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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必須將我們面臨的問題帶入一種精神上的理解脈絡（context），並且這必須轉化為靈魂中的信念。我必須再次強調：我們能夠談論得多長久，取決於這樣的信念有多深入人心，很顯然，人們不可能無信念而無自覺地達成他們為之努力的目標。由此，我相信各位能夠發覺：我們在屬於精神科學的特殊區域上的工作與因著下列這些因素而業已發生的事情二者之間的關係：這些因素是現代的需要、巨大的歷史潮流、與現代和不久的將來的人類需要。這也是為何我經常說，我們需要去考慮精神科學與屬於現代的重大任務之間的關係。雖然今日人們正如我所描繪過的那樣沒有判斷能力。人們需要一種壓力、一種不滿來與他們全然的物質取向抗衡，並驅使他們去轉向靈性層面（spirituality）。不然除此以外，在理解我們時代巨大的問題上，不同於沿著那為了「maya」和「ideology」而準備的途徑，人們又該如何找到他們的理解道路？

當西方人開始以一種宿命觀的氣氛過生活，這即讓整個世界成為maya（幻境）。西方看法中的maya，是以這樣的方式存在的。

Marx（馬克思）和Engels（恩格斯）他們的看法是現代社會主義者的信條，他們極犀利地表達了他們對ideology（意識型態）的觀點--在這種觀點裡所有都與精神（spirit）和靈魂（soul）有關連。而實則spirit與soul都只是依附於唯一的reality之上的maya和妄覺，這唯一的reality亦即經濟的過程（economic process）。

這一切是如何「宿命地」發生在這世界上的？直到這場世界大戰的空前災難，社會主義者的信條是怎麼將之外部陳述的？這是資本（capital）的集中。越來越大的資本家或資本集團形成、賒貸、壟斷，如此等等。經濟的過程以其自己所具的動量（momentum）行進著，資本在資本集團的手中更加集中，這一切要一直到資本所有權（ownership）自願地轉移到無產階級（proletariat）手中的那一天才會停止。人們其實不需要作任何事，因為這是一個客觀的而純然屬於物質經濟過程的，因而，也是宿命論的。

東方人達到了宿命論的一個極端，但西方人至少絕大多數的人才從這開始。絕大多數的人是宿命論的。東方的信條「容許所有在這世上可能發生的事，有朝一日降臨在你頭上」，但這對西方來說只是一個由此出發的基礎。「宿命地容許一切發生」是東方的信條，但在西方它是一個物質經濟的過程（material economic process）。所有地方的人都只片面地觀察到人類社會的發展，而如果各位有一種通觀（overview），能看到當前人類社會的發展，以及這些發展如何由較早先的情況而成形，各位將會發現一個已經成為ideology的精神性要素。它的基礎是什麼？它建基於希臘文化。在我們靈魂的外表之內有最深沈的一種傾向，這傾向中包涵著某些基本上屬於希臘的內容。這是為何我們設立「古典預科學校」（classical preparatory schools）（德文Gymnasien），這是在教育上對希臘精神（Greek soul）的模仿。在古希臘對接近青春期的人來說，有如此的計劃（disposed）是很自然不過的，因為在古希臘文化的道路發展上大部分人不是農奴（Helots）就是苦力（slaves），領主（conqueror）與這些奴隸血統（bloodline）不同，他們是精神生活的bearers（持有者），是精神生活的當然所有人（rightful bearers）。希臘雕塑（sculpture）特別清楚地傳達了這一點。看看Mercury（案：眾神的信使，也是商業、旅行與偷竊之神）的半身像，他的耳、眼、鼻子都塑作得如此特異（我經常提到這一點）。希臘人透過描繪特徵雕塑出了Mercury，他們在其創作中暗示著被他們征服的人種以及那些他們許可與其貿易來往的民族。Aryan（亞利安人）的特徵，則可以從Zeus（宙斯）、Hera（希拉）或Athena（雅典娜）的半身像的描繪中看出，他們要表達的是，宇宙力量將其精神（spirit）賜予這一支民族。

各位不應該認為希臘人的靈魂結構（soul structure），只在他們普遍的靈魂法則（general soul constitution）上清楚地表明顯露其自身。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希臘語，希臘語這種語言建基於一種社交上的高雅靈魂，這同樣能夠表現希臘人的靈魂結構。我們在我們的文化裡頭仍然擁有這些，這也意味著我們在十五世紀中葉並未經驗到文化的更新（renewal），只是一種復興（renaissance）或一種改革（reformation），只是一種我們文化生活的重新裝潢（refreshing），所有的這些都還存在於我們的文化當中。

