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等。
私心竊望的等。但不致於七上八下忐忑不安。五十好幾歲了，已懂得強求不會有。有，也少了趣味。
喔，等到阿草轉貼阿焜的回應。
圖說：吳松明 1997 木刻版畫 〈亭子腳〉
「為什麼是我？為什麼是我得這個病？其實為什麼是科學家最常問自己的話…」
「很多病人問為什麼的時候，通常不想知道科學，甚到忽略科學可以給予的答案…」
「醫師可能不一定能給予什麼治療，反而變成只是給病患或家屬，一個可以理解的說法的人…」
「你一定要知道為什麼…但我更想讓你知道…能問對的問題，才會有對的答案…」
可以在這裡看到阿焜：
「2006開卷好書獎得主-林正焜」。感謝阿焜說這些話。我放下手裡捏著的那幾張便條紙，拉近鍵盤開始寫。
我不太確定問對問題和得到答案之間的相關。但我知道不能給予什麼治療，只能提供一個「或許」可以理解的說法，常令我十分沮喪。
幾天前接到一位前輩來信：
「敬愛的各位先進和好朋友，
請教各位：
1. 不論喜歡或討厭阿扁，對現在進行式的「白色恐怖」罪行，我們應該採取什麼行動？
2. 面對國共聯手的強大專制獨裁勢力，如何培養與集結自由民主與人權正義的反抗力量？
3. 怎樣互相撫慰朋友們沮喪的心，鼓舞與重建我們的自信，樂觀攜手向前走？」
我和這位長輩極熟識，閉上眼就看得見他憂傷的臉。我老是躲來躲去避他。我覺得他也避我。我遠遠就能在他臉上看到一直掛著的「為什麼」，他也遠遠就感覺到，我反正沒有答案。我能夠提供一個「可以理解的說法」嗎？我能。很多人能。而且，可以理解的說法有很多套。
可是「說法」治不了憂傷的痛。
得到一個經得起同儕驗證的說法，算是科學家值得喜悅的成就。可惜在前輩面前，窮天下所有，能據以問對問題的理論與方法和洞見都只是mere words。答案呢，科學的答案是什麼？答案只有在他的痛得以卸下的那一剎那，才有意義。而且，已經痛得太久了，他不願再等。
所以我只能把眼矇起來，耳朵塞起來，低頭離開。所以還不想回到政治議題，去理會那些有本事把政治弄得這麼輕賤，令人厭惡，turn our dreams into shame的，令人唏噓的角色。也不想議論那些把政治弄得令人髮指，無恥兇殘已極，像阿草痛斥的，「大便就是大便」的大便。
翻看桌上的便條紙。「因為地球是圓的」，不，這是再隔一陣才想下筆的題目。「…成為值得書寫的對象…」前後的字跡糊掉了，說的是什麼意思呢…
是說我自己的遲緩吧。那一陣子老是分明的注意到自己的晚發，和資質的有限。特別是想起那些早慧的小友，個個像帶藝投胎、童顏嫩骨的老靈魂。而我直到研究所，才讀到所謂「鄉土小說」。
那是如假包換的驚嚇。竟然，我自小那麼熟習，俗擱大碗，滿地棄置沒有人彎腰去撿的現實事物，也可以「入書」。我踏過的、看過的、摸過的，原來也可以是「值得書寫的對象」。殿堂，不就應該座落在遙遠的地方嗎？書上寫倫敦、巴黎、紐約，或者香港，我的想像力可以隨之遨遊。可是如何想像一個在台北四樓公寓裡蹲下來聞長壽煙灰的福爾摩斯？白流蘇又要在哪勾引范柳原？有誰會傻到上獅頭山、關子嶺或仙公廟拜師學藝？小時候聽鄰居外省掛青年老大，扯些黃浦灘白相人的傳奇，說是能空手進爐子拿出燒紅的木炭，若無其事擱在腿上，把對手嚇得屁滾尿流磕頭如搗蒜。而我們貴寶地，端得出名號的，大約不出廖添丁和北港六尺四吧。
很難說那是否某種不可知的天啟。我卻又很真實的記得，讀第一本以台北為背景的小說，書裡過氣的外省權貴不是我熟習的角色，但台北我多少知道。初次接觸，驚嚇於台北竟也可以入書的暈眩之後，心裡竟浮現某種釋然。原來這樣也可以。我的想像力也可以有所本的，隨著情節在巷弄裡穿梭遊走，令我感到一顆心落了地。原來可以這樣。那些港邊的妓女、賣魚的婆婆、牛車、廟埕、吹鼓吹、嚼檳榔、玉蘭花和哭調仔…原來，我，可以書寫、被書寫；我的地方，是一直都有事發生的地方。我不是nobody，這兒也不是no where。
之前，我一直都只是個不以為異的旁觀者，還帶著不以為意的漠然。沒想過什麼是主體性，不曾生來帶著「主人的派頭」。這得花好長好長的時間才學得來，而且不確定學得有模有樣。
夏日長晝悠然，那張時日已久字跡模糊的紙條可以扔了。但我還是不想寫前些天被要求的大題目。如果我只能給個頭頭是道的說法，那又如何…
對了，銘城兄回應阿草的大作，寄來
葉伶芳的往事尋覓一文，的確相互輝映。
林世煜
2009/6/13
