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8月9日
宜蘭童玩節停辦
宜蘭童玩節最近被呂國華縣長說要因為入不敷出，所以要停辦了，DPP的議員出來說KMT執政的後果就是以前DDP好的建設都被KMT搞壞了，鄉民在批踢踢的八卦版推著「國民黨執政，品質保證。」來諷刺這些事情。這一切似乎符合我一兩年講的玩笑話，地方榮景讓DDP經營，全國經濟由KMT打拼。
民進黨在經營地方文化的確有一套，童玩節便是在游錫堃主政宜蘭時所開啟，黃國禛城鄉所的碩士論文便是在談游錫堃弄的一堆文化政策，他的論點是DDP想塑造一種地方認同來對抗當時還掌握中央的KMT。且不論他的行文風格與結論，他提到重要的一點在於文化認同的形塑其實是這一系列文化政策的核心，而我認為這正是童玩節停辦的爭議關鍵。
如果說一開始童玩節能夠成功，與游錫堃將此作為塑造文化認同的方式有關，那麼之後的失敗，是否就是他已經不把童玩節當成「宜蘭文化」的一部份呢？看呂國華對於停辦童玩節的理由的確是如此。他說：「童玩節近年來沒有中央政府的經濟奧援，並受到大環境的影響，近兩年虧損嚴重，成本沒有辦法有效降低，再加上受限於場地的因素，活動內容無法有效往上提昇，但是童玩節不能一成不變，縣府勇於面對客觀環境的現實，並讓觀光產業繼續延伸，才做出停辦的決定，也非短時間內草率的決定。」（中央社，20070808）
自從七零年代後期到八零年代開始，許多工業城市開始面臨工廠出走，城市經濟匱乏的狀態，城市政府對此的反應是透過文化投資來挽救頹勢，包括興建大量的文化設施，博物館、美術館，從「粉刷城市顏面」企圖讓出走的資本重新回流，特別是透過「節慶」的方式，比建制一個博物館更省錢，儘管也有許多實體建設是透過舉辦節慶而興建（如興辦奧運）。像英國的曼徹斯特、西班牙的畢爾包，都是後工業城市企圖使經濟重新復甦的成功案例，連經濟一直發達的美國城市—如Zukin(1995)所描述的—也出現這些現象。近年來不斷被許多政治人物提到的文化產業、文化經濟，就是在這個脈絡下出現的詞彙。然而，台灣的發展脈絡並不是那麼經濟因素，相反的，與社區營造有相當的關係。九零年代初期開始興起的社區營造計畫，到後來變成「一鄉一特色」的觀光政策，使得「社區」變成為了讓人參觀而必須「創造出」特色以讓人家認識。
在這樣子的脈絡下，來理解童玩節的脈絡是比較清楚的。這並不是說童玩節是來自於社區營造政策，畢竟政策相關效果以及童玩節的執行單位（縣vs社區/鄉）是不同的，但是卻是被同一種潮流所影響，即「觀光化」。所謂的「觀光化」在台灣的脈絡也是在拼經濟的思維下產生，如同前述用文化建設來吸引資本重新注入，這些「文化投資」就是以賺多少錢來衡量政策效益。也因此，一旦賺不了錢，就不用辦了，不管他是不是已經變成地方文化的一部份，或在開辦時也不在意他是不是影響到在地文化，這就是「觀光政策」。
所以一開始台灣的（社區）文化政策到後來都變成觀光政策，而舉辦節慶也成為最便宜行事的作法，舉凡各種XX節、XX祭，有些是原本傳統祭典節慶，是由民間人士自己籌辦，後來開始跟地方城市政府申請補助，局部觀光化；有些是為了觀光而「創造發明」出許多節慶，近幾年來流行以食物作為節慶主題，這一部份是為了觀光與培植地方產業，一部份是小廠商的集體行銷會，前者如東港鮪魚祭，後者如牛肉麵節、滷肉飯節。在另一種就是出於非觀光動機下，由市政府或民間人士自行籌辦的節慶，前者如同童玩節，後者如同之前提過的美濃黃蝶祭，這些在後來發展上也都受到觀光化的影響，只是程度不同。
