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神州差傳會

1981年，曾在文革中被四人幫高喊要走入歷史博物館的宗教信仰，突然間復甦了。中共中央由於不能不正視宗教得以存在社會主義社會，有其客觀與發展的事實因素，便在該年六月正式通過了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於是1982年頒佈了所謂十九號文件（〈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正式揭開了中共馬克斯的宗教觀，認為只有進入社會主義的時代，中國的宗教就會自然消失。於是中共黨國的馬克斯宗教論開始修正。

在這些年間，建構中國教會之宗教理論任務的是上海的社科院與南京大學宗研所，大膽修正馬克斯宗教鴉片論，加上鄧小平引進市場經濟的實用主義，舉國發展出一套「宗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的理念。這一套理論引進者是以蕭志恬和羅竹風的研究令人側目。

1985年蕭志恬便首度發表〈試論我國宗教同社會主義相適應協調問題〉一文，文中提出四點協調性：一、宗教是以愛國主義、社會主義為基礎，以中國憲法為準繩，而非以唯物主義為標準，或以「消滅」宗教為目的。二、宗教要適應社會主義，但黨國也需正確來對待宗教。三、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要極力促進兩者協調，消弭一切障礙，克服一切不利於協調之因素。四、宗教信仰者會對社會主義建設有助益，同時在教義上會愛國守法，促進黨國與社會之建設。

1988年羅竹風在〈這本書的由來〉，《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宗教問題》提出「殊途同歸」的理念：「建國後，宗教人員在愛國主義、社會主義薰陶下主張發揚有利於社會主義的積極因素，從善向上，在『今世』也為社會主義做好事。宗教的某些教義、教規便成為宗教信仰者前進的動力之一。這便出現了『殊途同歸』的現象，…….」。

將愛國主義與馬克斯宗教觀結合，便形成了所謂「統一戰線」。這條主流政策一直到1990年年底中共中央強調做好宗教工作,保持宗教政策的連續與穩定，於是提出「六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問題與通知〉），底定了「黨國與政府要貫徹執行尊重和保護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之權利」；但另一方面卻有「政治神學」的「四項堅持但書」背景：「宗教界要堅定不移地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堅持獨立自主辦好教會原則、堅持在憲法、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的範圍內看展宗教活動」。可以理解的是宗教政策主導一切宗教活動的「相適應」，一切皆在黨國的佈局中。

這一連串的宗教政策指導，延續了中國教會生存於「無神論—馬列共產思想世界」下。然而，卻也讓中國教會從1949年的「三自改革」到1954年「三自愛國」，到文革期間屈從於「政治運動」而關閉，到1979年改革開放後「相適應論」，中國教會其實也沒有真正脫離過「黨國政策」影響，整個神學發展都著重在「如何先生存下來，而後與馬克斯社會主義相調和的佈局」。

1986年丁光訓在第四屆全國基督教會議上提出「按三自原則努力建設新中國的教會」中，按三自原則辦教會是「原則」，但丁光訓主教希望理順「三自愛國會」與「教會」之間的關係。這一點當然是神學上的「重大分野」，因為強調「教會不是三自愛國組織下屬的單位」，於是在一番爭取下生成了中國教會分成「教會性」--教會與基協的任務，以及「社會性」--三自組織做為基督徒服務社會、教會的對口。這樣中國教會神學在改革開放後，有脫離政治神學，願意走回信仰機制來回應中國社會的發展。

這一脫離政治神學回歸正常教會性的作法，一直以來應該是丁主教努力的目標，這一點也是他功不可沒的地方。從改革開放以來，丁光訓以南京宗研所主任的身份參與了「統一戰線」、「相調和」的努力，使得中國教會從共產無神論中找著「有神」的合法地位。於是整個神學脈絡，可以看見的是共黨建國初年「唯愛主義的人道」進到「三自」的本土訴求，接著進入「鴉片論的翻身」、到「與社會主義相調和」的主軸，最後回到「辦好教會」的信仰精神，這一切都可在丁氏強調的四方面神學看見影子，也讓中國教會走入丁光訓時代。這四方面神學是：進程神學、德日進神學、解放神學與唯愛主義。

於是1998年《丁光訓文集》出版，更肯定了丁主教在中國教會神學發展的貢獻，也讓中國三自教會找著一條神學發展的軌跡。2006年三自兩會出版的《傳教運動與中國教會》，正式將丁氏理論，作為建構中國基督教神學發展的根基。在這個理論下，其中以「上帝是愛、宇宙基督論、救贖原恩論、進程神學、和諧神學」等提出「因愛而救贖、稱義」的普救原則。這使三自會神學反應更見容於無神論共產主義。

這樣的新中國神學發展努力所架構的「本土神學」，其實是「將基督教中國化」的考量：因為後丁光訓時代裡，金陵協和神學院院長陳澤民表示出「以中國人眼光」看中國教會，於是提出的新神學思索成了「中國人自己的神學」。在這套理論中，強調以中國人眼光詮釋神學，按著中國政、經、文、史的需求來發展教會，這使得教會神學從傳統「救贖性」的「信心」走入「道德與倫理性」的「愛心」，「因愛救贖」躍然揭櫫於三自教會，削弱聖經「因信稱義」教義。

陳澤民認為新中國神學建設所走的理念會更貼近中國社會主義，同時也會讓
基督教「名正言順」存在中國中。他表明，「神論」上著重於上帝的聖愛（agape）；「基督論」上突出宇宙的基督的思想，以基督之愛的寬廣取代基督救贖與否的狹隘；「聖靈論」裡，以萬面突出在宇宙中作為一種普世的孕育生命之「天」，強調聖靈的「撫育」功能；在「人論」上強調人具有上帝的形象的教義，所以人不至於「全然墮落」，仍然為神所愛；「基督徒生活方面」強調信心與行為一致，愛國愛教、榮神益人，因愛得贖；「末世論」上從前千禧年論正在謹慎地轉向後千禧年理念，強調社會與世界不會因罪惡而「永劫難復」。而所有這些變化都具有以基督教道德倫理文明與今天共產社會主義倫理與愛以及與中國文化「相適應」的特點。

事實上，中國三自教會的神學理論走的是「自由神學」，並無益於架構教會傳統神學，反而可能因「基督教中國化」的急促，變成了「新異端」，這一點是需要華人教會小心的。中國教會在廿一世紀的新中國神學運動已經開展了，正確的神學理論仍有待海外華人教會補強；當然更深刻地說，中國教會的「教會神學」，仍在傳統教義神學與新派自由神學的拔河中。中國教會如何架構出合乎中國教會與社會需要，又不失基督教義正統的神學理論，影響整個中國信仰，仍有待華人教會努力與參與。

代禱：
一、為中國教會架構教會神學能不屈服在「無神論中」代禱。
二、為中國教會神學真正為中土神學歸正努力代禱，使之不走入異端的可能。
三、為海外華人教會能讓中國教會神學建構可以更合乎教義性代禱。

（轉載自國度復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