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07月26日
社會學洋博士班？
昨日，跟一個彼此知曉卻沒機會認識的朋友C碰面，主要是談談出國念博士的事情。最近都在準備出國，心裡也想了很多，趁此記一記。也不知道是他的焦慮強大還是其實大家都得面對的問題，他的訴說呼應著我內心一些隱隱的擔心，亦讓我隨其焦慮起舞。
他正面臨著考完資格考要決定論文題目的事情。決定題目這件事很市場也很個人，而且還很跨國。
這個大問題其實在之前搜尋學校時就逐漸浮現，比較有興趣的主題其實在英國可能比較適合，但比較想去美國，主要還是因為訓練跟歸國。這如果要一個一個講好像又會很冗長，簡單講就是現在教授的研究記點制度可能有利於美國訓練，如何把一個複雜的問題簡單地切割好，寫成聰明（不簡化又不碎嘴）的樣子，然後發表。其次是美國要修學分，有人說這樣至少有「基本」的品質，儘管台灣的要求可能不是基本的品質，不過同樣花那麼多錢，為何要去上一個「自由自在以致於荒廢地」跟著老師的學校呢？這是成本效益考量。這樣說來，美國有相對的好處，可是，難過的在後頭。
一個根本的問題是，為什麼要出國唸書？撇開自己人生的增廣見聞，在一段長期的國外生活能夠提升的視野指數與文化衝擊，當然這可能至少佔了想出國留學者的一半動機了，那在學術發展或知識上有什麼值得說嘴的嗎？理工科系可以理解他們在追求知識上的進步，至少他們領域的知識有相當程度的普遍性，問題就出在這裡。C說他們學校是個紐約在地的學校，拿市政府的錢，也標榜自己要對這做世界大城進行瞭解，他現在要決定論文主題了，簡單地說有兩條路，一條研究紐約，亦即其系所路線；另一條是研究台灣的現象。如同一開始提及的，這件事情很市場也很個人。在市場來看，如果要留在美國或者紐約，選擇的就是做紐約的研究，或者其他城市；如果要回來台灣，選擇的就是另一個。對個人來說，台灣是自己關心的，紐約則依舊是心中一個化外之地。為何研究台灣在美國就不好賣，研究紐約在台灣也不好賣，難道過去那些批評台灣只跟美國學界接軌都錯了嗎？
對啊，錯了，至少就社會學來說錯了。社會學是需要做經驗研究的，當然你想做純理論在哪裡都沒差，在美國可以找到你想要的大師，你不需面對這種問題，但絕大部分，經驗現象對於社會學研究就是有很高的決定性。
可是也不是全然如此。問題的根本是為何兩者是那麼衝突的。
我覺得更大的結構性問題不僅在於市場，也在於個人。為什麼要去美國念？起始的問題是，既然美國或者各國都有自己的社會特質以及衍生而來的研究問題，為什麼要到美國（or出國唸書）？如果不進入留學國自己的研究問題，那還要出國唸嗎？這時，留洋回來的教授們都覺得國外的訓練比較「紮實」（儘管台灣的不紮實他們可能要負一半的責任）。所以出國是為了更好的訓練。那其實在經驗現象的選擇上，還是可以選擇留學國的經驗現象，以他們的主流研究問題做為論文主題。這時候遇到的就是個人的問題了，因為他們的研究主題很有可能不是自己一向關懷的事情。
同樣的，除了美國學界的研究問題跟台灣學界的研究問題不同，導致自己論文在市場上必須兩者擇一外，為何自己關心的研究問題也跟對方主流關心的研究問題相衝突，導致不是為了在美國生存而違背自己意願，就是順了自己關懷而無法在美國生存？
問題就是，有這麼難接合嗎？難道社會學就這麼本土化？各國的社會學都在本土化？我不知道。這些發問很可能都是假的。問題問到最後，可能可以創造性地問成，為什麼台灣學界不易讓一個做紐約研究的博士生存？為什麼台灣培養出來的社會學學生關懷的問題是在台灣的，而非台灣之外的？
他正面臨著考完資格考要決定論文題目的事情。決定題目這件事很市場也很個人，而且還很跨國。