分析這些節慶的關鍵面向在於「興辦者」，如同我在討論黃蝶祭時的一些觀點，如同為何在縣長呂國華片面決定要停辦童玩節會引發爭議，一方面在於童玩節已逐漸變成宜蘭文化的一部份，是宜蘭的象徵，另一方面更基於這個原因，在籌辦委員會缺乏在地人士的情況下，被縣政府以為是「官方政策」而可以任意決定（姑且不論他是以觀光效益的標準來決定這件事情）。Zukin在討論麻州花大筆經費設立當代藝術館時，便曾提到一個缺乏在地觀眾/消費者的藝術館如何在當地生存。這涉及兩個部分，一個是文化生產，一個是文化消費，這兩個部分是相互關連的。文化在當代的機制中難以避免要以商品的形式進行交換，Zukin是說要養一個藝術館要先有能夠對此消費的在地觀眾，簡單地說要先自己養的起，才有可能外銷，這一部份是在談經濟發展策略，以在地市場支持在地廠商的壯大；一方面是文化生產的運作，創作者的生產過程需有專業評論家與能夠消費/欣賞的觀眾，生產與消費是相互關連而非各自獨立運作。
簡單地說，童玩節停辦這件事顯示了兩件事。第一件是關於文化被徹底「觀光化」而消解，一個辦了十二年的童玩節不被視為宜蘭文化的一部份，跟「文化政策」無關，而是個徹頭徹尾的經濟發展政策。引起爭議的意義正在於童玩節的已經在宜蘭生了根，它不是個可有可無的行銷活動。第二，正在於文化這件事情被忽視，才使得童玩節逐漸無法招攬觀光客，童玩節的運作是跟宜蘭人脫節的，儘管它曾經在宜蘭是個倍感光榮的經驗，但這已不再如此。但換個方式想，可以發現文化是多麼強大，一旦成為宜蘭人文化認同的一部份，儘管縣政府以一種脫離文化的方式經營它並企圖停止它時，宜蘭人似乎也意識到他們文化認同的一部份正被割開，而有了某種情緒，一種似乎不該讓它就此散去的複雜情緒。
民進黨在經營地方文化的確有一套，童玩節便是在游錫堃主政宜蘭時所開啟，黃國禛城鄉所的碩士論文便是在談游錫堃弄的一堆文化政策，他的論點是DDP想塑造一種地方認同來對抗當時還掌握中央的KMT。且不論他的行文風格與結論，他提到重要的一點在於文化認同的形塑其實是這一系列文化政策的核心，而我認為這正是童玩節停辦的爭議關鍵。
如果說一開始童玩節能夠成功，與游錫堃將此作為塑造文化認同的方式有關，那麼之後的失敗，是否就是他已經不把童玩節當成「宜蘭文化」的一部份呢？看呂國華對於停辦童玩節的理由的確是如此。他說：「童玩節近年來沒有中央政府的經濟奧援，並受到大環境的影響，近兩年虧損嚴重，成本沒有辦法有效降低，再加上受限於場地的因素，活動內容無法有效往上提昇，但是童玩節不能一成不變，縣府勇於面對客觀環境的現實，並讓觀光產業繼續延伸，才做出停辦的決定，也非短時間內草率的決定。」（中央社，20070808）
自從七零年代後期到八零年代開始，許多工業城市開始面臨工廠出走，城市經濟匱乏的狀態，城市政府對此的反應是透過文化投資來挽救頹勢，包括興建大量的文化設施，博物館、美術館，從「粉刷城市顏面」企圖讓出走的資本重新回流，特別是透過「節慶」的方式，比建制一個博物館更省錢，儘管也有許多實體建設是透過舉辦節慶而興建（如興辦奧運）。像英國的曼徹斯特、西班牙的畢爾包，都是後工業城市企圖使經濟重新復甦的成功案例，連經濟一直發達的美國城市—如Zukin(1995)所描述的—也出現這些現象。近年來不斷被許多政治人物提到的文化產業、文化經濟，就是在這個脈絡下出現的詞彙。然而，台灣的發展脈絡並不是那麼經濟因素，相反的，與社區營造有相當的關係。九零年代初期開始興起的社區營造計畫，到後來變成「一鄉一特色」的觀光政策，使得「社區」變成為了讓人參觀而必須「創造出」特色以讓人家認識。