我們在我們的古典學校裡用一種隔閡於生活的方式（foreign to life）教導學生。在古希臘時代，他們教育年輕人比我們的年輕人在古典學校受教育要更為自然，因為那就是希臘的生活。希臘人依照「他們自己的生活之道」培養（raised）他們的孩子和年輕人，而我們按照「希臘生活的方式」培養我們的青年。正因如此，我們的文化生活變得不真實（unreal），外來、異質而不切合於自身（foreign），並且感覺起來有如一套ideology（脫離現實的思想意識）。我們的文化無法勝任於「教導人明瞭生活之為物」，也無法勝任於「教導人與生活奮鬥並且在生活中具有活潑的實踐力（active）」。

除了文化層面之外，我們也還經歷了一場值得注意的關於政治與法律上人類權利的發展。 我們可以發現：所有區域的生活裡，在十五世紀中葉，關於人類發展所發生的主要變動。穀物以及任何穀物製品在今日來說都太過昂貴，它們定價太高了！如果各位搜尋一下當這些東西在歐洲還很便宜的時代，各位會發現那大約是九或十世紀的時候。然而，那些東西當時正如它們今日過於昂貴一樣地過於便宜，而在十五世紀中葉它們則以平價出售。

觀看那十五世紀中葉所發生的重大變動如何地直接影響於穀物價格，是非常有趣的。當穀物價格對大部分的歐洲地區來說是以平價販售時又有什麼事發生？大約十五世紀中葉時，農奴（serfdom）階級開始消失了。接著，羅馬法強行開道而入，對才剛萌芽的自由造成了破壞。正如希臘精神與靈魂滲透入我們一般，羅馬法的觀念也滲透入我們的政策與政府。直到現在，我們在法政權利上已無法比那次羅馬法復興創造更多東西。在我們的社會有機體中，我們有「希臘的文化形式」以及「羅馬的官方結構」。

    經濟上，復興（renaissance）是不可能的事情。當然我們可以依照羅馬法過生活，以希臘精神教育孩子，但我們不能吃希臘人吃的東西，因為若那樣我們會永遠滿足不了我們的飢餓。經濟生活是必須在此刻存在著的。因此「歐洲人的經濟生活」為我們的第三個生活要素。我們必須在這三個混亂無序而交錯的區域中理出頭緒來，而我們只有透過三重社會機體（threefold social organism）才能辦到。

像Marx和Engels這樣的人看事情非常片面，當他們體認到我們不能再依照希臘觀來為我們的社會提供楷模，也不能再按照羅馬法來治政時。他們結論說：唯一剩下的東西就是經濟，但他們也只考慮經濟。如Engels所說，我們可以只管理商品並且指導生產過程，我們可以不再管理人。這只在其片面而言為正確的方面上正確，但卻在另一方面錯得可怕。

我們必須將經濟生活置於它自己的基礎之上。在社會有機體的經濟裡，我們必須管理商品並且指導生產過程，那必須是獨立自治的（independent）。然而，如果我們除去了先前來自社會機體的權利與文化的基礎，那我們必須建立一個新的根基。那意味著一種並行的經濟生活，它管理商品並且指導生產過程。我們需要一個在人民之中，植基於平等的民主政府。我們不單單只是需要一個羅馬法的復興，我們需要一個根基於人類之平等的新生政體。我們不單單只是需要一個發生在現代初始之時的文化復興，我們需要一個文化上的新基礎、新的創造。我們必須醒覺：我們正站在重新開創文化生活的重大任務之前。

在深深隱藏於現代人類發展進程之下的某些事物，與三重社會機體（threefold social organism）所要傳達的事情之間有某種關連。「三重社會機體」並非一個突發奇想，而是由我們時代最深刻的需要中萌生出來的某種「特別地切合於現實」的某種理論。有許多人說他們不懂得，其實它並不難。在德國，當人們翻來覆去的說這有多難懂，我告訴他們：相較起最近四、五年來人們開始習慣去「瞭解事情」，想要瞭解這些東西，確實是和大家所習慣的瞭解方式要有一點區別。在那一陣子人們發現去瞭解一些事情其實非常容易（恕我自己對此未能瞭解），因為他們僅僅需要某個人下命令告訴他們怎麼去瞭解。所有人需要的只是一個命令，從什麼「總部」也好，或者某種其他的權威，而他們瞭解事情乃是因為他們受命令去瞭解。人們甚至把那些命令裱框起來。然而現在，以一個自由的人類靈魂去瞭解事情是極為重要的事，但要做到某種我們的靈魂沒有多少欲望去作的事，我們的靈魂必須清醒。但這就是那最重要的事。那並不是難於瞭解的事情，那是我們缺乏will（意志）和勇氣去面對reality（真實）。自然而然的，我們必須將那些我們必須告訴眾人的事情以一種新的腔調說出來，有別於那些人們對之已經習以為常的話語。那是自然而然的，因為我們已經在三種基本話題中被吸引，雖然非常不同於在三重社會機體中的談論。

