且一忘就是兩年。因為這樣，後來去到波士頓，經過 BU 時我總難免想起俄國人。去到紐約時，望著沒有 world trade center 的那片工地，也無法不想到自己的沒心沒肝。

台北某個溫暖的冬夜，俄國人在寒冷的莫斯科。他在電話那頭說：「真的好冷，我等一下還要出去溜狗...」

又是一個跟我同年的人。但願他現在還是與我相同年紀，而不是永遠的停留在某個時間點。確實，我可以選擇去知道真相，但這是少數幾件我選擇不要知道真相的事情。也許這樣我還覺得輕鬆一點，而可以在心裡暗暗的想：但願那年曼海姆車站揮手之時，只是生離，不是死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