在這樣子的脈絡下，來理解童玩節的脈絡是比較清楚的。這並不是說童玩節是來自於社區營造政策，畢竟政策相關效果以及童玩節的執行單位（縣vs社區/鄉）是不同的，但是卻是被同一種潮流所影響，即「觀光化」。所謂的「觀光化」在台灣的脈絡也是在拼經濟的思維下產生，如同前述用文化建設來吸引資本重新注入，這些「文化投資」就是以賺多少錢來衡量政策效益。也因此，一旦賺不了錢，就不用辦了，不管他是不是已經變成地方文化的一部份，或在開辦時也不在意他是不是影響到在地文化，這就是「觀光政策」。
所以一開始台灣的（社區）文化政策到後來都變成觀光政策，而舉辦節慶也成為最便宜行事的作法，舉凡各種XX節、XX祭，有些是原本傳統祭典節慶，是由民間人士自己籌辦，後來開始跟地方城市政府申請補助，局部觀光化；有些是為了觀光而「創造發明」出許多節慶，近幾年來流行以食物作為節慶主題，這一部份是為了觀光與培植地方產業，一部份是小廠商的集體行銷會，前者如東港鮪魚祭，後者如牛肉麵節、滷肉飯節。在另一種就是出於非觀光動機下，由市政府或民間人士自行籌辦的節慶，前者如同童玩節，後者如同之前提過的美濃黃蝶祭，這些在後來發展上也都受到觀光化的影響，只是程度不同。
分析這些節慶的關鍵面向在於「興辦者」，如同我在討論黃蝶祭時的一些觀點，如同為何在縣長呂國華片面決定要停辦童玩節會引發爭議，一方面在於童玩節已逐漸變成宜蘭文化的一部份，是宜蘭的象徵，另一方面更基於這個原因，在籌辦委員會缺乏在地人士的情況下，被縣政府以為是「官方政策」而可以任意決定（姑且不論他是以觀光效益的標準來決定這件事情）。Zukin在討論麻州花大筆經費設立當代藝術館時，便曾提到一個缺乏在地觀眾/消費者的藝術館如何在當地生存。這涉及兩個部分，一個是文化生產，一個是文化消費，這兩個部分是相互關連的。文化在當代的機制中難以避免要以商品的形式進行交換，Zukin是說要養一個藝術館要先有能夠對此消費的在地觀眾，簡單地說要先自己養的起，才有可能外銷，這一部份是在談經濟發展策略，以在地市場支持在地廠商的壯大；一方面是文化生產的運作，創作者的生產過程需有專業評論家與能夠消費/欣賞的觀眾，生產與消費是相互關連而非各自獨立運作。
簡單地說，童玩節停辦這件事顯示了兩件事。第一件是關於文化被徹底「觀光化」而消解，一個辦了十二年的童玩節不被視為宜蘭文化的一部份，跟「文化政策」無關，而是個徹頭徹尾的經濟發展政策。引起爭議的意義正在於童玩節的已經在宜蘭生了根，它不是個可有可無的行銷活動。第二，正在於文化這件事情被忽視，才使得童玩節逐漸無法招攬觀光客，童玩節的運作是跟宜蘭人脫節的，儘管它曾經在宜蘭是個倍感光榮的經驗，但這已不再如此。但換個方式想，可以發現文化是多麼強大，一旦成為宜蘭人文化認同的一部份，儘管縣政府以一種脫離文化的方式經營它並企圖停止它時，宜蘭人似乎也意識到他們文化認同的一部份正被割開，而有了某種情緒，一種似乎不該讓它就此散去的複雜情緒。
2007年08月5日
台北探索館