這裡，一個文化上的更新（renewal）對於人們是必需的，為了能夠真實地感受到他們的靈魂與客觀的精神生活之間的關連。人們現在並不擁有這樣的感受。當人們今天談論著，在極大的程度上他們只是在說些口號（slogans）。但為何他們說的是口號？那是因為對於那些口號的意義，他們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和那接得上。人們不再與精神生活有所關連，所以他們的話也都變成了口號。

近年來關於保障人權（human rights）已經說了許多，至少在開化世界中是如此。最近的事件提供了足夠的證據說明人們關於人權的關心是多麼迂遠於實事。人們談論人權，但他們事實上並不關心公義，只關心權勢（power）。

同樣地，人們也未曾擁有足以周到地考慮經濟的思想，因此經濟已變得無法掌握。經濟已然被簡單地勾勒為「更多更多的生產」。這也正是我1914年春在Vienna（維也納），當我評論到「連續不斷的生產（continuous production）」是社會的毒瘤時所說的。更多更多的東西被生產，產品被拋擲到市場之中，整個經濟循環由它自己運轉而無任何思想性的控制。渾沌無序的經濟，實為爭奪勢力而標舉的權利，基於口號標語的文化，這些就是當前社會的三個基本組成。我們必須逃脫出來，但是我們只能夠在認真地嘗試瞭解三重機體論的目的之後才能真正地從那裡脫身。

如各位所見，只有透過精神科學這些事才有可能理解。幾週前我在公共演說時所說的事情，最後以眾人的驚愕收場。然而，這是一個基本而合於事實的論點。而後我認為我們現在的領導人物將不可以再倚仗他們那已經衰頹的腦筋，他們必須提升到一種對事物的瞭解層次，那層次裡不再需要用腦，而是用乙太體（etheric body）。人智學中所整合的思想不需要大腦。因為生理學上的（physiological）發展，當關注於什麼是衰頹的大腦所能關注的事情時，我們的領導人與現代的中產階級成員（bourgeois class）必須習慣於默認精神方面上的知識的事情。

勞工階級（proletariat）仍然有清楚的腦筋並且走在前面，「檸檬還沒有榨乾」，人類的腦部仍然存在著一種隔代遺傳、返祖現象的（atavistic）特徵，這就是為甚麼勞工階級理解今天所說的「新社會結構」是怎麼一回事。今天的情勢是實質上所有的勞工階級（除了他們的領導人）對這些事情是相當有接受性的。他們的領導人已經變成中產階級，變成所有人當中心地最狹小的，他們已經接管中產階級和心地狹隘者的領域並且將之發揚光大。雖然另一方面，在勞工階級中存在著一種可怕的順服傾向，而這種順服謙恭必須打破，才可能有任何進展。

事情現在比人們經常想像的還要複雜，實質上，只有從瞭解科學之初始才能夠提供方法來引導我們正確地瞭解現代科學的問題所在。在我《Toward Social Renewal》（邁向社會更新）這本書中，我並不只為專家（anthroposophists）而寫，也為大家而寫，各位將會發現其中提到三個與現代社會生活相關的重要概念。第一個重要概念是關於商品或產品。另外的重要概念則是關於勞工，第三個重要概念則是資本的觀念。由此三個概念可以建立一種對現代社會情勢的瞭解。