這個大問題其實在之前搜尋學校時就逐漸浮現，比較有興趣的主題其實在英國可能比較適合，但比較想去美國，主要還是因為訓練跟歸國。這如果要一個一個講好像又會很冗長，簡單講就是現在教授的研究記點制度可能有利於美國訓練，如何把一個複雜的問題簡單地切割好，寫成聰明（不簡化又不碎嘴）的樣子，然後發表。其次是美國要修學分，有人說這樣至少有「基本」的品質，儘管台灣的要求可能不是基本的品質，不過同樣花那麼多錢，為何要去上一個「自由自在以致於荒廢地」跟著老師的學校呢？這是成本效益考量。這樣說來，美國有相對的好處，可是，難過的在後頭。
一個根本的問題是，為什麼要出國唸書？撇開自己人生的增廣見聞，在一段長期的國外生活能夠提升的視野指數與文化衝擊，當然這可能至少佔了想出國留學者的一半動機了，那在學術發展或知識上有什麼值得說嘴的嗎？理工科系可以理解他們在追求知識上的進步，至少他們領域的知識有相當程度的普遍性，問題就出在這裡。C說他們學校是個紐約在地的學校，拿市政府的錢，也標榜自己要對這做世界大城進行瞭解，他現在要決定論文主題了，簡單地說有兩條路，一條研究紐約，亦即其系所路線；另一條是研究台灣的現象。如同一開始提及的，這件事情很市場也很個人。在市場來看，如果要留在美國或者紐約，選擇的就是做紐約的研究，或者其他城市；如果要回來台灣，選擇的就是另一個。對個人來說，台灣是自己關心的，紐約則依舊是心中一個化外之地。為何研究台灣在美國就不好賣，研究紐約在台灣也不好賣，難道過去那些批評台灣只跟美國學界接軌都錯了嗎？
對啊，錯了，至少就社會學來說錯了。社會學是需要做經驗研究的，當然你想做純理論在哪裡都沒差，在美國可以找到你想要的大師，你不需面對這種問題，但絕大部分，經驗現象對於社會學研究就是有很高的決定性。
可是也不是全然如此。問題的根本是為何兩者是那麼衝突的。
我覺得更大的結構性問題不僅在於市場，也在於個人。為什麼要去美國念？起始的問題是，既然美國或者各國都有自己的社會特質以及衍生而來的研究問題，為什麼要到美國（or出國唸書）？如果不進入留學國自己的研究問題，那還要出國唸嗎？這時，留洋回來的教授們都覺得國外的訓練比較「紮實」（儘管台灣的不紮實他們可能要負一半的責任）。所以出國是為了更好的訓練。那其實在經驗現象的選擇上，還是可以選擇留學國的經驗現象，以他們的主流研究問題做為論文主題。這時候遇到的就是個人的問題了，因為他們的研究主題很有可能不是自己一向關懷的事情。
同樣的，除了美國學界的研究問題跟台灣學界的研究問題不同，導致自己論文在市場上必須兩者擇一外，為何自己關心的研究問題也跟對方主流關心的研究問題相衝突，導致不是為了在美國生存而違背自己意願，就是順了自己關懷而無法在美國生存？
問題就是，有這麼難接合嗎？難道社會學就這麼本土化？各國的社會學都在本土化？我不知道。這些發問很可能都是假的。問題問到最後，可能可以創造性地問成，為什麼台灣學界不易讓一個做紐約研究的博士生存？為什麼台灣培養出來的社會學學生關懷的問題是在台灣的，而非台灣之外的？
2009年05月18日
全球菁英與在地菁英
全球菁英與在地菁英這個範疇，是鶴見俊輔在探討日本二次戰時（他稱為十五年戰爭）出現大量「轉向」論述時，對各種行動者所做出的區分。「轉向」其實是在探究在一種特殊的宏觀政治社會氛圍下，知識份子出現對自身信仰與價值出現極端轉變的現象，在兩次大戰期間，許多日本知識份子，包括許多馬克斯主義者，從強烈反戰轉變為極端支持天皇（軍國主義）論述，從基進批判到全力支持侵略、支持國家各種行動。這種「轉向」的論述也出現在共產極權國家，以及自由民主的美國，例如五零年代的麥卡錫主義。