台北探索館的前身是市政資料館，在91年完工變身為互動式的展覽場，由新聞處統籌規劃與管理。位於市政府大樓，共有四層樓，動線規劃從四樓開始，分別為四樓的時空對話廳、三樓的城市探索廳、二樓的特展廳以及一樓的台北印象廳，號稱國內第一座城市博物館，詳情可見台北探索館。 雖然有四層樓，但常設的是三、四樓，四樓是關於台北歷史的重現，藉由城門、地圖、產業等說明，再現過去台北城的風華。三樓則是台北開始現代化的過程，各種現代化建設使得「傳統」的風貌被改變，也包括在文化上的轉變，文學、音樂的。樓層主要以空間作為安排，但每個歷史時期主要發展的區域不同，也因此在四樓著重在大稻埕的發展，包括茶、樟腦等產業的介紹，三樓則有西門町、新生南路、凱達格蘭大道等等的發展過程。有趣的是，日治時期在這種分類下被切割，這是本文要談的一個點。
首先，這個探索館在馬英九任內成立的，以其立場到底會再現出什麼樣子的台北？不過一開始我是十分驚訝的，因為他在介紹時候竟然用了日治時期，這點十分有趣。通常強調中(華民)國正統地位的人使用的是日據時代，而反國民黨、台獨立場的要強調日本是「合法」統治，所以會用日治時代。這些字十分敏感，對他們來說是爭議的重點，所以「日治時期」會出現頗令人意外。不過後來我發現探索館也用了日據時期，可能是外包時出了一點問題。
再來，為何說日本殖民時期被切割了？仔細看其兩層樓的區分，分別是台北古城與台北現代化，古城的介紹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城牆，城市空間作為開始形成，城牆圍起來了，「台北」開始作為一個整體；另一個是產業，清末時期艋舺、大稻埕開始興起，前者形成重要漢人聚落，後者作為茶、樟腦等等的出口港，台北城的中心環繞著這兩個地方逐漸繁榮。此外，四樓還包括淡水河、古陶片等等更早期的自然面貌與史前遺跡。日殖時期的發展並非沒有被提到，但是被放在延續清末的繁榮上，某種附屬地位上。 三樓則開始講述台北現代化的歷程。主軸在國府遷台後一連串建設歷程，日本殖民並非被隱藏，但是在描述國府是在什麼樣子的條件下開始現代化的發展，也就是說，日本殖民時期只是讓國府現代化的初始環境，一個附帶的、時間上先存的，不具關鍵性、不具基礎性，只是個背景。 這是十分有趣的。一方面，日本時期的各種作為被包納進來，並沒有被省略、隱瞞、忽視，但另一方面日本時期如果不以一個整體進行理解，而是用清末古城與現代化歷程將其分割，那日本殖民在此就「無效」了。它不是做為一個整體對台北產生效應，不管正面、負面的，現代化的還是殖民的，而是清末經濟發展的延續，以及國府現代化的背景。日本殖民/治理時期被巧妙的閹割了。
其實，整個探索館的介紹與布置十分用心，可能砸了大錢，在參觀時我一直在猜這個館的建設經費有沒有到一億，畢竟有很多實體模型，那些弄起來可能要花不少錢。而且如果仔細聽他的介紹，其實真的很用心，譬如他提到中山北路曾經是小美國，到現在變成小菲律賓，對於當代的許多政治正確其實都還蠻站穩的住；在實體物的展覽，譬如介紹大稻埕的產業，不管從建築物，當時的主要交易商貨，都有實體物，而不是單純的文字描述或影像。加上大量的模型，台北古城城門城牆（還放有幾顆古城牆用的大石塊）、現代化後的台北實體模型、古地圖，這些應該都是花了很多物力與人力，並且找了蠻專業的人才布置的起來。我覺得比較美中不足的是，這個探索館在市政府內，所以即便是星期天，人數也寥寥可數（雖說這樣比較舒服），我邊參觀就邊想，如果他弄在一個台北古蹟的單棟建築物裡，應該很有感覺吧，不過台北的古蹟都是拿來外包做成咖啡館的，不適合做博物館。不過，總之，蠻建議大家去看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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