想想社會科學已經對這三個概念所做過的一切解釋。如果各位知道十九世紀後期在經濟學上怎麼解釋商品、勞工和資本，那麼各位將察覺到所有這些無用的科學工作來自於一個有缺陷的經濟科學。我最近常提著名教授Lujo Brentano為例子，一位在中歐有領導地位的現代經濟學家，他最近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叫「The Industrialist（實業家）」。文章裡他描繪了一位實業家的三個特性。我將只提Brentano的第三個描述，那即是：實業家在他們的成本與風險內使用其生產手段。這一點也沒錯，不是嗎？實業家擁有生產手段，並且著手從事市場生產，在他們的成本與風險內。這由Brentano--現代大學經濟學的照路明燈--所公式化的概念便是如此，而在同一篇文章中伴隨著實業家（或者說企業家entrepreneur），他對工人加以推論：現代的工人也是一個企業家，因為：他也有生產手段，即是他的工作能力，並且在市場上提供這些，在他們的成本與風險之內。Brentano的概念是如此清楚，以致於工人也可以納入其範疇，各位可以看出現在的經濟學家是多麼聰明伶俐。這種情勢是荒謬的。但今天我們不能去嘲笑這些事，因為大學在文化生活中是具有領導權威的地位的。然而，大學卻在經濟學領域裡生產出這樣的東西。人們不會承認，也不會有勇氣承認：這樣荒謬的作品被生產出來了！事情簡直是恐怖。

我們必須正視這些事情並且要問，這一切是怎麼可能變成這樣子的？特別是關心到今日那些有燃眉之急的問題，在這些關於社會的概念上，科學難道不能夠提供一些有意義的光照？我在此地停留的時間裡，我非常樂意與各位討論這問題，但今天我只能稍微談及為甚麼事情會是這樣。

下面要說的道理，如經濟學中對商品的概念一樣簡單：那就是，以一般的科學，各位永遠無法完全理解商品的概念。各位永遠無法完整地理解商品的概念，除非各位開始一種具想像力的理解（imaginative understanding）。各位也不能理解勞工的概念，不論是社會學上或經濟學上，除非各位開始在靈感（inspiration）上為各位的理解紮根。各位也不能定義資本，除非各位將它帶入直覺的理解（intuitive understanding）。

商品的概念需要想像力；

勞工的概念需要靈感；

資本的概念需要直覺。

如果這些概念沒有以這樣的方式建構，那麼只會以困惑告終。

如果各位觀察一個特定的例子，各位可以看到為甚麼只有困惑發生。為甚麼Brentano如此緊密地將資本的概念與企業家的概念連結，而工人也因而成為一個資本家？（或說企業家）他當然是這個時代非常有智慧的人，但在使用直覺認知（intuitive cognition）以獲得準確的資本概念這方面上，他是一籌莫展的。

事情都有點迂迴，新舊約聖經（the Bible）在這方面上給了一些指點，它以拜金主義者（mammonism）稱呼資本家，從而將「資本」與一種特殊類型的精神上的事情（spirituality）做出連繫。無論如何，我們可以單單透過直覺來理解精神上的事情，而如果我們要理解資本家（或者說拜金主義者）精神上的活動狀況，我們需要直覺。這就是新舊約所要告訴我們的；但今天我們需要的是適合於現代的，對這世界的瞭解。

我們必須嘗試客觀地瞭解這些我們所掌握到的，在今天看來有幾分古怪的事情。在這些領域裡，真正客觀的知識將會顯示出這件事有其必要性：將真正的精神科學滲透於所有地方的社會觀點。這是胸無偏見的現代生活研究者必須認真地銘記在心的事。或許各位會回憶起前一陣子在Basel（案：巴塞爾，德瑞法邊境城市）的一場演講之後，有一個人所提出的問題，在討論中，有人詢問：「我們如何能夠讓Lenin（列寧）當上世界的統治者？」對於那個人來說，世界局勢不會有所改善，除非Lenin當上全世界的統治者。想像一下藉由這件事所點明出來的那種困惑。這意味著那些表現自己為最激進（radical）人士的那些人實際上是最反動而保守的（reactionary）一群。他們要「社會主義」，但我們需要的是以更符合群體需要的人際關係來改造（socializing）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並以此為我們的開始。然而，那些人們卻要以一個君主政治（monarchy）來作為其社會主義化（socialization）的開始，一個由Lenin所領導的、全世界的、經濟上的君主政治。他們甚至不去開始（依社會理想來）改造統治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現在的事情就是如此怪誕（grotesque）。我們真需要好好想想：當今天有人告訴你：「Lenin應該當全世界的王」，事情到底是怎麼了。那些相信他們擁有最進步的概念的人事實上也擁有最瘋狂古怪的概念。人們將不會走入任何澄明之境，除非他們認同：那必須透過精神的科學（spiritual science）來追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