鶴見俊輔在「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這本書最後一章試圖以此分類去探究其他國家發生的轉向現象，有段話很清楚地描繪了在地菁英即便面對高壓獵巫風潮的氛圍依然堅持自身理念的心情，這是由身處在風聲鶴唳的麥卡錫主義時代，依舊秉持自身理念不願在國會作證加入整個社會獵共風潮的Lillian Hellman，她說：「自從我第一次踏上國會的大門，以及後來在這時代發生的種種事情，我付出了龐大的罰款。我對自由主義抱持的信念幾乎喪失殆盡了，但相對的，我也得到了某種微妙的啟示。我很難說清楚這種感受，姑且稱它是一種『正直』吧。」（2008：245）。
在日本十五年戰爭期間，許多知識份子在國家的龐大壓力下紛紛轉向了，所有你可以想見誇誇而談的讀書人、左派領袖、留學生、政黨主席，後來都在牢獄之中、在出獄之時，紛紛改口朝向支持國家的行動，這不是簡單地策略性轉變，而是思想上的變革，鶴見俊輔所稱的「轉向」。在鶴見俊輔以許多篇幅討論這些不同類型的知識份子，他們的轉向過程之後，他也提到了相對於轉向的概念，也就是Lillian的「正直感」。對鶴見俊輔來說，在日本十五年戰爭期間仍能在思想上不受國家壓制而轉向，是在鄉村耕種的老人，這是一種扎根於生活、土地、在地社會的一種情感，一種由人生經驗累積而來的信念，一種正直。相對於深受外來思潮影響的那些所謂知識份子，這些思想對他們來說並沒有任何深刻的體驗，相形之下只是某種「政治正確」，當然這必須存在著國家的壓制才得以彰顯。
周婉窈曾經對這本書寫過一篇評論：「鎖國性」與十五年戰爭。文中提到她認為作者試圖在追問「為什 麼日本人即使陷入戰爭的泥沼中，也不會用理性來修正既定的目標？」，然而，我認為這裡面的命題不在於「理性」，而正是根基於自身生活經驗的另一種「鎖國性」無法發揮作用，才招致以天皇為首的軍國主義得以讓戰爭發動與延續的關鍵。 然而，與其說是關於歷史變遷的解釋，我認為鶴見俊輔其實嘗試提出一個關於精神哲學的命題，一種社會大變革時期的行動者分類範疇，亦即追隨思想潮流的信徒與根植生活經驗的行者，全球菁英與在地菁英。
在日本十五年戰爭期間，許多知識份子在國家的龐大壓力下紛紛轉向了，所有你可以想見誇誇而談的讀書人、左派領袖、留學生、政黨主席，後來都在牢獄之中、在出獄之時，紛紛改口朝向支持國家的行動，這不是簡單地策略性轉變，而是思想上的變革，鶴見俊輔所稱的「轉向」。在鶴見俊輔以許多篇幅討論這些不同類型的知識份子，他們的轉向過程之後，他也提到了相對於轉向的概念，也就是Lillian的「正直感」。對鶴見俊輔來說，在日本十五年戰爭期間仍能在思想上不受國家壓制而轉向，是在鄉村耕種的老人，這是一種扎根於生活、土地、在地社會的一種情感，一種由人生經驗累積而來的信念，一種正直。相對於深受外來思潮影響的那些所謂知識份子，這些思想對他們來說並沒有任何深刻的體驗，相形之下只是某種「政治正確」，當然這必須存在著國家的壓制才得以彰顯。
周婉窈曾經對這本書寫過一篇評論：「鎖國性」與十五年戰爭。文中提到她認為作者試圖在追問「為什 麼日本人即使陷入戰爭的泥沼中，也不會用理性來修正既定的目標？」，然而，我認為這裡面的命題不在於「理性」，而正是根基於自身生活經驗的另一種「鎖國性」無法發揮作用，才招致以天皇為首的軍國主義得以讓戰爭發動與延續的關鍵。 然而，與其說是關於歷史變遷的解釋，我認為鶴見俊輔其實嘗試提出一個關於精神哲學的命題，一種社會大變革時期的行動者分類範疇，亦即追隨思想潮流的信徒與根植生活經驗的行者，全球菁英與在地菁英。
2008年05月27日
如何做社會學討論課助教
