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an han?（什麼呢）

詩人羅青在一月號《人籟》（網站；部落格）就兩件木雕作品發表了一篇藝術評論〈乾坤去留兩頭顱〉，介紹中國雕塑家王克平的作品〈沉默〉以及台灣雕塑家曾定榆的作品〈憤怒〉，藉由比較兩件頭像木雕的創作背景和雕塑手法，對藝術境界的追求提出了分析。然而在另一方面，這篇文章也曝露出一些思考和論述的基本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究。本文將分析羅青一文在思辨論述上的不當與謬誤，並就台灣教育漠視概念分析陳述以及邏輯論證的問題提出一些思索和反省，期望能夠引發進一步的討論。

純從文本分析的角度來看，羅青一文的理路十分清楚明確：在文章開頭先以「海峽兩岸的雕塑家」為文章的「比較性」定下基調，隨後在通篇文章裡，反覆呈現兩位藝術家在創作發想、素材處理乃至於在藝術成就上的「相似性」或「相當性」，最後歸結到一個「共通性」的結論。換言之，這篇文章除了做出「兩件相似的木雕作品在藝術成就上彼此相當」的藝術評論，同時也做出了「促使兩位藝術家創作的政治事件彼此相當」的政治評價，無心的讀者若是沒有留意分辨，在接受前者（藝術評價）的同時，很可能也就接受了後者（政治評價）。

讀者對於羅青所提出的藝術評價和政治評價應當分別判斷，因為前者牽涉的是我們對美的定義與感知、對藝術表現手法與藝術境界的評斷標準，後者則與我們對社會 事實的分析認定與評價有關，兩者在思辨上並不互相干涉。換言之，同意羅青的論點之一，不必然表示就會同意他的另一個論點。

消失的論證與丟失邏輯的影響

撇開羅青對這兩件作品的藝術評價不談，單純只考慮他獲致政治評價的論述過程，則其中又有若干問題夾纏，必須進一步釐清。

羅青的政治評論是由三個元素所組成：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台灣的紅衫軍示威運動（兩者都是具體可察的事件），以及兩者間被劃上的等號（羅青所做的價值判斷）。任何人若是要嚴肅面對羅青所提出的政治評價，勢不可免的必須去認識這兩個事件所包含的事實，並分析羅青所提出的論述是否合於事實，在邏輯上又是否健全完善、足以支持他所提出的結論。弔詭的是，羅青的文章中並沒有這類論述。他的分析集中在兩件木雕作品藝術成就的探討上，但最後卻以「兩件作品藝術成就相當」的結論，拿來替代「兩個促成創作的事件是否相當」的論證過程，然後提出了簡單明瞭的政治評價，甚至進一步在結尾塑造了一個海峽兩岸的人民抱有共同心聲的印象。

必須在此強調的是，羅青（或任何其他人）當然可以同時評論兩件藝術作品及其成就，也可以同時評論促成創作的政治或社會事件，並且就藝術作品及引發創作事件的關聯也做出評論，但正如上文所述，這些評論都各有其立足基礎，彼此不能相互替代，否則論述便不完善。作者省略重要論述過程，使得讀者失去思考作者結論的基礎，最終便只能將之視為重大的邏輯缺失而排除。

若是一名讀者有意針對羅青所提出的結論有所評價，則在藝評的部分並不成問題，因為作者確實提出了一番論述，讀者可以自行分析這些論點是否清楚完善、是否足以支持其結論，從而獲得個人的結論，可以局部或全部的表示同意或不同意，也能夠清楚知道自己同意或不同意的理由。但由於同樣的論證過程在羅青的政論部分付之闕如，謹慎的讀者無從評斷起，思考交流的空間也就被阻斷了。而在另一方面，一名未對論述邏輯和文章結構多加留心的讀者，也可能在資訊不足的情況之下，跟作者一樣省略了論述過程，然後直接落入與作者爭執結論的陷阱。

這一點便與本文開頭所稱，台灣教育欠缺邏輯訓練的問題有關。對一篇論述的邏輯失察，是討論失焦、凡事流於情緒爭執的重要原因之一，這在公共議題的論辨上影響甚巨，在台灣電子與平面媒體上的例子屢見不鮮。但事實上，正如上文試圖指出的，若是回歸到基本的概念拆解與邏輯分析，一個複雜的話題往往能夠獲得釐清；在哪些部分我們有了足夠的基礎，可以進行對話與辯論，哪些部分礙於資訊不足，還有待進一步的溝通，不宜直接向結論跳躍，也就有了一個較為明確的依循。這些基本的思考原則，本是現代公民參與公眾事務的基礎，若是忽視甚至拋棄這樣的基礎，社會上的對話自然逐漸流於惡質。

反思與提問

上文純從論證分析的角度來探討，但其實羅青的文章還有另一個令人震驚的問題––將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台灣的紅衫軍示威運動相提並論，但這兩者不論是在事件的時空規模，還是在作為人類歷史事件的重要性上，顯然都不能夠相提並論。更基本的問題在於，前者是中國共產黨對人民進行的大規模迫害，後者是台灣選民對執政者的抗議，兩者從根本上便無相似性可言。

將這兩者等量齊觀，同時也暗示著毛澤東與陳水扁之間的某種等號，是一個極為嚴重的比喻失當。不論讀者對於陳水扁的個人觀感如何，陳水扁事實上並沒有作為可資與毛澤東（或中國文革期間其他推手）類比。即便跳過對事實的分析與討論而接受羅青「貪贓枉法綠色政權」的前提，「貪贓枉法」與千萬人命之間依舊不能劃上等號；若是我們輕易地將之劃上等號，那麼又該如何面對「人命幾何」的追問？

這樣的比喻失當是對人性尊嚴的冒犯，而在此應當一併提出的問題是：我們的歷史與人文教育是否對重大歷史事件（尤其是人為因素引發的浩劫）投入了足夠的注意？中國文革不只是中國人的悲劇，也是人類社會作為一個整體所分擔的共同悲劇，就像二戰期間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與虐待不僅是猶太人的痛苦，每一個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面對現實的時候，都不能不對那種痛苦有所感應。如果我們曾經認真思索過人類歷史上層出不窮的歧視、對立與自相殘殺，曾試圖對加諸於肉體和心靈上的深刻痛苦感同身受，我們就不會輕易地將人命與金錢拿來類比。

若是我們竟然同意了這樣的類比，顯示我們對於重大的歷史創傷沒有足夠的認識和反省，對此類事件在成為歷史之後所具有的象徵意義也缺乏敏感。毛澤東是不能輕易用於比喻的名字，就像我們不能隨便為人貼上希特勒或史達林的標籤一樣，因為這些名字不僅代表著名字主人本身的作為，在時間經過之後，也承載著後代的反省。若是我們不始終對這些爭議性的人物和事件抱有敏感，是否在某程度上可謂我們已經選擇了開始遺忘、開始背離我們不再重蹈歷史覆轍的自我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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