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給台灣的情書

陳文成的死亡，
也是我的死亡。
我的命運，
在某種意義上，
和陳文成這個從未謀面的陌生人，
緊緊連在一起。

本文：

陳文成的死亡，也是我的死亡。他生命的結束，扼殺了我在臺灣的記者生涯。陳文成不用再夢想人生可能的奇遇，我卻再也無法拾起當年的新聞美夢。　　

1981年，年方31歲的陳文成，從美國衣錦返鄉，卻陳屍於臺大校園，遺體顯示曾經被狠狠拷打，導致五臟破碎，嚴重內出血，因此有強烈的他殺之嫌。當時我是美聯社駐臺記者，平時努力報導各種爭議性的新聞，對此案也猛追不遺餘力。沒想到卻惹禍上身，被迫調到海外，從此斷了臺灣夢。　

31歲時的遭遇，對陳文成和我，都是一種不可置信的大玩笑。不同的是，陳已不能夠再往回看，只能由關心人士代他申冤。我呢，雖然已經是慢慢被淡忘的人，但三不五時還是會踫到同情人士，要我憶當年。可是到現在，我還沒法完全搞懂，為什麼我會受到嚴重的處罰。

我常常開玩笑說，我是一字走天下。我用了 「autopsy」 這個字，報導陳文成被美國人驗屍，結果惹來橫禍，卻也間接成了這個字的啟蒙老師。28年之后，有些朋友依然引用此字，尋我開心。

1981年，真是好久以前的事，當年政治的封閉、言論的壟斷、異己的肅殺，已成昨天的夢魘。臺灣人誰也不想、也不會再過那種日子。年輕人也想像不出，他們的爸爸媽媽，曾經提心弔膽地過日子，怕說錯話，怕認識錯人，怕讀錯書，怕出現在錯的場合。陳文成若投胎，一定會覺得現在的日子，太好混了。他當年惹火當權者，只不過是因為在海外支持島內黨外的民主運動而已。他若還活著，一定會很羨慕現今海外異議人士的權利。　　　

陳文成案件，至今尚未偵破。因為此案而凝聚起來的動力，似乎可能會變成越滾越大的雪球，展現令人擔憂的爆發力。如何處理這個冤案，可能當局要好好思考。　　

而我哪？因陳案而被剝奪採訪權一年多期間，我整天提心吊膽地過日子，行動被監視、電話被監聽。天天到辦公室坐冷板凳。日日祈求早日恢復採訪權。被迫放逐海外後，轉了一大圈，自認積了一身本事，回到故鄉來，即使百般想回饋社會，卻發現風箏之線已斷，鴿子的翅膀已被剪，無法得其門而入。　

認命嗎？認輸嗎？也許早該如此。 因為報導陳文成的案件，我被當局制裁，莫名其妙地被上政治色彩，不想中獎也不行。直到現在，我還是揹著這個強加于我的色彩，行走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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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1981年9月22日，距陳文成博士被害82天。卡內基美隆大學的狄格魯教授和國際知名法醫魏契博士抵達台灣，隨即在台大醫學院法醫學方中民教授、清華大學沈君山教授、法醫楊日松，和兩位檢察官的陪同之下，前往第一殯儀館，對陳文成博士的遺體進行autopsy─驗屍。

當時任美聯社駐台記者的周清月Tina Chou女士，在報導中用了Autopsy 這個字，隨即於24日遭當時的新聞局長宋楚瑜吊銷採訪權。國民黨當局對周清月女士的迫害，包括親民黨對她的杯葛，一直持續到2003年。詳情請參閱基金會網站〈陳文成事件大事記─人物特寫─周清月〉欄。

魏契博士於1996年發表〈為民主而死─Death in the Cause of Democracy）（中譯／黃怡）。對於陳文成命案和來台驗屍的經過，有翔實的記錄。請參閱基金會網站〈真相在哪裡？〉欄。

林世煜
2009/7/2

延伸閱讀：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我的31歲〉接力串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