說來也當了好幾門大學部的社會學討論課助教了，多半是要進行團體報告，仔細算算有社會學、社會學研究方法、音樂社會學等課程。想來也有些心得，趁要畢業前記一記，一方面對自己的檢討，一方面也給大家提供一些想法。
進行一個社會學的研究，從擬定題目、田野調查、研究分析、口頭報告，等等，這些研究的程序就不多談，多半還是以線性的方式讓學生按表操課，我想談其他的東西，帶領課程的心態。
按表操課最大的問題在於會讓學生以線性的方式來理解研究分析，其實不同的環節只是幫助將相似的工作歸成一類，以更有效率地方式進行研究。
學生們有兩種傾向，過於喜歡「分析」（or抽象化），與過於沒有「分析」。可以想見，對任何事物背後的運作邏輯、原則、力量，或者以符號、詮釋、類比等等，這兩種方式（解釋與詮釋）是研究的基本。「過度」當然見仁見智，其實學科沒有什麼具體、普遍化的操作標準來說明何種是過度，何種不是過度，這當然是在學科場域久了的隱微知識or文化資本or 習癖Habitus。
比較好的方式是要求他們發問，對各種東西採取「問題化」的姿態，這當然很容易有極端懷疑論的傾向，然而這種問題化是首先要開始的「姿態」。只是對何種事物現象問題化又是上述文化資本的展現。討論課可以先「示範」如何問題化各種現象，以及引導學生去「問題化」他們覺得有趣的現象。
問題化之後是「進一步問題化」，當問題出現之後，開始會夾雜的猜測（問題的答案）與更一步的問題化，重要的讓問題越來越深入，以及區分層次，附帶地才是讓學生學習猜測。
這些事物有個重要的技巧，就是都要進入問題的脈絡中，而非後設地、在脈絡之上地要求大家討論問題。亦即，隨著他們問題回答、提問、猜測，而非自己不去進行這些事情卻要大家進行。成為與談人而非主持人，但一方面又要能夠意識到主持人的工作，如此才能引導去該有的下個階段。不過這很有可能是我自己的問題。
進行一個社會學的研究，從擬定題目、田野調查、研究分析、口頭報告，等等，這些研究的程序就不多談，多半還是以線性的方式讓學生按表操課，我想談其他的東西，帶領課程的心態。
按表操課最大的問題在於會讓學生以線性的方式來理解研究分析，其實不同的環節只是幫助將相似的工作歸成一類，以更有效率地方式進行研究。
學生們有兩種傾向，過於喜歡「分析」（or抽象化），與過於沒有「分析」。可以想見，對任何事物背後的運作邏輯、原則、力量，或者以符號、詮釋、類比等等，這兩種方式（解釋與詮釋）是研究的基本。「過度」當然見仁見智，其實學科沒有什麼具體、普遍化的操作標準來說明何種是過度，何種不是過度，這當然是在學科場域久了的隱微知識or文化資本or 習癖Habitus。
比較好的方式是要求他們發問，對各種東西採取「問題化」的姿態，這當然很容易有極端懷疑論的傾向，然而這種問題化是首先要開始的「姿態」。只是對何種事物現象問題化又是上述文化資本的展現。討論課可以先「示範」如何問題化各種現象，以及引導學生去「問題化」他們覺得有趣的現象。
問題化之後是「進一步問題化」，當問題出現之後，開始會夾雜的猜測（問題的答案）與更一步的問題化，重要的讓問題越來越深入，以及區分層次，附帶地才是讓學生學習猜測。
這些事物有個重要的技巧，就是都要進入問題的脈絡中，而非後設地、在脈絡之上地要求大家討論問題。亦即，隨著他們問題回答、提問、猜測，而非自己不去進行這些事情卻要大家進行。成為與談人而非主持人，但一方面又要能夠意識到主持人的工作，如此才能引導去該有的下個階段。不過這很有可能是我自己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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